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当“中国风”吹到欧洲，“中国”便成了关注的焦点。
欧洲人自视甚高，当他们面对自身以外的世界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这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这种提问方式已成了他们的习惯。
将此一问，问向当时的“中国”，那问题就成了：“中国”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他们不但参考了《马可·波罗游记》，还有传教士对明末清初中国文化的实地考察，更有欧洲商人“利来”“利往”，几百年来，一直在欧洲销售中国的丝、瓷、茶等商品。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通过这些商品对中国有了一定的了解，并普遍认为：“中国”是文明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既然“中国”是文明的，可“中国”并没有基督教，也没有教会和教皇，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文明可以没有基督教吗？这个问题给教会和教皇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回答，不能回避。传教士在中国本土考察并传教，发现儒生可以信教，教士亦能从儒。于是乎，就有了一种观点，叫作“孔耶同源”，也就是孔子和耶稣同出一源——最高存在，孔子源于天，耶稣源于天主，天是最高存在的自然形态，天主是最高存在的人格形态，故天与天主互补，儒教与基督教相通。
对于最高存在，传教士从中国传统出发，对应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基于史学传统的“五帝”的说法，而有“上帝”一说；另一种是基于经学传统的天命、天道、天理的说法，而有“天主”一说。天命是必然性的，天道是规律性的，天理是伦理性的，而天主则是主体性的，所以，基督教在中国也叫作“天主教”。
“天”与“主”合二为一，就叫作“天主”。
“天”是中国式的天，“主”是基督教的主。
但这只是基于“孔耶同源”说而有的一种观点，究竟如何，还要看它能不能得到罗马教廷的教皇的认可。教皇闻而知之，知而不解，问道：儒教尊天、尊孔，又如何与基督教相通？
于是，孔子及其儒家经典被引入欧洲，孔子被称为“哲学家”，儒学被称为“哲学”。欧洲人这才发现，中国人除了有丝、瓷、茶，还有哲学——欧洲人所说的那种“哲学”。
后来，有人认为，传教士把孔子当作“哲学家”是对孔子的过分赞誉。其实不然。“哲学家”非但不是对孔子的过分称道，反而是低估了孔子的地位。
在中国，孔子的地位被传教士提到“孔耶同源”的高度，在他们看来，与耶稣相提并论，何等尊荣！当然，他们未必真的尊孔，只是为了在中国传教，与“中国”结亲家，这是他们文化传教策略的一部分。
然而，当这些思想传到欧洲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在欧洲，人们称孔子为“哲学家”，因为在当时基督教的学术传统里，神学是第一位的，而“哲学”则是“神学的婢女”，“哲学家”的地位也就高不到哪里，只能成为“神的仆从”。
“哲学”的学术地位，是随着理性的上升而提高的。当“哲学”通过认识论，以数学和科学的方式证明上帝存在时，“哲学”就以理性取代神性、取代宗教，而与神学平起平坐了。
不仅如此，“哲学”还赋予国家绝对精神，使得国家观念成为绝对精神的集中反映。在政教分离中，“哲学”封神。
当推动理性上升的启蒙运动遇到从中国来的“哲学家”孔子时，孔子的思想为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欧洲提供了政教分离、开明专制的理念。欧洲的那些君主纷纷成为孔子的拥趸。摆脱神权控制，实现王权独立，他们拿孔子来为自己的统治辩护，而运动之代表，如伏尔泰、莱布尼茨，当时人称“欧洲的孔夫子”。
运动初期的主要问题是，欧洲王权如何与神权分离？中国提供了一种样式。到了运动后期，王权和神权分离已成事实，于是，又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欧洲向何处去”：中国乎？希腊乎？为此，欧洲思想界发起了大讨论，甚至将孔子与苏格拉底进行了比较。
当时，欧洲以宗教改革推动民族国家兴起，而新兴的国家又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如何做出选择，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对于中国和希腊的不同选择，不光是历史道路的选择，还是国家制度的选择。主张君主制的，选择中国；提倡民主制的，选择希腊。当欧洲人纷纷表示“我们都是希腊人”时，中国就被欧洲放弃了，从欧洲借以发展的动力变成欧洲进步的绊脚石。
正好此时，宗教裁判所也做出了定性，由教皇裁定，中国人祭天、祭祖、祭孔之礼仪，属于无神论的性质，而无神论就是基督教的敌人。于是，教皇不仁，以孔子为刍狗，至于“孔耶同源”，那就更别提了，“中西合璧”一说也到此为止，转而走向了脱钩。
作为国家主义的代表，孔子的历史地位与欧洲的国策密切相关。当欧洲的君主们羡慕中国的“开明专制”时，孔子不但是中国历代帝王师，也成了启蒙运动中欧洲君王的老师。可一旦历史的风向转了，从君主转向民主，孔子就不再是欧洲君主们的选项。他们改以希腊为师，使国家在原来君主制的基础上，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进行改良。于是，我们便看到了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向着洛克的《政府论》的近代化进展，看到了欧洲近代国家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转变的民主立场。
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孔子不但掉落“孔耶同源”的神坛，还从“中国哲学第一人”的思想高地沦陷。孔子的思想地位是君主制的国家主义造就的，一旦失去这一背景，孔子还是“哲学家”吗？《论语》还算得上“哲学”吗？
黑格尔以此来评价孔子和《论语》，把他们放在他自己的《大逻辑》和《法哲学原理》的天平上来称一称，用《哲学史》和《历史哲学》的尺度来量一量，以“绝对精神”的口吻断然指出：孔子不是“哲学家”，《论语》也谈不上“哲学”。这样看来，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黑格尔可以说是“打倒孔家店”的第一人。
中国哲学之于启蒙运动时的欧洲，原本有两个代表：一个是孔子，作为国家主义的代表；另一个是老子，作为个人主义的代表。当王朝中国的国家主义在欧洲失败时，孔子跟着跌落，但文化中国和老子的影响还在，还在随着欧洲个人主义的兴起而继续发展，其思想之流在从卢梭到尼采的“哲学”里隐现，让我们来一一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