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农耕社会的形成

距今11000—9000年，北方地区发现炭化的粟、黍颗粒，是世界上最早的驯化粟和黍的证据；南方地区则培育出世界最早的驯化稻。农业革命是人类由从自然界直接获取食物到改造自然、驯化动植物、主动生产食物的划时代转变，极大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直接引发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由于对耕地的依赖，定居成为农业人群采取的居住方式。更稳定的食物来源，带来人口增长，社群规模扩大和文化发展，最终导致社会分化。

一 南北并进的农业起源

图1-2 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炭化粟粒

河南新密李家沟、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和平谷转年、山东沂源扁扁洞等遗址年代在距今11000—9000年，遗址面积可达数千平方米，有丰富的火塘、灰坑以及墓葬遗存，定居时间明显延长。陶器出土更多。在东胡林遗址土样浮选中，发现世界上最早的驯化炭化粟、黍颗粒，是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证据。

进入距今80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大量、处于驯化初期的炭化黍和粟。在大体同时期的后李文化山东济南月庄遗址、大地湾一期文化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磁山—裴李岗文化的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也有类似发现。但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粟和黍只占浮选出植物籽粒的15%，对裴李岗文化河南新郑莪沟遗址磨石上残留物分析表明，粟和黍淀粉粒比例较低。兴隆洼文化出土的石锄和石铲等，曾被认定为农业工具。但是，对兴隆洼遗址石器的微痕分析表明，所谓“锄”和“铲”实际具有多种功能，可以进行挖土、砍伐树木、砍砸兽骨和鞣皮等多种工作；细石刃可能用来屠宰和切肉，并非用于收割。对石刀的分析显示，其被用于屠宰和切肉而非收割。因此，狩猎在食物资源获取中占有重要地位。

粟黍农业真正发展，在距今7000年前后。对仰韶文化早期的姜寨和史家遗址人骨同位素分析表明，居民饮食中粟黍所占比重已达到75%—85%。聚落数量和面积增加，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

长江流域的玉蟾岩遗址文化堆积中发现的水稻植硅石表明，水稻已被采集食用，但更像是野生种，在食物中可能不占主要地位。稍后，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距今11000—9000年）面积达2万平方米，发现有深70厘米的储藏窖穴、干栏式建筑的柱洞、大量陶器、磨制石器等丰富的遗迹和遗物，表明长期定居聚落已出现。上山文化陶器中夹杂大量水稻颖壳，通过用显微镜对区分野生和驯化稻重要标准“小穗轴”观察，发现野生稻已改变性状，成为驯化稻。上山文化的浙江浦江桥头遗址，出土极丰富的水稻遗存，包括碳化的稻米、稻壳、小穗轴等不同部位，样品总量多达5万余个，表现出明显驯化特征。由此可见，距今1万年前后，世界最早的稻作农业已在中国萌芽。

图1-3 上山文化浙江浦江桥头遗址炭化稻米

距今约8000年，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中发现的120粒稻壳，42%为栽培稻；距今7000多年，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的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和钱塘江南岸河姆渡文化的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栽培稻的比例上升为51%，可以证明稻作农业已经基本确立。余姚施岙遗址发现河姆渡文化稻田，面积达数万平方米。

在长江中游，距今8000年前后的湖南澧县彭头山和八十垱遗址发现水稻遗存，表明该区域是水稻栽培的重要起源地区；淮河流域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水稻遗存丰富，山东济南月庄遗址有少量发现，可见稻作农业向北方的传播。

二 原始氏族社会的发展

距今8000—7000年，早期农业初步形成，促进人口增长、较大规模聚落形成和原始氏族社会发展。

图1-4 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成排房屋和围沟

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诸多遗址，提供了该时期最完整而丰富的聚落资料，是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敖汉旗兴隆洼遗址为面积3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落，内有成排的半地穴式房屋百余间，各排均有大型房址。聚落中心位置的房屋最大，面积超过140平方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最重要房址面积80余平方米，明显大于其他房址，位居最北一排的中心，虽不是聚落中心，却是遗址所在坡地上最高位置。大型房屋中往往有重要遗存。兴隆洼遗址最大房址内发现一座居室葬，随葬玉玦、磨光猪牙、兽牙饰品、骨梗石刃鱼镖和900余件细石叶，并有一公一母整猪两只。兴隆洼遗址出土玉器，更是中国最早以玉器表现身份的证据。

