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7年第2辑/总第6辑）

本书在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中日关系的演进发展，既重视冷战格局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又观照中日两国的现实诉求，认为中日两国蕴含着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全书对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重要经验做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提出的“以民促官”和“求同存异”做了系统探讨，认为它引领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求同存异”体现了中国在对待中日双边关系重大问题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以及战略眼光和敏锐的洞察力

近年来，中欧关系受到了广泛关注。这无疑首先与欧洲自身的变化有关。欧洲还重要吗？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欧洲地位和影响力的持续讨论。其次，欧盟对华认知和定位发生变化，中国被看作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者，以及所谓制度性对手。这一多重定位将如何影响中欧关系的发展？最后，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欧洲的对华政策是随美起舞还是与美国拉开距离成为世界关注

本书整体爬梳了三十余种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文献。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出发，结合文献考证、田野调查等多种手段，重构了明末朝鲜使臣的使行路径（山东登州府段），全面、如实地再现了明末朝鲜使臣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空间。

道义现实主义是由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把关注点放在决策者层面，以大国的“领导”（包括国际领导、政治领导、领导力等）为核心变量解释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的变化，挑战了传统现实主义对物质力量的过度强调。本书针对《大国领导力》出版后中外国际关系理论界有关道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专门邀请了八位国内外学者，围绕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国际领导”展开

在民国外交史上，“英美派”外交官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本书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1931～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视野里，考察这个群体产生的内外环境，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及其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揭示“英美派”外交官主要代表人物之间及其与国民党高层政治之关系，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为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明代是中越邦交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明太祖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王朝为主导，有等级的、和谐的邦交秩序。然而，作为体系内的重要成员，越南在邦交理念、维护边境秩序、处理邻邦关系等方面，与明朝存在更大的认知差异，双方摩擦不断。明朝在处理与越南的危机时，曾经采取军事占领或军事胁迫的方式，但更多的事件能在宗藩体制下以务实灵活的方式妥善解决，使双方关系得以持续发展。明代中越关系因其内涵丰富，处理危机方式多样，成为研

中国倡导的文明交流互鉴基础是中华文明中的和合文化，超越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等，既是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道义担当，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客观需要。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更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文明交流互鉴则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人文基础与重要环节。

中印关系是中国外交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中国实现周边战略、维护西南战略方向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跌宕起伏，既受到快速变化的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影响，也受到双边关系结构性问题的制约，如何认识中印关系的性质、结构和内容，始终是中国南亚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作者从事南亚地区外交工作及涉印研究近20年，本书即作者对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演变及中国对印政策的

本书对“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全书内容由三大板块构成：一是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般性理论探讨及框架建构；二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战略环境研究，包括澜湄区域合作的历史基础、动力机制、现实条件、推进障碍及他方行为体对“一带一路”倡议、澜湄合作和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认知等内容；三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