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法天合德：中国人的公共性政治智慧
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禅位让贤的政制理想只是在尧、舜、禹的时代才真正实现过，这究竟是历史事实还是一种历史虚构其实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充分透露出了古人对于政治的一种根本看法，也是古人对政治本质的最朴素、最平正、最基本的看法，那就是政治事务的性质在于其公共性的目的——为人群大众的共同福祉而服务，而不是为了谋求特权阶级的私人利益；政治之为政治，绝不是暴力支持下的强权统治，而是造福人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之治的神圣事业。禅位让贤的权力和平交接方式，正是最符合这一公共性政治理念的一种政制安排。
“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不仅体现了古来中国人对于禅位让贤之大公（至公）政制理想的向往和追求，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在历史上持续不断地激发了古来中国人对于天下共有、共享和实现社会公平治理目标的渴望和追求。无论是禅位让贤的政制理想，还是对社会公平治理目标的追求，事实上都不过是“天下为公”之崇高理想与信念的具体体现，而所有这些又最终根源于古来中国人对于天之博大、高明、公正、无私的信仰，对天的这样一种信仰也正构成了古来中国人政治正当性信念的终极根源。因此，中国古人常常将对天的终极信仰与人间的政治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由此而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观念——法天合德，如《管子·版法》篇曰：“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它将人类的政治活动及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置于天人关系的框架下来加以审视和反省，认为只有效法上天之博大、高明而具备公正、无私之德性的统治者才最适合来做治理天下的王者，其统治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合理性。
当然，天之为天，其最主要的含义，一是指有感觉、有情绪、有意志的“人格神”意义的宗教之天，二是指包含着万事万物和人类社会之当然理法的自然化和义理化意义的哲学之天。大体而言，前一种含义在夏、商、周三代的主流信仰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后一种含义在先秦儒、道两家的思想观念中逐渐取得了主导的地位，而墨家所信奉的天更主要的是前一种含义的天，汉代儒家学者董仲舒则致力于复兴三代天命的信仰并使前一种含义的天重新取得了中国人主流信仰中的长期支配地位，到宋明时期自然天理的信念又重新流行起来。对天的信仰不管如何变化，中国人关于政治正当性的信念却具有一种持久一贯的特点，即始终认为政治的正当性来源于天，来源于天的博大、高明、公正、无私，来源于上天生生不息的好生之德，统治者只有奉行天命天志、效法天道天德、遵循天理天则，其统治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毋庸讳言，中国古代哲人从来没有在君主体制之外进行其他政体制度安排的设计和构想，但他们从来没有丧失掉对于法天合德式的公共性政治智慧的追求和向往。在古来中国人的心目中，尧为后世统治者树立了学习效法天之高明博大而治理天下的永恒道德典范，汉代人曾经这样来描述尧的德行：“尧专心一意地治理天下，关切穷苦百姓的生活，对百姓遭受苦难深感痛心，担忧芸芸众生不能顺利成长。有一人遭受饥饿，他就说：‘这是我使他饥饿的。’有一人遭受寒冷，他就说：‘这是我使他受冻的。’有人犯了罪，他就说：‘这是我陷他于不义的。’尧向天下昭示他的仁爱之心，为天下树立正确的行为准则，它的德行博厚广大、恩泽感化深广而普遍，所以不用奖赏，人民也会努力修德向善，不用施加刑罚，人民也会治理良好。他总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首先为他人着想，然后再施行道德教化、加以正确引导，这就是尧治理天下的方法啊！”（《说苑·君道》）在我们看来，这可以说是对法天合德的为君之道和治理天下方法的最好诠释和注解。
对后世中国人来讲，夏、商、周三代之治也为历代统治者树立了法天合德、优良治理的政治模范。孔子的弟子子夏就曾经向孔子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他问道：“夏、商、周三代圣王的德性，足可以配天地而为三。请问，怎么样才可以称作是德配天地而为三呢？”孔子是这样回答的：“要遵循、奉行三无私的精神来勤勉地为天下人民服务。”子夏又问道：“请问什么叫作三无私呢？”孔子回答说：“上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大地无私地承载万物，日月无私地光照万物，遵奉这三种无私的精神来勤勉地为天下人民服务，就叫作三无私。”（《礼记·孔子闲居》）
墨家同样认为，天的德行广大而无私，施恩深厚而不自以为德，光明悠久而永不衰竭，因此圣王应该效法上天而治理天下。（《墨子·法仪》）
道家庄子也认为，上天无私地覆盖万物，大地无私地承载万物，统治者应该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而不用私心私意，这样天下就可以治理好了。（《庄子·大宗师》、《应帝王》）
法家也认为，天地公平而无私，无论物之大小美恶，无不覆盖持载，真正有德的统治者理应效法天地之道，抚育万民，使贤能和不肖之人皆能各得其用。（《管子·形势解》）
总之，中国哲学的各个流派儒、墨、道、法各家一致认为，法天合德而治理天下的统治者应具备的首要德性便是公正或无私，只有公正无私才能使天下得以治平，正所谓“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吕氏春秋·贵公》）。更进而言之，统治者不仅应担负起服务人民的公共政治职责，甚至还应担负起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生态政治使命。所以，《周易大传·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意思就是，身居高位的大人，应像天地之德那样，使所有人民都能够安其生、得其养；像日月之明那样，能够明察普照一切事物；遵循四时的顺序来施行政令；像鬼神福善祸淫那样赏善罚恶。儒家的另一部经典文献《中庸》更有言曰：天地之道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尽了，天地化生万物，至诚不贰，生生不息，它广博、深厚、广大、光明、悠长、久远。圣人之道，发育万物，高明博大亦上达天德。所有这些都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类社会是天地间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统治者肩负着上天赋予他的治理天下的政治使命，这要求他必须能够像天地一样博大、高明、公正和无私。由此可见，在古来中国人的观念中，上天是比人类更伟大的存在，对天的敬畏和信仰，不仅将人类的整体存在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存在高度，而且使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和认识也富有一种超越性的伟大维度。天地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标尺，天地之道更为人类政治事业树立了一种永恒效法的典范，因此，在中国古代哲人的理想政治论中，因为统治者只是被赋予了一种代天理民的政治角色，所以他们一向看重的是统治者应担负的道德责任和政治职责，即天下的治平和人民的安乐与福祉，这也是政治的真正目的和国家存在的正当理由所在，相反，他们总是极力反对将国家单纯视为刑法强制的统治机器或暴力机关，反对统治阶级借助国家统治机器或暴力机关来谋求个人的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