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世界进入一个百年大变局的时代，突出的特征是：全球化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大变局范围广、深度大，发展范式、生态环境、国际关系、世界秩序等，都在生变。面对这样的大变局，中国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1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全面阐述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对世界做什么贡献的大问题。[30]白皮书明确指出，“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31]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要倡导世界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32]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一）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认知理念，它代表了中国对世界未来发展的一种愿景。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里不乏关于实现大同世界、和合世界的认知。现代中国总是把实现公平合理的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因此，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积淀基础的，是基于认知理念对世界美好愿景的期待。[33]重要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中国的一个倡议和愿景，还是一个世界各国基于共识的合作行动方案，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既体现了中国对世界未来发展的谋划，也体现了中国为之奋斗的目标。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写入宪法，表明中国言必行、行必果。

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也很少有关于具体蓝图的设计。因此，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才能增进共识、集聚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一起行动。[34]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二战”后国际关系与秩序构建历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防止新的大战爆发，创建世界的持久和平，为此，建立了联合国，确立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设立了安理会。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建立具有全球权威的人类安全治理制度。为了推动战后重建和为世界经济创建长期增长的环境，先后成立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现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现WTO），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这些组织成为“二战”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支柱。

“二战”后国际治理体系的建立，体现了人类为共建一个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但是，也要看到，“二战”后体系没有摆脱近代西方崛起后所形成的传统思维和战略，即大国治理与大国主导。比如，旨在构建世界和平的安理会，基本理念是大国共治，防止一国单独行动。但在实践中，赋予安理会成员的一票否决权常常被滥用，从而否定了许多本应采取措施的合理决定。特别是美国，作为实力最强大、有美元本位支撑、在国际机构中拥有否决权特权的超级大国，常常为一己私利而滥用否决权，把本国的利益放在超越国际治理机制的地位，使得国际体系的普惠性和公平性受到侵害。因此，改革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国际经济体系的呼声一直很高。

中国所要推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另立炉灶、构建一套新制度和体系代替现行的制度和体系，而是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重大挑战，处在百年大变局下，提出的基于新理念、新认知的方略。就笔者的理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面临诸多重大挑战与威胁，从生态危机、气候变化到经济发展、总体安全，都需要各国协力应对，通过合作来解决。协力就是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劲往一处使，而不是各行其是，只顾自己，甚至不负责任；合作就是大家共同参与、共谋方案、共同出力。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和解决面临的诸多挑战，就像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需要各国承担责任、共同努力，落实联合国制定的各项协议。其二，以新的理念和方式应对与处理大变局带来的新挑战、新问题，避免出现历史上大变局时期发生的悲剧，尤其是因力量对比变化而发生战争。推动新型大国关系与新型伙伴关系构建，实现和平相处、合作发展的愿景，共创未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含义。[35]

就全球治理体系构建而言：第一，在维护“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基础的同时，推动机构的调整与改革，以适应新的变化；第二，支持新机构的建设与发展，以适应新的需要。“二战”后，在全球层面，已经逐步在各个领域建立起了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机构，大多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变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是拆台，而是补台，是让现有的体系更完善，让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现实中，出于复杂的原因，在重大问题上要在全球形成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的难度很大，对于未来国际体系改革的方向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如何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成为不断扩大的共识，让基于共识的合作不断增多，需要做出不懈的努力。人类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期，会发生诸多重大的转变，至关重要的是，防止发生大的冲突，确保和平与发展的大局。[36]

中国在多个层面提出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既有全球范围的，也有双边、地区范围的，既有体系性的，也有功能性的。显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愿景，是通过各个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方式的努力来实现的。作为实现人类美好愿景的方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强调利益共享与责任共担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既要考虑到共建的利益，也要考虑到共建的责任，把利益与责任统合起来。中国还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具体的领域合作推进直接联系起来，比如：把基于共商、共建、共享方式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37]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之时，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积极推动全球防疫合作，推动全球公共卫生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等。这些都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在一个个基于合作的实际行动中不断积累的。

（二）如何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是近代东北亚关系和秩序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转变。近代，东北亚地区的关系和秩序构建陷入了帝国、殖民、大国争夺的旋涡，迄今没有完全摆脱旧体系的羁绊和争斗的阴影。基于和平相处、合作发展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旨在解开枷锁、走出阴影，共创一个美好的未来。实现这个目标，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是一个百年变革与重建的长历史进程。[38]

