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战败：日本外交战略转型的国内政治根源

本书从丝路地缘环境切入，对丝路绿洲地带、丝路草原地带、丝路海陆交会地带等三个不同区域展开深入研究，旨在梳理丝路不同地带的商路或古道、驿站或古都等的地缘环境变迁的内涵、方式，分析丝路不同地带间经贸往来与人文交流的规律、特征，以及廓清中国西部周边地区间在辟路交往、靠路发展、借路繁荣的文明成长中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经验与教训等，为建设中国西部周边地区“丝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在菲马科斯政府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经过“M”型的起伏变化，两国在越战、军事基地谈判、同盟条约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矛盾分歧。美国采用承诺或削减安全义务、援助奖励与援助制裁、政治渗透等同盟管理手段，迫使菲马科斯政府履行同盟义务，成功主导同盟关系。菲政府在同盟关系中更多扮演追随者和搭便车者角色，陷入“被牵连”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同时，菲政府也并非毫无作为，其采用同盟反制手段，共同推动同盟关系的发展变化。

本书为《漫漫朝天路——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研究（登州卷）》的续篇，在整体爬梳近三十种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文献的基础之上，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出发，结合文献考证、田野调查、采访各地文史研究者和普通民众等多种手段，重构了明末朝鲜使臣的使行路径（山东莱州府段），较为全面、如实地再现了明末朝鲜使臣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空间。

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基础是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文化，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等，既是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客观需要。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更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文明交流互鉴则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文基础与重要环节。

2017年中国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是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是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五国首脑厦门会议。中国周边外交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带一路”进入了初见成效的深入拓展的新阶段。本学刊收入15篇学术论文及3篇会议综述，将展现我们对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总结性研究以及对于中国周边局势的观察、评估与展望，敬请读者关注和指正。

明代是中越邦交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明太祖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主导，有等级的、和谐的邦交秩序。然而，作为体系内的重要成员，越南在邦交理念、维护边境秩序、处理邻邦关系等方面，与明朝存在更大的认知差异，双方摩擦不断。明朝在处理与越南的危机时，曾经采取军事占领或军事胁迫的方式，但更多的事件能在宗藩体制下以务实灵活的方式妥善解决，使双方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明代中越关系因其内涵丰富，处理危机方式多样，成为研

本书在当前全球化、地区化、跨学科的背景下，主要突出国际问题学科定位，使地区研究成为联结国别和全球问题研究的重要层面和节点，地域无问东西南北，理论和方法兼收并蓄，以“新地区研究”引领地区研究风气之先。本书依托云南大学特色鲜明的中国西南面向的地区和国别研究力量，同时这一研究面向的东南亚南亚正是中国周边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经略的重点地区，其大量主题既具有显著的地区特性，也具有普遍的全球性意义。

2001年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6国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永久性政府间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对内遵循“上海精神”，对外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开放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有两个常设机构，分别是设于北京的秘书处和设于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本书系统介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历史沿革、基本情况、行动领域、前景和展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