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言 非常时期暴露的家庭真相
震灾后的百态
2011年3月11日，那股前所未有的强烈晃动到来时我正在东京原宿上班，便与预约了三点咨询的客户及同事一同前往大楼前方的山手线沿线小公园避难。后来，我读了许多人对“那个瞬间”的记录，“有生以来头一次遇到这么强烈的摇晃，以为自己要死了”，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后来又发生了好几次余震，我先后三次前往公园避难。
公园里的榉树和樱树无风自摇，电线和脚下的地面都在剧烈晃动。明治大道旁的高楼大厦宛如狂风中的细枝左右摇摆。当时我像晕船一般，强忍着不适，拼命观察四周的情况，试图帮助自己稳定住脚下的位置。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妙，这次的震级是以往都没有的，只能蜷缩在公园里。
那时，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周围有很多人竟如此让人安心。同时我也深刻地意识到，虽然平时看不见彼此，但是在我周围的办公楼里，每天都有这么多的年轻男女在工作。当时感受到的，与其说是灾害带来的同病相怜的团结感，而更像是大家聚集在公园里紧挨着彼此带来的安全感。
原宿高楼的缝隙里还有一间小小的民居，住在里面的八十多岁老太太也出来避难了。老太太始终保持着冷静，望着公园里的人群，口中喃喃道：“有这么多年轻的小伙子在，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对于接下来的那一个星期，我的记忆至今都模糊不清。根据日程本上的记录，我第二天就恢复了工作，还组织了集体咨询，但我还是觉得那段时间像一场梦。不，准确来说不是梦，而是缺乏现实感，只能回忆起一些碎片。我待在自家的起居室里，茫然地盯着电视上的海啸画面，仿佛一具毫无防备的空壳，只能任凭刺激注入。
而且，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知道还有很多稿子尚待完成，可真正坐在电脑前，我的手指却敲不动键盘了。甚至，我脑中也一片空白。我只能枯坐在书房的椅子上，连打开电脑的心力都没有。
每逢大灾，万万不能无限制地通过新闻报道收集信息。这是应对灾害压力的一大原则。因为知晓这个道理，我主动去DVD店租了几部电影碟片，看完了再去租些新的，数不清究竟看了多少。租的都是动作片和科幻片，加起来至少有五部。奇怪的是，那些电影的名字我现在一个都想不起来。我只记得看完了觉得还不错，但影片里的人物就像是无脸的人偶，没在我脑中留下任何印记。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空荡无人的大街和拥挤的租碟店。收银台前排队的人们，脸上都写着一样的紧迫。
“3·11”带来了什么
咨询工作占据了我日常生活的一大半，工作地点就在会集了全国各地年轻人的原宿。
原宿的街道顺着竹下大道、表参道、里原宿向四面八方延伸，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挤满了人。但是大地震之后，原宿街头的年轻人消失了。空荡荡的表参道上一辆车都没有。平时挤满年轻人的衣饰店里也看不见一个人影。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福岛核电站应该已经发生了堆芯熔毁，而在空无一人的表参道上，眼前的天空仍是湛蓝色。
政府发布了计划停电的通知，电车的班次也被削减，上班族的通勤压力骤增。有的同事甚至要换乘好几次才能过来上班。
部分客户也因担心自己到不了原宿或是赶不上回家的电车，打来电话取消预约。当然也有准时前来的客户，但新的预约却彻底没了。作为靠客户维持的咨询机构，如果没有新客户，经营状况就会持续恶化。这种情况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回到震灾前的状态吗？日本经济会不会加速衰退，以致大家都无法承担得起心理咨询的费用？看着空空的预约表，我甚是不安。
与此同时，核电站的不稳定情况、不断增加的死亡和失踪人数、迟迟无法恢复正常的电力供应给我和员工都增添了无尽的压力。那段时间，我们吃着与往常一样的手工便当，在沉默中咀嚼着彼此的沉重心情。
