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运输网络用电气设备及管理规定
一个世纪中，越来越多工程师和实业家参与的类似大会、协会/学会和条约组织也提出了在建立跨越国界的电报通信和铁路运输网络过程中出现的应用标准问题。19世纪，由于电报工程师对安装维护远距离海底电报电缆的迫切需要，科学家（主要是物理学家）、工程师，以及从根本上说是外交官之间的合作促成了电阻和其他电气装置在测量方面的标准化。早在1851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廉·韦伯（Wilhelm Weber）就在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关于磁学的先期工作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功和能量单位的“绝对”系统。然而，这一体系难以解释或以物质形式体现；此外，以通过导线速度表示为每秒一米的电阻单位，“小得可笑[不到1英里（约合1.6千米）普通导线电阻的一亿分之一]”。[1]电报工程师制作用于工作的电阻线圈，但无法将其与不同电报公司所使用的线圈进行校准。1860年，德国电报工程师兼实业家、西门子公司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提出了一种测量电阻的方法，该方法基于零摄氏度状态下一段长度为1米、横截面为1平方毫米的水银柱的测量，这种测量方法具有物质性的体现，并且有适当的刻度。
但是到这个时候，建立一套新的电气元件（电阻只是其中之一）系统的更广泛的努力正在得到有力支持。为了应对大西洋电报公司（Atlantic Telegraph Company）于1858年铺设第一条大西洋电缆时遭遇的失败，英国政府和该公司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来评估失败原因，并提出未来可能的行动方案。在1861年的最终报告里，该委员会建议未来的合同需要规定标准电阻。与此同时，著名物理学家、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者，同时也是最初失败的大西洋电缆项目顾问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son，后来的开尔文勋爵）以及其他人建议，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标准化电气元件。[2]在该协会于1861年召开的会议上，电气标准委员会（Committee on Electrical Standards）即为此而成立。它在成立之初只有六名成员，五名科学家（包括汤姆森）和一名电报工程师，在后续工作过程中增加了几名成员，包括杰出的科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他建立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以及几名杰出的电报电工，其中有维尔纳·冯·西门子的兄弟卡尔·威廉·西门子，他是他们家族公司在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3]
该委员会尽力满足电报工程师和实验室科学家的需求，最终将单位制建立在韦伯绝对单位系统的基础上，但将单位设置在实际水平（例如，电阻单位，后来被称为欧姆，以韦伯米/秒作为基础，但增加了几个数量级）。为了满足电报工程师的迫切需求，委员会在1863年颁布了初始的电阻标准（体现在电阻线圈中），并于1865年发布了英国协会的官方标准。[4]但是，这些标准与维尔纳·冯·西门子提倡的基于水银的单位标准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多年，对委员会所建立标准测量精度的攻击也是如此。1881年，第一届国际电气大会（International Electrical Congress）最终就此在国际层面达成妥协。这次会议是由法国在巴黎主办，但演化成了德国和英国之间围绕阻力单位的辩论。会议结束时，来自欧洲各地的2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就基于韦伯绝对单位系统的欧姆、伏特、安培、库仑和法拉系统达成了一致，并用厘米、克和秒来表示，但他们也同意利用水银柱来对电阻的测量进行校准。科学家和电气工程师将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召开这样的电气大会，以提出电磁测量的进一步问题。[5]
电报在引出科学技术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国际外交问题。国际电报联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缩写ITU）是基于1865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外交会议而成立的，通常被研究政府间组织的历史学家认定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的几个全球公共性国际联盟中的第一个。[6]在欧洲，电报系统由各国政府管理，穿越边界从一开始就构成潜在的国家安全问题。事实上，在国际电报联盟成立之前，在每一个过境点，跨国电报都是写在纸上，被人携带越过边境，然后在另一边重新传递。[7]过境权、电报关税、电报编码的使用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行政问题，而不是需要协商的技术问题。早在1849年，国家之间就开始签订双边条约或区域条约，但在欧洲发送电报的问题始终存在。[8]
1865年，为建立统一的欧洲电报系统，法国政府邀请20个欧洲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召开会议。代表团是由外交官率领的，但为了谈判协议的细节，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各国国家电报管理局高级官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谈成了第一个国际电报公约（条约本身）以及一套电报条例，以将国际电报联盟确立为一个维护、促进和更新这些协定的永久性组织。在1868年的维也纳电报会议上，国际电报联盟设立了一个国际局来处理会议之间的细节，在1875年的圣彼得堡会议上，国际电报联盟将会议分为两类：全权代表会议，主要由外交官参加，只关注与公约有关的外交问题（后来很少举行，事实上，从那一年到1932年都没有举办过）；行政会议，主要由电报管理局的专家参加，重点是更新关税和行政法规。[9]对国际电报公约的修改需要各国国家电报管理局在行政会议上以多数票通过，然后由各国政府批准。投票反对某项决定的国家可以行使“保留意见”权，基本上拒绝接受该决定的约束。对电报条例的修改无须政府的额外批准，行政会议的参会者通过投票同意即可。
到1911年，国际电报联盟的成员已增加到48个国家，联盟允许更多的观察员以顾问身份出席会议。这种做法允许电报系统由私人而非国家控制的美国通过派私人电报公司（如西联）代表的形式参与（但不能投票）。美国等观察国通常自愿采用国际电报联盟的跨境通信管理协议。