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推动各国对和平相处、合作发展理念的认同，以此为基础，推动基于共识的合作行动议程。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进程，在进程中培养意识、凝聚共识与开展合作，在进程之中化解矛盾和争端，实现东北亚历史的和解与现实的合作。因此，为了凝聚共识，需要大力推动政治对话与协商。目前，中日韩建立了以领导人对话机制为核心，包括部长、高官和70多个工作层机制为支撑的对话与协商机制。机制建立以来，尽管多有波折，但能够坚持下来，进程本身就是逐步增进共识的过程。从未来发展看，可以考虑逐步吸纳其他东北亚国家参加，如果考虑到所有的领导人参加一时有困难，也可以先从部长会议开始，也可以先从建立1.5轨或者2轨论坛开始，比如，建立包括东北亚所有国家参加的东北亚合作论坛。同时，鉴于在东北亚区域认同上存在差异，可以把东北亚放在东亚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周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框架下来推动，即把东北亚地区的命运共同体建设融入更大视野与空间，降低区域认同与利益认知的矛盾性。事实上，中日韩合作机制就是首先在东亚合作框架下构建的，经过一段时间磨合的推动三国单独的合作机制。

基于意愿与共识的功能性合作机制构建是推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方式。所谓功能性合作，就是针对某个领域的合作。功能性合作机制并不要求地区国家都参与，也不排斥域外国家参与，是开放的。沿着这样的路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就可以不断充实内容，这样，东北亚也许并不需要像欧洲那样，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区域管理机构，不像东南亚那样，通过一个东盟共同体的具有普遍法律意义的文件（东盟宪章），而是基于理念导向、共识增进与功能性机制建设的累积进程，逐步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成为公共认知，通过不断增加的合作，铺垫与加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39]凝聚合作导向的共识，推动基于共识的行动，是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保证。共识是基础，合作是关键，共识与合作是建立在参与利益认同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特别是对于功能性合作来说，基于共识的合作是取得成效的保证，参与者之间所构建的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与传统的同盟关系不同。[40]

应急性合作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与责任。处在转变期的东北亚是矛盾多发地，特别是一些矛盾容易激化，甚至发生冲突，若失控，很可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同时，也存在突发性事故、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危机，因此，需要构建危机和应急处理合作机制，鉴于东北亚地区经济社会联系紧密，加强应急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三）关于经济命运共同体构建

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东北亚地区已经建立起了紧密的经济联系，除朝鲜外，其他国家均实行开放发展政策，由此，建立起了相互连接的经营网络。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重心，GDP分别位居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十一位，三国之间的紧密联系主要建立在投资—贸易链条基础之上，面向东亚、亚太和世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说，中日韩三国是经济上相互依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日韩建立了领导人年会晤机制，设立了合作秘书处，主要议程是推进三国间的经济合作。从未来发展看，尽管三国间经济链接的结构会发生变化，但是相互依赖与共利发展的基础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41]以中日韩合作为基础，推动构建东北亚经济区的建设，是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内容。

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认知基础是共同受益，通过开放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从而使各方获得好处。东北亚作为一个经济区，相互间的联系与合作是建立在多结构、多层次基础上的，开放合作可以使各自的优势得到释放。中国的巨大生产能力、创新活力和市场潜力，日本、韩国的精工技术，俄罗斯、蒙古国的丰富资源储藏量，以及朝鲜待开发的潜能等，构成世界上少有的优势互补经济区特征。

中日韩之间之所以能够发展起紧密的经济关系，主要是构成了一种优势互补的“天然组合”。[42]中国的开放和其能提供的诸多优势资源（市场、人力、政策等），日本的领先技术和经营优势，韩国先进制造能力和与中国的近地缘链接等，让三国组成特殊的“地缘+”优势组合，即便目前三国没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多边开放体系规则的市场环境仍提供了经济链接的基础支撑。推动构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但由于经济结构、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加上政治因素的影响，谈判的难度是很大的。目前只有中韩之间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中日韩之间签署了一个投资促进协议，自贸区的协定还在谈判中。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会对构建基于开放与规制基础的更紧密经济关系起到重要的作用，不过，考虑到其他各国经济的情况，扩大中日韩自贸区，吸纳其他东北亚国家参加的难度较大。

像蒙古国这样的国家，其优势在资源产业，而资源型产业具有独占性，需求方不会对所需资源产品的进口设置障碍，该国的制造业能力弱小，开放市场并不能使其能力提升，反而可能会失去对市场的管理能力。朝鲜的开放还需要等待，即便开放，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具备全面、高质量开放的能力。俄罗斯的优势也主要在资源产业，特别是参与东北亚经济圈的远东地区，很难发展起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此情况下，推进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基于高标准开放的自贸区协议不同，经济合作具有很大灵活性，只要双方或多方有意愿，就可以推动，规划好了，就可以做起来。从合作的主体来说，既可以是中央政府，也可以是地方政府；既可以是公司企业，也可以是社团与个人；就合作的领域而言，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领域：生产、服务、交通运输、技术研发与利用、环境保护等。东北亚地区已经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发展起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但还远远不够。