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零工合力制作的便当售价仅有六百五十日元，却十分精致，有五种口味清淡的配菜。地震发生后，这家品质丝毫没有下降的便当，成了我们仅有的慰藉。身处如同戒严的原宿空城，他们却依旧雷打不动制作着这些温暖的便当，其意义何等重大，如同美丽的里亚式海岸风景已化为废墟，梅花却仍如往年那般夺目。
我告诉自己，身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一定要保持与“3·11”之前完全一样的状态。要忘掉那场巨大的灾害，为前来咨询的客户提供同等质量的服务。这是专业人士最起码的职业素养。
然而，我依旧写不出稿子。每天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吃过晚饭、收拾完屋子再坐到电脑前已经快十一点了。生活节奏相比以前并无改变，可我就是写不出来东西。我一直严格践行着即使摔倒了也不能白摔的人生信条，但是在那段时间，我只能盯着网上的各种画面，脑子里千头万绪，怎么也理不清。
究竟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在这种时候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明明想把这百年，不，千年一遇的巨大灾害体验记录下来，但不知为何，千回百转的心情始终无法转化成语言。
灾害发生时，脚下的大地摇晃得很厉害。莫非那时的摇晃使我丢失了什么东西？今天就像昨天一样存在着，明天和下周也同样存在着。曾经无比坚实的地面之下，一直埋藏着让人深信不疑的信念。可是，液化的地底喷射出了一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此刻的我们？这台电脑的电源、房间的照明，还有带我前往工作地点的准点电车、让人放心饮用的水、可以尽情深呼吸的空气……这些过去被我视作理所当然的东西，好像都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充斥媒体的信息
有些事情只有过了一段时间才能形诸笔墨。“3·11”过去的第三个月，我总算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我决定总结出几条当时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理由。
第一，灾害发生后，许多媒体人和文字工作者都有过同样的困惑：看到电视上的画面，看到房屋和汽车像树叶一般被海啸吞没的光景，面对那绝对压倒性的现实，自己所写的东西，所要表达的东西，究竟有何意义？
在海啸中，有的人瞬间丢掉了性命，有的人活了下来。在东京这边，人们的基本生活勉强能得到保障，而在受灾地区，很多人得不到那样的保障，这并非命运，也不是事故，人们是被巨大的偶然性所压倒的，毫无还手之力。书写和表达并非朝向真空。如果没有受众，没有需要那些书写和表达的人，至少对我而言，要完成记录是不可能的。人们也许不再需要我写下的文字，何况我还不受控制地坚持认为，文字的力量在海啸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还有一个原因。在那之前，我关注的一直都是家庭问题，尤其是亲子、母女的关系。但是震灾发生后，笼罩在媒体和大街小巷的气氛让我明显感受到，现在并不适合谈论那些。对我而言，那无异于一场强劲的逆风，在那种时候谈论“母亲过于强势”，无异于用轻飘飘的文字去对抗整个日本的大江大河。
普通的商业广告自动隐身，电视上转而播起了民间自发制作的公益广告。“我们始终站在一起。”“向孩子伸出援手。”和这些口号一起的，是屏幕上大人牵起孩子小手的画面。
那恐怕是最能凸显“家庭是抚慰人心的最后港湾”这种刻板印象的广告了。在凄惨的海啸灾害视频的间隙，那些广告被反复播放了无数次，给日本广大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实质性的影响。
地震之后，家的羁绊被重提，家庭的重要性得到重新强调。现在正是家人团结一心的时刻。遇到灾难时最能依靠的就是家人。最后的港湾也是家。
这样的说法被数不清的人欣然接受。他们越对此深信不疑，我以前所写的文字就越容易被嗤之以鼻。
妻子呆然注视着被海啸吞没的丈夫的遗体。确认一家人都平安无事后含泪抱紧妻子的男人。看着电视上那些受灾人民的画面，连我也忍不住流下眼泪。我甚至想：“也许每一家的关系都是这么美好呢。”