其他主要的欧洲公约、联盟和协议都遵从国际电报联盟的领导。各国政府及其邮政服务部门在1874年的伯尔尼会议上就一项公约达成一致，以国际电报联盟的模式建立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并于1875年批准了该公约。[10]在一种略微不同的模式之下，欧洲铁路为协调货物运输的关税和过境权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在1890年建立了国际货物运输公约。随后，其商讨客运服务的日程安排问题，讨论在1891年举办的常规性一年两次的欧洲时刻表会议（但没有条约、核心办公室或联盟）上达到了高潮。最后，欧洲各铁路公司在1886年签署了一项单独的铁路公约（1907年修订），公约涵盖铁路轨距、车厢装载和机车车辆维护等事项。[11]为了应对无线电报的出现，满足船舶无论离母国多远都可以与之通信的需求，无线电报联盟（Radiotelegraph Union，缩写RTU）于1906年（按照ITU的模式）成立，为此类通信确立了管理协议。[12]
在19世纪，以条约为基础的国际公共联盟主要制定行政规则，而不是技术标准，以使远距离通信和交通网络跨越国界。参加这些机构的国家代表团代表的是政府或政府机构（如国家电报管理局），而不是技术协会。20世纪20年代，国际电报联盟和无线电报联盟成立了独立的技术委员会（见第三章），创立了主要由工程师组成的公共——民间混合机构，并将重点放在与民间标准制定机构互动并对其产生影响的技术标准上。
下一节将讨论民间标准化故事的主要角色——工程师。
[1]Bruce J. Hunt, “The Ohm Is Where the Art Is: British Telegraph Engine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lectrical Standards,”Osiris 9,no.1(1994):48-63.这篇报道大量引用了这一资料，引文摘自第55页。
[2]参见Hunt, “The Ohm,” 57-61，关于该委员会的形成及活动，亦可参见Larry Randles Lagerstrom, “Constructing Uniformity: The Standard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magnetic Measures, 1860-1912”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ley, 1992), 15-27。
[3]Lagerstrom, “Constructing Uniformity,” 17, 27-28; Hunt, “The Ohm,” 57-61.
[4]Hunt, “The Ohm,” 57-61; Lagerstrom, “Constructing Uniformity,” 27-48.
[5]Lagerstrom, “Constructing Uniformity,” 49-81.
[6]参见，例如，Bob Reinalda,Routledg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From 1815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Routledge,2009),85-89;F.S.L.Lyons, Internationalism in Europe,1815-1914(Leyden:A.W.Sythoff,1963),39。最近，罗伯特·马克·斯波尔丁（Robert Mark Spaulding）认为，早期的莱茵河航行管委会应该是第一个具有现代政府间组织大部分特征的组织，同时也是国际电报联盟和后来机构许多做法的来源。参见他的论文 “The Central Commission for the Navigation of the Rhine (CCNR) and European Media, 1815-1848,”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Med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ed.Jonas Brendebach,Martin Herzer,and Heidi J.S.Tworek (London:Routledge,2018),chapter 2。Reinalda(Routledge History,28-32) 和其他人承认该委员会对主要政府间组织后来的做法产生了影响。他们将该委员会的区域性任务与国际电报联盟和后来公共国际联合会普遍受到的关注进行了对比。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赖因施（Paul S. Reinsch）创造了“公共国际联合会”（public international union），用来区别那些成员主要是政府机构（如国家电报和邮政管理局等行政机构）的国际协会和19世纪下半叶建立的数量多得多的严格意义上的民间国际协会。参见Paul S.Reinsch,The Public International Unions, Their Work and Organization: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Boston:Ginn,1911),4。
[7]Craig N. Murph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 Global Governance since 18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86.
[8]“Overview of ITU’s History,” ITU, accessed June 12, 2017, http://www.itu.int/en/history/Pages/ITUsHistory.aspx;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CCITT/ITU-T 1956-2006, 50 Years of Excellence”, ITU, July 20, 2006, accessed October 11, 2012, http://www.itu.int/ITU-T/50/docs/ITU-T_50.pdf;George Arthur Codding Jr., Th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An Experimen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Leiden:Brill,1952;repr.,New York:Arno Press, 1972), 13-23.
[9]Codding,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38-79.
[10]它最初是在1874年成立的邮政总联盟，于1878年更名为万国邮政联盟。Lyons,Internationalism in Europe,45.也可以参见Codding,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52。
[11]Lyons,Internationalism in Europe,42-51.
[12]Lyons,Internationalism in Europe,4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