在认识上，以往关于区域经济构建，重点是构建自贸区，尽管自贸区是提升区域经济共利的重要方式，但在很多情况下，共利性并不主要是通过自贸区的形式实现的。在诸多领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更为凸显。比如次区域的合作，既可以在统合的自贸区框架下进行，也可以在没有自贸区的情况下进行。就东北亚经济合作的情况看，形式多样，比如链接中俄朝的图们江次区域合作，早在冷战刚刚结束不久就提出来了，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推动，中国、俄罗斯、朝鲜（后退出）、蒙古国、韩国参加，聚焦小区域的综合合作，尽管所取得成效没有达到预期，但还是一直坚持下来，特别是在推动边境地区发展方面，推动了许多务实的合作项目，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再如，以海洋链接发展的经济圈，推动了相关国家地方的合作，促进了相互间的人员交流和项目合作。因此，东北亚地区的活力存在于多层次、多形式的地方、民间参与和推动的基础上。[43]

显然，东北亚经济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建立在多层结构的基础上的，开放、竞争与合作是经济区域构建的基本原则，目的是发挥区域构建的潜力和优势，实现各国经济的更好发展。经济命运共同体，就像安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样，作为推动东北亚区域互利合作的理念，推动经济领域的合作发展与共同受益。

（四）关于政治安全命运共同体构建

在政治安全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核心是实现东北亚的可持续和平与发展。[44]东北亚各国政治制度不同，如果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单一的安全机制作为认同标准是难以做到的，只会增加分裂、激化对抗，因此，需要契合东北亚实际的政治与安全认同，应该说，追求和平是各国人民价值观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特别是在历史性的转变期，把和平构建作为公共价值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历史的经验表明，和平总是与战争相联系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和平是战争的结果，且“二战”后的和平秩序一般由获胜者主导。然而，这样的和平往往不能持久，一旦新的挑战者出现，试图改变现有秩序，则新的战争又会爆发。新时代的东北亚和平构建必须超越传统战争——和平的“规律”，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可持续的和平。[45]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东北亚和平构建，一是靠各国的主动性，做负责任的国家，把和平构建作为己任；二是靠双边关系稳定，确保不发生碰撞，合力推动和平构建；三是靠区域性合作机制，考虑到东北亚地区情况，区域性合作机制并不急于推动泛区域性的合作机制，而是基于多框架、多功能的机制构建，多轮驱动。在机制构建中，领导人的对话机制与职能部门的协商机制非常重要。目前，中日韩已经建立起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对话机制，对话主要聚焦经济领域，今后需要增加安全问题，并且在中日韩三国机制基础上，以灵活的方式吸收其他东北亚国家参加（俄罗斯、蒙古国、朝鲜），如果美国有意愿参加，也不应该拒绝。[46]

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多层次，多形式，并不强求“全家福”，根据不同的情况和需要，从务实、有用、见效的目标出发，顺势而行。实现功能性合作，共同的规则制定与遵守很重要，领土争端、海上冲突、空域对撞（特别是防空识别区的重叠）是最容易发生摩擦和冲突的，规则的作用是坚守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争端，通过风险预警交流避免形势恶化。新时代的东北亚和平秩序构建不同于传统的战后和平协议，也不是由一个或两个大国主导，而是基于对和平公共价值观的认同，并为此开展合作。

东北亚面临诸多安全威胁，和平构建需要直面这些威胁，寻求解决之道。朝鲜半岛的和平构建是重中之重。朝鲜半岛问题很复杂，有历史遗留的因素，但主要是“二战”后冷战背景下生成的南北分裂、对抗所致。冷战结束后，美朝对抗加剧，朝鲜加快发展核武器步伐，进而引发对抗升级，这使得朝鲜半岛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朝鲜拥核受到联合国的制裁。然而，在没有真正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朝鲜不会弃核。“六方会谈”曾以朝鲜弃核作为前提，推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构建，但没有成功。后来，美、朝双方试图通过首脑会晤的方式来实现突破，但迄今没有达成协议。从根本上讲，朝鲜半岛问题还是需要放在东北亚和平构建的大框架下来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也许需要以解决朝鲜的安全关注为出发点，来解决朝核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和东北亚和平机制的问题。鉴于此，需要以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构建为出发点，由联合国安理会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制定东北亚和平议程。[47]