初级手工业专业化生产出现。对南台子遗址房屋中遗物分布情况的分析表明，部分由特殊本地稀缺原料制作的石器（如细石叶），可能是由居住在大型房址中的成员组织居住在其周围、属于同一亲属集团人员生产。玉器和部分特殊骨器加工由专业人员完成。

兴隆洼文化出现与早期宗教有关的遗迹和遗物。遗物包括人顶骨制成的有钻孔的圆形饰品、石制或蚌制人面形坠饰以及摆放在火塘边的石雕像等。房屋地面摆放额头钻孔的鹿和猪的头骨。阜新查海遗址的中心广场上有以石块和碎陶片摆放的龙形遗迹，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龙的形象。有浓郁兴隆洼文化风格的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出土大量陶制面具，尺寸与人面相仿，眼部镂空，适宜在仪式活动中佩戴。

兴隆洼文化之后的赵宝沟文化继承辽西地区农耕社会传统。敖汉旗赵宝沟遗址发现82座半地穴房址，从东北向西南成7排分布。经发掘的最大房屋面积90平方米，独自占据聚落中部的公共广场。敖汉旗南台地遗址最重要的房址位于坡地最高处，出土14件尊形器，其中4件有飞鹿纹。敖汉旗小山遗址两处最重要的房址同样位于遗址最高处。其中一座的地面上，发现了著名的“小山尊形器”，刻画有精美的鹿、猪、鸟纹。发现1件精致磨光石斧，一端刻画人面。出土细石叶3000多件，凸显该房址的特殊地位。

淮河流域，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裴李岗文化墓葬表现出明确的初步等级分化。一座2位成年男性的合葬墓中，有随葬品60件，包括5件牙饰、2件龟甲碎片和2件骨笛等特殊物品。一座成年男性单人墓中随葬品有33件，包括1件叉形器、2件骨笛和8件龟甲。贾湖骨笛以鹤尺骨制成，有的多达7孔，音律准确，制作技艺高超。龟甲内有石子，部分龟甲上有刻画符号，可能均与占卜有关。北美印第安人在龟壳中放置石子，在舞蹈时绑在腿上和胳膊上，以之为沙锤一样的乐器，贾湖龟壳可能也有类似功能，与骨笛均为仪式用品。可见裴李岗社会部分个体，因具有特殊的主持仪式活动能力而获得更高地位。淮河下游北侧支流区域的山东地区，北辛文化部分聚落面积可达10万平方米。

距今7000年，黄土高原地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兴起。临潼姜寨遗址一期聚落是较完整的半坡时期村落遗址，外有壕沟围护，内有房屋约120座，围绕中心广场，分为5组。每组中各有大、中、小型房屋，门道大体朝向中心广场。一般认为，每组房屋代表单个亲属组织，整个聚落代表亲属集团。围沟之外有墓葬区，分为3组，各自对应一组居住区。这些墓葬规模小、随葬品少，没有明确等级差别。此类布局反映出仰韶社会对亲属关系的重视和亲属组织间的平等关系。

图1-5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平面图

半坡类型偏晚阶段，大型合葬墓开始流行，以陕西华阴横阵墓地、华县元君庙墓地和渭南史家墓地等为典型代表。横阵墓地发现3处大埋葬坑，共有15座多人二次合葬墓，人骨成层安放。第一号大坑，长10.4米，内套5个方形小葬坑，共有人骨44具。各小葬坑内人数不等，最多12具，最少4具。元君庙墓地的28座墓为多人合葬墓，一墓中少则2人，多者可达25人，一般都在4人以上。史家遗址发现40座多人二次合葬墓，每座墓埋葬4—51人，以埋葬20人左右的为多。部分墓有陶钵、陶罐、尖底瓶、石斧等少量随葬品，墓葬间无等级差别。大葬坑和里面的小葬坑，代表不同层级亲属组织。如此特殊的合葬习俗，充分反映出仰韶社会对亲属关系的特别重视。