除此之外，当时的日本还充斥着以前从未有过的话语。“日本一心”“我们都是一家人”“重视羁绊”“日本加油！”“日本是强大的国家”……这些口号接连不断地通过足球运动员和艺人之口，传到日本各个角落。
YouTube上还能看到更加直接且长篇的信息。一位日本著名的演技派演员含着泪说：“我认为，日本这个国家是真正的天选之国。”这段视频让我甚为震惊。其实我明白那个人为何会那么说。在得知福岛核电站的严重事态之后，我也跟纷纷涌去成田和羽田机场逃离日本的人们一样，脑中闪过要逃跑的冲动。老实说，要不是“只要天皇还住在皇居，那就应该没事”的理智尚存，当时我很可能会按捺不住冲动。平时并不尊崇天皇的我，脑海里竟冒出了这样的想法，实在是不可思议。正因为这样，我才能理解那位艺人哭着说日本是“天选之国”的心情。
而且仔细比较就会发现，这类话语在战争时期的报道中也十分常见。枝野官房长官在就福岛核电站问题定期召开的记者见面会上说：“（核泄漏）并不会立刻对人体产生影响。”这句话与坚决不承认日本军处于劣势的大本营[1]发言何其相似。
攀比不幸
后来，我终于拾起了这本书的撰写工作。中途搁置了将近三个月。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东西也在发生变化。东京的照明虽然变暗了，表面上却已经恢复了生机，新宿歌舞伎町一带到了晚上十一点依旧人头攒动。而原宿街头成双成对的年轻人也开始重新出现，只是热闹程度不及从前。仿佛一切都在自然而然地治愈。尽管震灾的影响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街头巷尾已经呈现出了日常生活复苏的迹象。
最重要的还是我与客户的关系。
从前带着各种问题前来咨询的客户本人及其家庭，在震灾过后迎来了暂时性的事态好转。
“每次看到灾区的惨状，我就觉得不应该纠结于这种小问题。”
“看了电视上的报道我就忍不住想，虽然我人微言轻，是否也能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呢？”
这是这类客户的典型发言。因为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其实很微不足道，总是闭门不出的人开始走出家门，连进食障碍的症状都减轻了。
将个人的不幸与受灾群众的不幸进行比较，认为自己的问题不算什么，还是再忍忍好了，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许多接受咨询的人通常会说：“我用这些小问题来浪费咨询师的时间，真的好吗？”“像我这样的遭遇，真的能算家暴吗？”这些都是同样的思维逻辑。
其实不幸是一种极其个人的、主观性的感受。我们可以试着用疼痛来代替不幸这种表述。若将小指尖的疼痛、术后的疼痛、拔智齿的疼痛放在一起比较，小指尖的疼痛显得不值一提，也因此更容易被轻视。将普通的疼痛与难以忍受的疼痛进行比较和排序的行为，通常发生在当事人试图否定自己的疼痛，不把它当回事的情况下。这不就相当于在忽视，甚至否定作为疼痛主体的个人吗？
尽管如此，地震之后，社会上依旧充斥着数不清的攀比不幸的行为，若有人在这时公开表示“我好痛苦，我好像抑郁了”就会遭到人们的厉声指责。对于不幸和疼痛的表达，全部都要拿来和受灾人群进行比较，否则便不会为人们所接受。网络上更是充斥着堪称恶意，甚至是明显带有霸凌色彩的批判。那些并非受灾人群的人叫嚣着：“你怎么不替受灾群众考虑考虑？”“你竟敢如此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种行为再进一步，就会演变成“这种时候你竟然还去吃喝玩乐”“都这时候了还好意思逛街”。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自我约束。
每次看到人们这样攀比不幸，我都会心生厌恶。但不得不承认，真的有客户通过攀比不幸否定了自己的状态，从而振作精神，走上了康复之路。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人，也在灾后表现出了短暂的恢复。震前因抑郁而闭门不出的客户，震后像变了个人似的格外活跃，开始去鼓励（自认为）比自己不幸的人，给他们加油打气。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向他人伸出援手的助人行为，但是深究其心理，其实存在着某种优越感。在重大的不幸发生之后，自己的立场有了相对的优势，这种地位和力量的落差让本人有了更大的能量。
