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下”观念的基本内涵

天下之为天下，既为古来中国政治哲人政治思考与政治关切的对象，而平治天下或重建天下秩序又为其追求实现的最高政治目标，因此，天下的观念实寄托了或体现着中国政治哲人最崇高的政治理想、情怀与信仰。那么，中国政治哲人何以会具有这样一种政治理想、情怀和信仰呢？其实质性的意涵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理解和认识。

首先，中国古人所谓的“天下”，仅就其字义来讲，它指的就是“天之下”。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天为至高无上者，天是世间万物中最伟大的存在，如孔子曰“唯天为大”（《论语·泰伯》），意即只有天是最伟大的。因此，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所谓的“天”，乃是指那最崇高和博大者，而由上天所覆盖和由大地所承载的“天下”，也就具有了最广大普遍和涵盖一切（人类全体和自然万物）的意味了。

其次，天下观念亦与中国古人对“天”的信仰密切相关。古代中国有一种可以追溯到上古三代的、源远流长的本土宗教信仰，那就是对上帝或天的崇拜和信仰，尤其是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以来，对天的信仰可以说占据了中国人传统宗教信仰的主导地位，而且，这种传统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政治性。一方面，周人深信人类由上天所生；而另一方面，周人亦认为皇天（或昊天）上帝乃是主宰和支配世间一切的至上神，其意志和命令决定着天下王朝的兴亡更替。天下的统治者或王朝之天子乃是上天所生的“元子”，元子受天所命而统治天下，然而，王朝统治者应以“德”配天受命，统治者一旦失德，皇天上帝便会更换“元子”，更命有德。问题的关键在于，天命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上天只将天子之位和统治天下的正当权力与资格授予那些有德之人，天子失德，天命便会发生转移。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对天命的敬畏和信仰，使周初的统治者产生了一种关切民生疾苦的政治忧患意识，这一政治忧患意识以敬德保民或明德慎罚为其核心理念，成为后来占据中国传统统治思想之主流地位的儒家德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滥觞或源头。

第三，降至东周列国，也就是春秋战国之世，周天子权威衰落，周代建立在血缘宗法分封制基础上的政治秩序及其礼乐文明趋于解体和崩坏，在此历史背景、趋势和条件下，诸子百家之学术思想勃然兴起，蔚为大观，虽然各家主张不同，但其兴起的原因和目的都在于要挽救其所处时代的政治乱局和社会面临的各种危难祸患。为了这一目的，他们说古论今，探究天人关系，而被置于天人古今观念框架之核心地位的正是“天下”。

第四，中国古人所谓的天，具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它有时指主宰世间万物和人类命运的至上神，有时指人间道德义理的本源，有时指化生万物并具有自身运行法则的自然过程，有时指客观性的物质存在和物理现象。但不管怎样，中国传统诸子各家的学术思想流派却有一个相当一致的通见共识，即包括人类在内的世间万物生息繁衍、共生共存于天地之间，无不受到上天的无私覆盖和大地的无私持载，天地运行不息，化育万物，具有无限博大、包容、无私的特性和品格，人间的统治者治理天下理应像天地那样博大包容和公正无私。

最后，仅就其政治含义而言，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念，其含义实“略近欧洲中世初期之世界帝国”[2]，而与古希腊的城邦理念与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都极为不同。在历史上，笼统模糊的天下观念也许造成了中国人“缺乏国际观念”和“民族思想发育不良”等问题[3]，然而，把它放到今日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加以重新审视，我们也不难发现作为一种政治信仰的天下观，它所包含的公正无私之根本政治价值诉求及其所蕴含的大同主义、普世主义或世界主义之普遍性的社会政治理想和人类主义情怀，无疑又具有十分可贵的合理价值。诚如熊十力先生所说，由中国人视“中国”或“天下”为一“最高的文化团体”这样一种“爱和平，贵礼让”的“国家”观念扩充出去，乃至“人类都依着至诚、至信、至公、至善的方向去努力，可使全世界成一个最高的文化团体”[4]，个中意味，的确值得我们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