长江流域的房屋以木结构干栏式建筑为主。宁绍平原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6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和田螺山等遗址，可以看到成排分布的房屋。关于长江流域早期亲族社会的更多认识来自墓葬。长江中游汤家岗文化（约距今6800—6300年）的湖南安乡汤家岗墓地是本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代表。该墓地经过两次发掘，揭露墓葬104座，分为南、北两个区，中间有10米的空白地带。南区又可分为3个小墓群，北区有2个小墓群，各墓群、墓区和整个墓地对应不同亲族组织。长江下游的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墓地有同样的聚族而葬情况。

各地区农业村落，聚族而居、聚族而葬，表明亲属关系是社会构建的基础，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有观点认为，半坡聚落中居住着母系家庭，半坡大型合葬墓中，埋葬母系家庭成员，但无确凿证据支持。兴隆洼文化的房屋内，储存食物的陶罐、加工食物的磨盘和磨棒等放在一侧，可能是女性生产空间；用于农业生产和砍伐树木的石器放在另一侧，可能是男性生产空间，即同一房屋内，出现男女分工生产现象。此外，每间房屋内，都有相似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物，存在比较独立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兴隆沟遗址一间房屋内，还埋葬一对成年男女。因此，每间房屋内可能居住着由一夫一妻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值得关注的是，初步的社会差别已出现，氏族核心成员居住在中心位置的大型房屋中，组织特殊物品生产，随葬品数量更多，有玉器、骨笛和龟甲等特殊物品。

三 多元文化传统的形成

各地区在陶器风格、聚落布局、墓葬习俗等方面各具特征，在原始宗教观念和社会发展道路上，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传统。

西辽河流域以筒形罐为典型器物，玉器这一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在兴隆洼文化中初放异彩，其渊源或可追溯到距今约9000年的黑龙江小南山遗址。玉器种类不但有玦和坠等，还出现模仿昆虫的特殊器物。内蒙古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墓葬随葬玉器中，1件形如柞蚕之蛹，另2件与柞蚕幼虫颇相似，可能是崇拜昆虫蜕变和羽化之力的证据，表明已形成原始宗教。在仪式活动中，巫者佩戴玉器制作的昆虫，获得昆虫蜕变一般的力量，化身为不同的形态，上天入地，沟通天地神灵。赵宝沟文化继承此宗教传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陶尊上，精细刻画变身飞鹿、飞鸟和钩虫之体的猪龙图像，可能分别代表北方玄武、南方朱雀和北斗三位星宿之神，体现原始宗教与原始宇宙观的结合。

图1-6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鱼纹彩陶盆

黄河流域，甘肃大地湾一期文化和陕西老官台文化流行三足钵和三足罐，随后发展成仰韶文化，以酿酒的小口尖底瓶为典型器物。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彩陶艺术发展掀起第一个高潮。半坡彩陶的主题为鱼纹，既有写实者，又有以直线、三角等几何图形组成的抽象者。“人面鱼纹”是最引人关注的特殊图像，典型构图是圆面闭目之人口衔左右对称的双鱼，实为对人面之鱼正面和两个侧面的展示。水和鱼均为冥界的象征，人面鱼纹可能有冥界重生的内涵。半坡类型晚期，出现鱼鸟组合图像，鸟或在鱼之头、腹内，或飞出鱼口，表现同为卵生的鱼鸟之间的转化，具有重生转化，万物繁育的寓意。