这也是母女之间经常出现的现象。比如母亲会一边照顾女儿一边说：“没有了妈妈，你就什么都做不了。”然后自己变得越来越有精神。这种行为实质上就是以帮助为名支援弱者，同时利用弱者的弱势给自己赋能。
原本因为抑郁而闭门不出的人，灾后每天都去参加志愿者活动，给受灾地区分配物资；原本酒精严重成瘾的人不再喝酒，每周末还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帮助清理淤泥。这些人的行动都充满了活力，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让人惊叹。类似这种以震灾为契机走向好转的案例，我见过不少。
客户在震灾之后表现出的两种变化类型，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拿自己跟受灾人群进行比较，或是自责或是找到自信，后者则通过帮助他人获取能量，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利用他人的悲剧修复自我。当然，我不能批判这种行为。无论动机如何，心理咨询最看重的还是效果。
但我要再次强调，疼痛、痛苦和不幸是对本人而言避之唯恐不及的“主观”感受，是无法拿来与他人进行比较的。那只是基于“疼痛”与“不幸”这些通用词汇产生的自身感受能与他人分享甚至比较的错觉。从心理咨询的经验而言，疼痛和不幸关乎个人的尊严，是对个体的尊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结构的一部分。因为一旦进行比较，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就成了更弱的弱者，自己则成了相对的强者，这样，在面对比自己更不幸的人时，人们要么会忍不住否定甚至怪罪自己，要么会产生我比这个人更强的优越感。此时，不幸的比较（主观的比较）就会发展成自责、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或者得到赋能，而在这赋能中附带的是权力。
至少，我在这次的地震中没有与他人攀比不幸。我从未产生过“跟受灾的人相比……”这种想法。不对，应该说我一直在努力不去这样想。很遗憾地说，发生严重灾害时经常出现的令人感动的故事，只要仔细一想便知，那种感动其实正源自不幸的攀比。
非常时期暴露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以这次地震为契机，从中获得力量慢慢恢复过来。有的人反倒会因为地震使得原本就有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从数量上说，后者应该更多。本书要讨论的主题——母女关系，在震灾之后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变得更糟糕了。我想，家暴和虐待的问题应该也类似。
某位评论家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基本不能期待这次地震能够带来什么新的改变。反倒应该担心此前已经存在的问题和潜伏在表象之下的问题会暴露出来。”我非常认同这句话。而之所以能够再次就母女关系展开研究，是因为我在心理咨询的一线从业见闻也再次印证了这点。
住在三陆海岸某市的A女士（三十五岁）乘坐终于恢复通行的东北新干线来到东京，向我讲述了她的情况。
她自幼就被生母虐待，缺衣少食，生病了也无人带她就医。她的父亲年轻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美男子，但因为家境贫寒，只能靠打鱼为生，后来跟母亲相亲结婚，基本算是入赘。
母亲家的杂货店是明治时期开业的老店，经营范围十分广，店里也售卖探亲访友的礼品。她父亲手上没有多少经营权限，家业基本是外祖父母和母亲在操持。
父亲对此心生不满，整日流连在渔业城镇特有的餐饮一条街，用出轨发泄心中的愤懑。平日里，父亲虽然没对母亲施以身体上的暴力，但是态度十分恶劣，两口子争吵不休。她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生，又一直遭受母亲的虐待，再加上几年后家里添了个弟弟，母亲对弟弟十分溺爱，一双儿女在家中的待遇可谓天上地下。也正因如此，弟弟从小就瞧不起姐姐，爱用东西丢她，上小学后甚至开始对她动手。
