第11章 论劳动分工及分配(10)
相反，如果法律完全禁止利息，也难有所成效。需要借入资金的人总是很多；而借出人对于资金的出借，必然以一定的报酬为目的或条件，并且，借出人在这个过程中担负着回避法律的禁令的危险，从而也要求得到一定数量的补偿。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些国家利息率之所以很高，多半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律禁止利息，贷出资金难于收回，而并不是贫穷导致的。
在普通利润率中，除了足够补偿投资容易遭受到的意外损失的一部分，还应剩余一部分，那就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普通利润率的最低标准就是这两部分的总和。普通总利润当然也是如此。它除了包含这种剩余，还包含为补偿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能支付的利息，就与这剩余部分的纯利润成正比关系。
不管借出人在借出资金时如何谨慎，遭受损失的意外情况仍有可能发生。因此，同上述最低的普通利润率一样，除了补偿贷借容易遭到的意外损失外，还应剩余一部分。如无剩余，那么借出者借出资金的动机就与金钱无任何关系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和用于各种行业经营的资本都已达到最大限度，那么，这个国家的普通纯利润率就会很低。这也就说明，除了特别富有的人外，绝大多数人都无法依靠货币利息来生活，中小资产者也不得不自行监督自己资本的用途。几乎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实业家，从事某种行业。荷兰的现状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在那里，如果不是实业家，就会落伍于时代。人们都习以为常地经营着某一种行业，这甚至已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如果有人不遵守，就会像穿上与众不同的另类服饰一样，成为别人的笑料。
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在大部分商品价格中占去应当归作地租那一部分的全部以后，仅剩足够支付商品生产及上市所需的劳动的最低工资，仅够维持生存的工资。在劳动者从事工作时，总得设法养活他们，但地主未必都要给付。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孟加拉经营商业的利润，就与这最高率相当。
当利润发生变动时，市场利息率对普通纯利润率所应有的比例必然随之变动。在英国人看来，两倍于利息的利润才算是合理的利润，这种合理的利润，就是普通利润。在普通纯利润率为8%或10%的国家，借用资金来经营业务的人，将所得利润的一半作为利息，也许是合理的。资本由借用人担负风险，他像是在给出借人保险；在大部分行业，4%或5%，既可作为这种保险所冒风险的足够补偿，亦可作为不辞辛苦运用这笔资本的足够报酬。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普通利润率过低或过高，上述这种利息与纯利润的比例就不可能存在。利润率过低，无法将利润的一半作为利息；利润率过高，便可将一半以上的利润作为利息。
繁荣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较高的劳动工资，可在商品价格上以较低的利润来弥补。这样，他们就能与繁荣程度较低而劳动工资较低的邻国，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
其实，工资提高导致商品价格上浮的程度，要比利润率提高带来的影响小得多。例如，麻布制造厂各工种劳动者，如梳麻工、纺工、织工等的工资，如果每人每天提高2便士，那么一匹麻布的价格所增高的数额，必然等于生产这一匹麻布所雇用的劳动者数量，乘以他们生产这一匹麻布的工作日数，再乘以2便士。商品价格中归于工资的那一部分，在所有制造阶段，按算术级数逐次增加。但雇用这些工人的所有雇主的利润，如果都提高5%，那么，商品价格中归于利润的那一部分，在所有制造阶段，就是按几何级数逐次增加。这两种价格的上升幅度是有显著差别的。
总之，工资提高对商品价格上浮的作用，就如同单利对债额累计的作用；而利润率提高的作用，却像复利一样，利上加利。英国商人和制造者，对高工资提升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不利影响，总是满腹牢骚；但对于高利润的后果，他们却保持沉默。因自己得利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他们避而不谈；对他人得利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他们就会表示出强烈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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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马尔萨斯与人口理论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3），出生于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丹尼尔是哲学家、怀疑论者大卫·休谟和让·雅克·卢梭的朋友。马尔萨斯年幼时在家接受教育，直到1784年被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录取。他在那里学习了许多课程，并且在辩论、拉丁文和希腊文课程中获奖。他的主修科目是数学。1791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并且在两年后当选为耶稣学院院士。1797年他被按立为圣公会的乡村牧师。
马尔萨斯于1804年结婚，并且养育了三个孩子。1805年他成为英国第一位（或许是世界上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执教于东印度公司学院。他的学生亲切地称呼他为“人口”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思想很大程度是受他的父亲及其朋友们（如卢梭）的乐观思想的影响。他的一些文章也是对孔赛伯爵的回应。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学原理》中，马尔萨斯作出一个著名的预言：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
人口学原理的基本思想是：如没有限制，人口是呈指数速率（即：2，4，8，16，32，64，128等）增长，而食物供应呈线性速率（即：1，2，3，4，5，6，7等）增长。注意：马尔萨斯使用的相对应术语是几何和算术。
只有自然原因（事故和衰老），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道德限制和罪恶（马尔萨斯所指包括杀婴、谋杀、节育和同性恋）能够限制人口的过度增长。
