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这一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厚的渊源，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思想的渊源

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一致性和差异性始终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合共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同则相亲，异则相敬。”[2]“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4]。“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方法，对于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往具有独特的辩证智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5]，强调在交往过程中接受和尊重事物的差异性，以开放包容的态度理解差异、尊重区别、减少隔阂，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天人合一”思想作为“和合”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独特内涵。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角度，“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赞天地化育”“天地万物为一体”，遵循“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源，在自然万物演化中存在的天道是人与人交往的人道的根基，“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人与自然之间应当是一种相互统一的和谐关系。当前，我们面临颇为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面对这一局面，人类只有回归自然、顺应自然、尊重大自然的规律，才能更好地趋利避害。人类的长期生存发展需要以完备健康的生态空间为基础，需要以自然资源为主体的物质资料的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人与自然的协调合作、和谐共生。为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天人合一”的绿色发展理念，在更高科技水平和思想观念层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除了人与人之间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和谐、人与自然在共生的基础上实现和谐之外，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强调社会层面的合作共赢。“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传统观念，蕴含着在困难局面下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想法，以及在和平时期互相支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的期许。这样的理念在社会层面的扩散，可以在国家内产生“和衷共济”的意识，在国与国层面产生“协和万邦”的思想与实践。“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思想的共同点，是超越了利益对立的零和博弈思维，强调利益上的包容与共赢，为当代中国外交“共商共建共享”、正确的义利观等理念，提供了稳固的根基和观念上的出发点。

从国与国关系的层面来看，“天下大同”是传统中国世界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它包含若干基本的观念。首先，世界是有秩序的，秩序、和谐是其本然状态；其次，世界是统一的，表现为“天下定于一”“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努力方向；再次，世界具有某种政治性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一种如天地日月、乾坤阴阳的差序等级结构，该结构的不同部分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相互成就；[6]最后，世界的演化方向具有进步性，实现“大同”的天下是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天下，中国的天下观中有很强的崇仁尚义等方面的道德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天下大同”观念中世界具有不可分性、资源和人类命运具有共同性、人类具有共同的道德本性等信念，同时扬弃了其中的差序性内容，是在民族国家时代对“天下大同”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文明交流互鉴的凝聚

共同体思想来自社会学，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滕尼斯曾对人类群体生活的结合类型进行过研究，并抽象概括为两种理想类型，即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形成主要有赖于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如家庭、宗教），此外也可能在历史形成的较小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思想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中实现。共同体不仅是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而且是一个有机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是一种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其基础是有关行为体习惯制约下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7]

鲍曼认为，共同体意味着确定性和随之而来的安全。为了确定性，共同体中的个体需要让渡一定的自由。形成共同体后，每个个体都会有一种安全愉悦的舒适感和满足感。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要比他们与外部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紧密，否则“一旦内部行为体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变得比内部相互交流更为频繁，并且承负着更多的意义与压力，那么这种共同性就会消失”[8]。共同体建立的核心基础是内部凝聚力（交往频率和关系深度）和归属感。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共同体而言，共同体内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要强于这些成员与共同体之外其他国家的关系，否则难以形成或从长期维持共同体。

20世纪50年代，瓦吉恩将共同体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9]此后，多伊奇通过研究欧洲一体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安全共同体理论。他将安全共同体定义为不以战争手段解决矛盾冲突的群体集合（人或国家）。[10]安全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共同体意识，即“我们感”（the sense of weness）。冷战结束后，阿德勒和巴涅特进一步深化了对安全共同体的研究。两位学者重点关注多元型安全共同体，它不但具备前述共同体的特征，共同体成员还处在利他互惠的国际社会中，共享一系列主动接受的合作规范。[11]欧美学者思考安全共同体主要参照了“二战”后北约成员国的合作实践，这些安全共同体高度依赖以美国实力优势为基础的安全保护。北约框架虽涵盖了西欧国家和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但其安全合作的本质是排他性军事同盟，与包容性安全合作存在明显差异。

这些不同的“共同体”思想虽然内容各有侧重，关注点和结论存在差异，但都是在探讨整体和个体的关系，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这些认识的共性。当前，任何国家、任何人的生存与发展都是人类社会这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人类社会的这样一种发展趋势中变得更为紧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智慧与人类文明交融的智慧结晶，同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牢牢把握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各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世界大势，认识到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发频繁、相互依赖程度愈发深刻，世界日益成为复杂联系的整体。同时，世界的发展还面临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存在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12]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直面世界存在的问题，强调中国要自觉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和使命，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三）基于中国外交的理念与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丰富的外交理念与实践，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商讨中国西藏与印度关系问题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表《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进一步明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这些原则在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得到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在亚洲诞生，是因为它传承了亚洲人民崇尚和平的思想传统。”[1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变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强权政治逻辑，反对通过战胜对手的方式把自己希望的“和平”强加给对方，它提倡的互不侵犯原则体现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互不干涉内政原则要求各国在承认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尊重各自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进而实现“互利”与“和平共处”。自提出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指导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也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树立了榜样。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力量。

和平共处是国际社会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从国际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看，各国和平共处是一个基本的条件。经过和平共处，达到和平共生，进而达到和谐共生，这是国际社会和谐发展的不同阶段，[14]每个阶段的递进都意味着共生关系的优化，并伴随一系列理论自觉和实践创新。

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准确把握世界趋势的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15]当时全球还处于美苏对抗的冷战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摒弃两极对立的冷战思维，对时代发展和世界政治走向做出了准确和具有前瞻性的判断，并用这一判断指导中国外交的实践。此后，这一判断一直得到延续。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江泽民明确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16]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诉求。自中国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后，虽然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并未改变，但从现实上说，和平与发展却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各种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此起彼伏、大国竞争上升、权力政治依然在国际社会盛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遭遇挑战；等等。这些体现了世界在和平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不同阶段。“和平与发展”这一命题既是中国对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也是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中国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本身是影响时代主题的重要因素。

在坚持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基础上，中国又逐步把和谐的诉求引入对时代发展的理解中，形成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2005年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17]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8]，说明建设和谐世界已成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战略诉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论断以及建设和谐世界构想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这是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继承了毛泽东的国际主义思想、邓小平的时代主题观和改革开放思想、江泽民的积极参与全球化战略、胡锦涛的建设和谐世界理念，延续了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开辟了中国外交的新时代、新空间、新形式、新平台。[19]

（四）当代经验的借鉴与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中国提出的外交思想，也借鉴了当代国际发展的实践经验，包括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的不断深入、国际社会中多边主义的实践，以及安全共同体建设在一些区域取得的成效等，从而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从人类视野来看待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对国家主权的狭隘理解：强调国与国的同舟共济、命运与共，从而超越了零和博弈的权力政治思维；强调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存，从而超越了文明冲突的视野；强调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超越了国际关系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维；强调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超越了基于同盟政治的对抗思维；强调共商共建共享，通过各国树立共同体思维、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超越了基于霸权稳定和大国权力竞争的国际秩序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关于全人类的共同体，而不是某一集团的共同体，也不是某一区域的共同体，它不是任何局部的、狭隘的、地域的共同体形式。中国从中国传统文化四海一家、心怀天下、崇尚和合、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出发，提炼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旨在使人类打破各种藩篱撕裂的区隔，联结成“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一体。[20]在全球一体化深入发展，同时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人民命运愈发休戚相关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立足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前景，对中华文明传统精髓进行与时俱进的现代性转化，以“天下”情怀的现代主张来回应当前人类文明所面临的重重困境与挑战，有着宏伟的构思与丰富的内涵，它也显著开拓了中国外交空间与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