有一天，外面气温接近四十摄氏度，她请病假在家休息，碰到了正巧上门的外祖父。外祖父见状立刻把她带去医院看医生。外祖父其实早已察觉自己的女儿对外孙女很不好，那次意外让他意识到这种“不好”已经危及了外孙女的生命，这才决定把她带回家由他和妻子抚养。
A女士远离亲生父母，一直在外祖父母身边待到初中毕业。后来外祖父母先后去世，她不得不再次回到父母家。
弟弟的暴力和母亲的咒骂卷土重来，就连她的父亲，每次在妻子痛骂他的出轨行为时，也会把大女儿推出去当挡箭牌……所有怒火都对准她一人。母亲总是说：“家里的所有问题和不幸都是因为你。”而父亲和弟弟对此不置一词。
上了高中，因为她成绩优秀，弟弟心生嫉妒，经常剪破她的校服、折断她的铅笔。后来同学也开始霸凌她，她开始厌学。
慢慢地，她就成了家里的透明人，每天蜷缩在角落里毫无存在感，一直到三十岁。弟弟考上大学后，她也离开父母家，终于不用再遭受那些暴力了。母亲说她没工作会给家里丢脸，于是安排A女士在自家公司当了个小职员，每月领着微薄的薪水。她唯一的乐趣就是坐在用外祖父母留下的钱买的电脑前，在网络世界里畅游。她在网上注册了开放浏览的博客，不时会在上面发表一些诗歌。唯有在那个被密码保护的世界里，她才是自由的。弟弟大学毕业后回家继承了家业。也许是因为和母亲之间的纽带过于牢固，他至今都没有结婚。
“3·11”地震和海啸来袭时，家中的钢筋混凝土店铺虽然被大水淹没，但是没有被冲垮。只是，当时开车外出的父亲被海啸吞没了。
他们始终没能找到父亲的遗体，只能搬到店铺的最顶层开始了三人的同居生活。那个房间只有不足二十平方米。大水一直淹到了店铺二层，留下一屋子淤泥，下面的一二层根本无法使用。这种情况下，每天去供水车那里排队领水、领救济食物的工作都落到了A女士头上。不过对她来说，电脑已经被大水冲走，这些工作反而成了唯一的救赎。
“医生，那些受灾的家庭中其实充满了暴力。”
她跟以前一样，说话声还是又细又小。
三人挤在一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情景堪比地狱。弟弟动辄对她拳打脚踢，为了不让别人发现，专门扯她头发踢她大腿。在通电之前，他们连电视都看不了，又因为觉得外面治安不好，家里规定天黑以后不能出门，母亲每天就在家里不停地吃店里剩下的零食，弟弟则像以前一样对着她大喊大叫：“一切都是你的错。”领取救济物资是她唯一的外出机会。
女人们站在长长的队列中，最常谈论的话题就是丈夫的暴力和婆母的苛待。唯有在排队时，她们才能从封闭的家庭中得到短暂的解放。每次A女士双手拎着沉重的水桶，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那个牢狱一般的小房间时，内心都会忍不住想，海啸怎么不把一切都卷走呢？
还有一位B女士（四十一岁），是外资药企的职员。
她在公司里担任中层管理职务，因为业绩出色，上级很器重她，每年还会派她去总部出差好几次。今年2月，她在东京市区买下一套两居公寓，刚要全身心投入事业，地震就来了。她的老家，正在福岛核电站方圆三十公里内。
四年前，曾是研究员的父亲病死，彼时家中只有母亲一人。3月12日早晨，B女士终于联系到了母亲，确认双方都平安无事。但是后来又传来了核电站泄漏的消息，B女士打了好几次电话，母亲的手机和家里的座机都无人应答。
两天后的晚上十点多，母亲突然背着大包小包出现在了B女士的公寓前。原来她当天得知核电站发生事故后，立刻拉着邻居，五个人乘坐两辆车，大包小包地来到了东京。
B女士从初中开始就一直被母亲操控着升学志愿，最后忍无可忍，产生了远离老家的想法。母亲一直希望女儿能考取国家认定的资格证书，成为一名“独立女性”。后来，B以优异的成绩从当地高中毕业，遵照母亲的意愿考上了东京的一所理科大学。入学之后，她就不怎么回老家了，自以为已经成功摆脱了母亲的控制，但在她决心成为一名药学研究员时，还是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
母亲以父亲为例，坚持认为研究岗位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而且收入极低。相反，外国投资的私企肯定更自由，为研究付出的劳动也能得到合理的报酬。深知母亲始终不满于父亲职业的B女士，再次遵从母亲的意愿，进了现在的公司。