中美战略博弈对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产生多重影响。随着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警惕增加，针对中国的战略与军事部署也在增强，而中国出于自身的安全需要，也会提升自己的对抗能力，在此情况下，地区有陷入以中美战略博弈为背景的“安全陷阱”的危险。因此，在东北亚的和平构建中，把握中美战略大局、防止东北亚再次出现力量重组对抗的局面至关重要。除了中美双方要降低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也需要创建其他的合作机制，以改变美国对华竞争主导东北亚安全议程的局面。[48]

值得重视的是，如今和平的内涵和构成与以往不同。传统的和平含义主要是不发生战争，如今还包括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冲突，如网络战，所造成的损害甚至会超过传统的战争；像气候变化、污染扩散、传染病、重大事故特别是核事故等，所导致的对人的安全威胁与财产的安全威胁巨大。应对和处理这些威胁，单个国家难以做好甚至难以做到，需要地区与更大范围的合作，有些则需要构建常设的合作机制。这方面的合作，一般分歧比较少，易于开展，大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容易被接受。事实上，在东北亚地区，在治理空气污染扩散、地震与海啸、核事故等领域，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合作机制。新冠疫情进一步推动了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机制构建。考虑到东北亚地区人口密集度大、经济社会的活动相互连接性强的特点，构建有效合作机制的必要性要比其他地区更强，显然，非传统安全的合作至关重要。[49]

总之，安全命运共同体构建，和平构建是导向，也是目标。新时代的和平构建，需要走出传统安全构建的思维，把和平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价值观，推动各方参与，同时，和平具有新的内涵，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合作。

（五）关于人文命运共同体构建

东北亚地区各国人民间有着长久的交流，记载着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友好历史，但是近代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也有着令人难以忘记的杀戮、仇恨、敌视记录。社会人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其宗旨是推进东北亚各国人民间的和睦交流、守望相助与文化上的相互理解与互通互鉴。

就社会关系而言，“二战”后，随着国家间关系正常化，特别是经济上的紧密关系，人际间的交流得到快速的发展，由商务、学习、旅游等所拉动的人员流动规模前所未有，人民间的相互了解、理解也大大增进。不过，受到国家间关系波动的影响，人民之间的相互友好认知也不时受到损害，特别是，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隔离，导致一个民族之间的人民仍然几乎没有往来。

从社会角度思考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当然首要的是人民的福祉和以此为基础的友好相处，前者依托合作发展来提高，后者主要依靠良好的国家关系。推动社会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加强各国间的社会联系，构建社会交流与合作的网络，增进民心相通。特别是在发生危险情况时，如天灾、重大事故、传染疾病等，能够动员社会的相互支援。

人文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不同文化间的互通互鉴。文化存在于知识、信仰、道德、思想、文学、艺术、习俗、习惯等之中，推动人文命运共同体建设，重在推进各国间的文化相互交流与相互学习，政府为“文化互联互通”提供便利的环境和条件。东北亚地区有着文化交流的历史积淀，在现代，各国都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主体文化。而且，各国都有基于自己认知的历史、遗产、思想等叙事方式，这难免会有差别、冲突、矛盾。因此，作为有着长久历史和现代文化交流的东北亚各国，需要有“共享历史观”“共享文化观”，即把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叙事、遗产记录与叙事，作为区域共处的共享财富，总结相互交往的经验与教训，提炼文化精髓。[50]推动东北亚人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要义不是推进区域文化上的整合，或者推崇一种主流文化，而是推进多样性基础上的互通互鉴。[51]值得重视的是，应该区别文化的共享性与文化的共同性,前者是在互学互鉴的基础上发展的，基于不同的共识认同，而后者强调的是交流上一致性，基于相同的共识认同。基于不同的文化互通互鉴，会凝练出共享性的文化因素。[52]共享性以尊重各国的个性特色为前提，以开放交流为保障，互通互鉴的价值来源于各具特色的个性。东方文化的精髓是包容性与融通性，东北亚人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要把它发扬光大。

依据这样的认识，推动东北亚人文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利于凝聚共识，可以减少许多人对中国倡导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疑虑。在新时代，没有哪个国家在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上可以获得成功，全球化越发展，相互交往越加强，各国在学习吸收其他文化精华的同时，就越会奋力保护自己的主体文化，凸显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采取措施抵御强势文化的入侵，实施个性很强的文化保护主义，在这一点上，甚至要比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更强烈。

推动东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需要广开渠道，推进各国文化的相互传播，让各国人民能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需要推动政府间和民间的交流组织与机制的建设，让交流常态化，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超越国家间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以文化交流推动国家间关系正常化与区域合作运动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是当今和今后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形式，应该让其发挥共享文化桥梁的作用，而不是起反作用。[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