马尔萨斯倾向于用道德限制（包括晚婚和禁欲）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萨斯建议只对劳动群众和贫困阶级采取这样的措施。那么根据他的理论，较低的社会阶层对于社会弊病要承担较大的责任。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推动立法手段使英国的穷人生存状况更为恶化，但也减缓了贫困人口的增长。
马尔萨斯自己注意到许多人误用他的理论，痛苦地阐明他没有仅仅预测未来的大灾难。他辩解道：“……周期性灾难持续存在的原因自人类有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目前仍然存在，并且将来会继续存在，除非我们大自然的物理结构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因此，马尔萨斯认为他的《人口学原理》是对人类过去和目前状况的解释，以及对我们未来的预测。
此外，许多人辩驳道，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人类有能力增加食物供应。关于这个论题，马尔萨斯写道：“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主要特性是人的生存能力，和具有大量增加生存手段的能力。”
马尔萨斯的《1798论文》表达了以下8个主要观点：
人口数量严重受限于生存手段；
当生存手段增加后，人口也相应增加；
人口压力刺激生产增长；
生产增长反过来也刺激人口增长；
从长远来看，生产增长不能与人口的增长潜力保持同步，人口数量与供养能力之间必将出现巨大裂痕；
性、劳动和子女等影响人口和生产力的诸多因素受个人的收支情况所影响；
当人口增长超过供养能力时，正面的抑制因素会发挥作用；
这些抑制因素的本质将对生物社会系统的其他部分产生影响。
在东印度公司学院，马尔萨斯延伸出一套需求供应失衡理论，他称之为过剩。在当时这被看作荒唐的理论，却是后来有关大萧条的一系列经济理论的先驱，他的崇拜者、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这个思想引入了著作。
以往高出生率被认为有利于经济，因为会提供更多的劳力。然而，马尔萨斯却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出生率，并且说服了大多数经济学家：即使高出生率可以增加总生产量，但它更趋于降低人均生产量。马尔萨斯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他的崇拜者包括知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等人。
关于他的理论的一个最知名的门徒，是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19世纪30年代，马尔萨斯的著作强烈地影响了辉格党人，他们改变了托利党的家长式作风，于1834年引入了《坏法修正法案》。
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关注也帮助了英国全国人口普查的实施。1801年，政府官员约翰·李克曼主导了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门徒，还包括知名的神创论者、自然神学家威廉·佩里大主教，他于1802年发表了《自然神论》。他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原理证明了神的存在。
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尔萨斯自己反对节育，他的著作却强烈地影响了弗朗西斯·普勒斯，后者发动了极端马尔萨斯主义运动以推动节育。普勒斯于1822年发表了论文《人口学原理的证明》。
马尔萨斯理论对现代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和阿尔佛雷德·华莱士产生了关键影响。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一书中说，他的理论是马尔萨斯理论在没有人类智力干预的一个领域里的应用。达尔文终生都是马尔萨斯的崇拜者，称他为“伟大的哲学家”。华莱士称马尔萨斯的著作是“我所阅读过的最重要的书”，并把他和达尔文通过学习马尔萨斯理论，各自独立地发展出进化论，称作“最有趣的巧合”。
进化论学家们普遍认可马尔萨斯无意中对进化论做出了许多贡献。马尔萨斯对于人口问题的思考是现代进化理论的基础。马尔萨斯强化了对“有限增长”条件下“生存挣扎”的观察。由于马尔萨斯理论，达尔文认识到了生存竞争不仅发生在物种之间，而且也在同一物种内部进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起人、进化论学者和人道主义者于连·赫胥黎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进化论的人道主义》中描述了“拥挤的世界”，呼吁制订“世界人口政策”。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关于地球能容纳多少人的辩论即起源于马尔萨斯。
时至今日，马尔萨斯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举一个例子，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发表了许多有关人口控制的文章，反映出的观点就来自马尔萨斯的观点。
马尔萨斯被视为现代人口学的奠基人。马尔萨斯宣称他的人口学原理不仅是对人类，而且是对所有物种都普遍适用的自然法。现在也可以证明，没有一种东西会以固定速率呈指数方式增长。
马尔萨斯关于食物供应的算术模型遭到普遍拒绝，因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食物供应与人口增长保持了同步。
工资与利润
通常情况下，将劳动和资本投入各行各业所带来的利弊，在相同的地方几乎都一样。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倘若某一行业明显比其他行业更为有利或不利，那么，人们就会趋利避害，都想从事比较有利的行业，如此，这一行业必定人满为患，不久便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因此，只要所处社会是自由社会，人们就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职业，也可以随时改变，这样，投入各行各业的劳动和资本的报酬就会基本相同。
事实上，欧洲各地的工资及货币利润，并不像我前面所表述的那样基本一致，而是随着劳动和资本用途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区别。概括而言，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各种职业本身性质的不同；其二，欧洲各国并没有得到完全自由的发展。对于这两种原因，我将在以下两节分别予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