自从母亲学会用手机发信息，每天都会联系她。如果母亲打电话，她还可以用录音留言来回避，但打电话变成发信息之后，她陷入了母亲随时都会干涉自己生活的恐惧，甚至冲动之下险些将母亲加入黑名单。
在三十五岁之前，母亲一直用迂回的方式催她结婚。什么独立女性也得有个孩子，否则人生就不完整；妈妈也不想催你，但婚还是要结的；等等。
近几年的催婚频率虽然有所降低，但取而代之的是母亲对自己健康的不安，明里暗里强调女儿将来要给自己养老。比如成天说自己血糖太高，有动脉硬化的风险，要是一个人住，病倒了可如何是好……至于母亲的儿子，她的弟弟，则在神户一间设计事务所工作，讨了个当地老婆，生了两个小孩。这样的儿子，早被母亲排除在养老名单之外。其实B在购买公寓时有点不安，但是考虑到母亲只有六十七岁，至少还能再撑十年，还是咬牙买了下来。
没想到，地震来了。
母亲来到东京投奔她，欢天喜地地搬进了靠窗的房间。
从那以后，她每天回家都能吃到母亲做好的饭菜，每逢休息日会陪母亲去附近的商场逛街。受地震影响，商场的照明还很昏暗，母亲却兴奋地在她耳边嘀咕：“还是东京好啊。”
她总能瞅准女儿在家放松的时候，张口抱怨老家那些人，然后批判东京的生活让她难以习惯，一说就是两个多小时。她还抱怨丈夫一辈子都没什么出息，在家里却要作威作福……絮絮叨叨地说上许久，最后还会总结：“你爸爸死了我可高兴了。虽然这么说不好，但还真是多亏了这次地震，我才能离开那个地方。”
考虑到地震与核电站事故也许让母亲有过短暂的惊惶，所以她一开始没把母亲的口无遮拦当回事，然而一个多月后，母亲还是这么说，这让B女士感到了不安。母亲到底要在这里跟她住到什么时候？
左思右想之下，她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透露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却被朋友指责：“你还奢求什么啊，有那么多人都因为海啸失去了亲人，你妈妈现在完好无缺地跟你住在一起，你要感恩才对。”
另一个朋友则笑着对她说：“家里有个主妇不是很好吗，你只管利用就对了。依赖母亲也是孝顺的一种方式嘛。”
难道自己现在不应该感到痛苦吗？3月11日14点46分的地震与随之而来的巨大海啸吞没了太多住宅和家庭，跟他们的痛苦相比，自己的烦恼确实不值一提。打开电视，所有话说到最后都在强调家庭的羁绊。我怎么能这样想，肯定是我自己有问题。B女士开始谴责自己。我太任性了，我这个做女儿的实在太冷漠了。我就应该分一间房给母亲，跟她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她这样想着，走出了地铁站，准备横穿面前的大马路。不经意间抬头，B女士看到了自己买的高层公寓。微弱的灯光在她的房间里亮着。母亲就在那里，五道菜整整齐齐地分作两份摆在餐桌上。她甚至能看到母亲的身影，感觉到她的呼吸。那个瞬间，她放下了手机，不再像平时那样发信息告诉母亲自己已到楼下。
这两位女性的经历恐怕都无法大声说出口。因为她们的痛苦过于违背常理，很难被接受。B女士刚开口就遭到了那样的批评和非难，这种不被理解的痛苦将她们裹挟在旋涡中，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可是，如果没有这次的震灾，她们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吗？这么多人都在忍受痛苦，难道视自己的生母为痛苦的根源，是从这次地震才开始的吗？
事实证明，这次“3·11”大地震只是让之前潜伏着的问题一气儿显露出来的契机。A女士和B女士总有一天都要直面自己与母亲的关系。所以，她们虽然痛苦，走投无路，但这也是一个机会，一个可以真正着手去处理问题的机会。
守墓女儿与她们的母亲教给我们的道理
既然非常事态一举掀开了平静的表面，让问题显露出来，那我们就更有必要去寻找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了。因此，我要再一次讨论母亲与女儿的关系。
2008年出版的拙著《母亲过于强势——守墓女儿的叹息》（春秋社，后文简称《母亲过于强势》）竟引发了那么热烈的反响，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当然，我希望自己的书出版之后，有女性会站出来承认：“我就是守墓女儿。”但我并不认为自己在书里讨论了特别新的东西。身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人，便是那些为自己与母亲的关系而苦恼不已的女性。