淮河中上游，裴李岗文化流行三足器和双耳壶形器，贾湖骨笛，制作技艺高超，属世界最早的、音律精准的吹奏乐器。墓葬中流行随葬龟甲，内有石子。一些龟甲上还有刻画符号，开启“龟灵”崇拜的传统。绿松石装饰品可能与玉器有类似的功能。

淮河下游，安徽蚌埠双墩遗址（距今8000—7000年）以陶碗底部流行刻画纹而闻名。陶碗倒扣，正如盖天说中天体模型，而碗底正在天极位置，图像多应与以天极为宇宙运行枢纽的宇宙观有关。其中一类为单独符号，包括“十”字纹、双线“十”字纹、重环放射线纹和重环芒角纹等，表示天极为天体环绕运转中心和方向基点。另一类为复合符号，包括上述符号间的组合。还有些特殊图像，包括代表北斗的猪。一件碗底图像内容为蚕吐丝成网，多件器底有各种网格类图像，或与“天网”观念相关。

此后，淮河流域和山东西部、河南北部为后冈一期文化和北辛文化的范围，与占据黄土高原的半坡类型东西对峙，形成以鼎为主要炊器的传统。

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8000年）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开创者，并开启以圜底釜为主要炊器的区域传统。沅水流域的高庙文化（距今7800—6800年），流行精致白陶，上面刻画图像繁缛神秘。最具代表性者为形态各异的鸟纹、獠牙兽面纹、太阳纹和八角星纹。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一件陶簋的戳印图像中，中心为阔口四獠牙兽面，上有两只小眼睛，下有一物下垂。兽面外有圆圈，圈外以不同图形分出八方，上下方向为尖顶屋宇形，左右方向为简化的鸟首，四维方向为长方形框内加尖顶形状。位居中心的阔口獠牙占据天极位置，代表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虎。同时，还出现了朱红色或黑色的矿物颜料的彩绘、填彩艺术和彩绘图像。此类陶器制作精细、器类与器形都相对固定，应为仪式用品。

高庙遗址中还发现一处大型祭祀场所，面积1000平方米左右，沿南北中轴线布局，由主祭场所、祭祀坑以及附属建筑和窖穴组成。其中主祭场所居北，有一个“双阙”式建筑，面朝正南方的沅水。此建筑南面有祭祀坑39个，其中之一为人祭坑。高庙陶器图案及其蕴含的早期宗教和仪式传统对后来的长江流域史前文化产生深刻影响。随后汤家岗文化继承这一传统，汤家岗遗址一件白陶盘底部，有三重圆圈，内圈有八角星纹，其中心为一正方形，内有纽结纹，蕴含天极为八方中心，为天网枢纽观念。

图1-7 湖南桂阳千家坪遗址白陶刻画图像（表现胸部和双翅有獠牙兽嘴的神鸟）

长江下游和钱塘江以南地区，上山文化使用大平底盆和圈足器，出现彩陶，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红彩以条带纹为主。乳白彩纹比较复杂，出现类似八卦的短线纹、太阳形纹、短线组合纹等图案，稍晚的跨湖桥文化开始流行与长江中游相似的圜底釜，彩陶的太阳形纹图案与上山文化一脉相承。此后，距今7000—6000年，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以平底釜为主要炊器，晚期受北方影响，鼎为重要炊器，并出现长江中游风格的白陶器。宁绍平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以圜底釜为主要炊器，陶器刻画图像内容丰富，包括写实的动物和植物，有与宇宙观相关的内容。

图1-8 上山文化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圈足彩陶钵

从万年之前的农业革命开始，到距今6000年前后，南到长江，北到辽河，中国史前各文化区形成各自文化发展谱系和传统，通过自身“裂变”和初步交流，社会不断发展，点燃文明星火。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和基因已初步形成，先民们以血缘宗族凝聚社会，形成早期宇宙观，以沟通感应方式探究自然之奥秘、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以美玉、绿松石、象牙、精致白陶、刻画和彩绘图像物化信仰，展示艺术才华。各区域文化传统期待着相互激荡，掀起社会发展和文明演进的新浪潮，开始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古国”阶段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