当然，书中写到的女性并没有具体的现实原型。我以自己见过的无数客户为底本，用更温和的话语进行了修饰，重新打造了这些故事，以减少读者的违和感。现实中还有境遇更悲惨的女儿，以及更残忍更苛刻的母亲。
然而，实际得到的读者反馈还是让我震惊。“这本书我怕得不敢翻开。”“在书店看到这本书的标题，我就知道自己绝对不会看。但是犹豫了一个星期，我还是买了回来。”“虽然买了书，但我一直没敢打开读。”类似的评论我已经看过太多，快要见怪不怪了。看来，很多女性在看到书名的瞬间，就都感到了隐秘的刺痛。
那些觉得“这写的就是我”的读者，一定也没想到日本竟有这么多跟自己有着同样经历的人。所有人都没想到那本书会引起那么多的共鸣，把大家联结在一起，并且直到那时我们才意识到，认为“母亲过于强势”的女性竟如此之多。
因为读了《母亲过于强势》专程来找我做心理咨询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四十岁左右的女性，一种是婴儿潮一代[2]的女性。不用说，这两种女性都在为人女儿的阶段经历过难以言喻的痛苦。前者担心自己如果不结婚，将来要被迫回家给母亲养老；后者则正面临给母亲养老的问题，还要担心过去母亲对自己做的一切是不是也被自己转移到了女儿身上，引起了代际连锁反应。至于男性，也就是父亲参与家庭经营的程度，则全部低得惊人。
我在给这些女性提供心理咨询的同时，也在写作中有了意想不到的新发现。此外，越来越多的人来邀请我发表有关母女关系的演讲，演讲前后观众的反应也给了我新启发。
一言以蔽之，母女关系问题不仅仅是前来咨询的部分女性的“个别”问题，更可能是当今日本女性面临的普遍问题。具体来说，四十岁前后“败犬一代”[3]的女性和婴儿潮母亲的关系，与随着社会老龄化加速出现的八十多岁的母亲与婴儿潮女儿的关系是同时存在的。这意味着现实再次印证了我的猜想：母女关系这种在男性看来不值一提的，看似和谐的关系在社会和历史等诸多因素影响下并不像表面上那么自由。
在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越来越深入时，地震灾害发生了，母子关系被美化，强调家庭羁绊的风潮迅速席卷了整个日本社会。这一风潮导致家庭的封闭性加剧，从而使得许多女性像前面那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那样，承受着越发强烈的痛苦。所以我要写下这本书，希望给那些深陷泥沼的人提供一些走向光明的启示。
写给现在的和未来的母亲
在上一本书中，我一直站在女儿的立场上来解读母女关系，而到了这本书，我自觉应该设定一个新的立场，一个过去是女儿的她们后来成了母亲的立场。另外，前作给女儿和父亲提供了“处方”，本书则会为试图做出改变的母亲提供一些启发——这里所指的“母亲”包括现在已经是母亲的人，还有未来可能会成为母亲的人。因为越是深究自己与母亲的关系，就越不知道自己在成为母亲后应该在女儿面前呈现出什么形象，应该怎么对女儿说话，或者自己应该怎么活。眼看着女儿进入青春期，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已为人母的女性恐怕都会产生记忆闪回，大脑陷入混乱。在养育女儿的时候，部分女性可能会坚持不让女儿遭受自己曾经遭受过的痛苦，但她们并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
所以，本书将目标受众设定为广义上的母亲。想学习为人母之道的人，想了解为人母的自己的人，还有希望从女儿的立场上理解母亲，希望解开胸中诸多疑问的人，都可以试着参考。
在现实中，也许会有很多母亲对本书嗤之以鼻，因为她们对自己的母亲角色没有任何怀疑——读这本书？没有必要。可能有人怀疑，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么自信的母亲，尤其是从未当过母亲的人（也包括男性）看见他们的态度，恐怕会更加惊讶。
那些在青春期缺乏自信，不知该如何生活的女性，成为母亲之后会摇身一变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想，这个谜题在母女关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感于此，我打算在本书中列出以母亲为主人公的案例。正如3D电影的画面被刻意做成了模糊效果，戴上专用眼镜后才有立体视觉感，本书就相当于专业的3D眼镜。要想描绘出栩栩如生的母亲形象，那就必须是立体的，因此，本书的结构比较复杂，分别从母亲的视角、女儿的视角和女婿的视角抽丝剥茧。读者在阅读时，可以通过三个视角的微妙差异想象出一个立体的母亲形象。
在之前那本书中，我没有给出针对母亲的“处方”，原因非常简单：当时我认为，她们并不会拿起书来仔细阅读。也可以说，这是我对世间母亲的悲观看法。越是站在女儿的立场，这种悲观感就越是强烈。另外，我也担心那本书会让坚信自己是个好母亲的人产生动摇，反倒给这个世界上的女儿们造成更大的负担。
然而，这样终归是不够的。尤其在经历过“3·11”这场巨大的悲剧后，我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
必须让那些过于强势的母亲发生改变。在面对那样的母亲时，绝望和放弃固然容易，但那也是对她们的轻视。不由分说地认定她们不会改变只是我的自大之举。所以我决定不再考虑有无可能，先试试看再说。这也许就是我身为心理咨询师的职责所在。
这个堪称悲壮的决心，来自众多女性读者给我的激励。我很希望那些强势的母亲能看到这本书。哪怕为时已晚，我也希望她们意识到自己对女儿来说是何等沉重的存在，她们又是如何将那种压力错当成了自己对女儿的爱。如此，或许能让在10分满分的试卷中只能拿到0分的母亲，进步到3分左右。这样也好，总比一直0分好多了。
告别母亲，告别母亲立场
开始论述之前，我先解释一下贯彻本书的三大主题。
第一，自然是站在女儿的立场上审视母女关系，然后再把焦点放在过于强势的母亲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上面。她们是否对此负有责任？她们究竟能不能改变？……对于这些沉重的疑问，我希望本书能够做出一些解答。
第二，是讨论让众多女性痛苦万分的代际连锁的诅咒，她们既是女儿又是母亲。有许多母亲都在害怕自己的“加害者性”，其数量之多，让我不禁震惊这个词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我希望能把这些女性从不必要的诅咒中解放出来。
第三，是讨论“厌女症”。正是这种东西一点点侵蚀着众多看起来无比强势的母亲，让她们身为女性却极度厌恶女性。
综合以上三点，本书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女性“告别母亲”。
告别身为母亲的立场，以女儿的立场告别母亲：这是本书的双重论题。
即使生了孩子，女性也不需要一辈子站在母亲的立场上。生物学关系与社会关系应该是不同的。既然夫妻可以通过离婚分道扬镳，女儿为什么不能告别母亲？没错，告别母亲，同时也是在告别女儿的身份。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深，三十多岁成为母亲的女性将要顶着母亲的名号活上五十年，这也意味着女儿要顶着女儿的名号活上五十年。这是前所未有的漫长的母女关系。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女性该如何轻松地生活？究竟有没有能让母亲和女儿都满意的关系？有没有办法建立那种关系？
我要写的这本书，贪婪地包含了上述多种论题。虽然我也担心能否如数解答，但我同样认为野心越大越好，就算会消化不良，甚至可能半途而废，我也会不断地劝说自己，首先要把干劲拿出来。
注释
[1]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帝国陆海军的最高统帅机关，能够以大本营命令（大本营陆军部命令或大本营海军部命令）的形式发布天皇敕命，是直属于天皇的最高司令部。——如无特殊标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后不再一一标明。
[2]又叫“团块世代”，狭义指1947—1949年日本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约800万人），广义指昭和二十年代（1946—1954年）出生的人群。
[3]“败犬”一词出自日本女作家酒井顺子写于2003年底的畅销书《败犬的远吠》，是日本人对超过适婚年龄的未婚女性的戏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