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图0-1 卡梅尔格里希特大厦（1938）
资料来源：Berlin，Kammergericht，ZB-Archiv Das Kammergericht in der Elßholzstrasse in [Berlin] Schöneberg 15.3.1938，3491-38，Bundesarchiv，Allgemeiner Deutscher Nachrichtendienst-Zentralbild （Bild 183）.
图0-2 卡梅尔格里希特大厦（2014）
笔者摄于2014年9月3日。
图1、图2是德国柏林舍恩贝格区（Schöneberg）卡梅尔格里希特大厦（Kammergericht，KG）的两幅照片。自1913年建成以来，该大厦就是第二帝国（Deutsches Kaiserreich）直辖的柏林地区上诉法院（Oberlandesgericht）所在地，是帝国的核心法律机关，地位举足轻重。1934年，第三帝国在这里设立了“人民法庭”（Volksgerichthof），诸多反对纳粹政权的抵抗者在这里被审判处刑。这幢大楼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德意志“帝国”中央集权的典型象征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所受破坏较之柏林其他主要建筑物要轻得多（只有塔楼在轰炸中倒塌），随着盟国占领的开始，这座位于柏林美占区的大楼被四大占领区总督一致推选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ACC）的总部驻地，同时也为了向美占区长官及盟国远征军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战时为盟国联络所做贡献致敬。[1]如同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 Tor）是第二帝国时期军国主义的象征，帝国总理府（Reichskanzlei）是希特勒政权时期元首独裁权力的象征一样，自此之后，卡梅尔格里希特大厦成为盟国在德占领时代的象征。
1945—1948年，这一建筑物一直是德国领土的核心，同时也是占领当局权威的体现。然而，随着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1948年3月份陷入长期瘫痪，笼罩在这幢大楼之上的光环也逐渐暗淡。在两德统一后，由于ACC的最终解散，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卡梅尔格里希特大厦仅作为柏林州宪法法院（Verfassungsgerichtshof des Landes Berlin）而存在，不再具备权威与中心地位。
2015年，亦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参观了卡梅尔格里希特大厦。我询问正在大厦前的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花园（Heinrich-von-Kleist）休憩的德国青年人，想要了解德国的年轻一代是否了解此地的纷繁过往。但是他们的回答相当简单：“我们知道这是个挺古老的法院。”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这里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可能就只剩大厦门口那四根旗杆了，四大占领国的旗帜曾在这里高高飘扬。对于德国青年来讲，这幢大楼的历史过于繁杂也过于暗淡，已经难以全面了解，而德国的被占领史对他们来说也一样陌生。即便可以在历史教科书里读到相关的记载，但有关盟国占领时代的诸多历史细节因种种原因如今并不广为人知。如同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欧盟这类新国际合作组织的危机产生，在当今欧洲的新历史环境下重新解读这一特殊历史时代，是保存珍贵历史记忆的必要举措。
除了传承历史记忆的永恒需求之外，法德两国之间长期的共同政治记忆也是该研究的主要诉求之一。这两个欧陆大国之间的过去充斥着矛盾与斗争，然而如今，法德合作已是欧洲和平发展当之无愧的核心。如同联邦德国首相康拉德·阿登纳[2]与法国总统戴高乐[3]在1963年1月22日签署《爱丽舍条约》后所做共同宣言中预言的那样：
我们深信，德国人与法国人结束了百年的竞争，彼此达成和解，已成为深刻转变两国人民间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安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我们认识到两国人民的团结牢不可破。
我们要指出，青年已经认识到这种团结的重要性，并已被唤起要在法德友谊的巩固中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认识到，两国之间合作的加强，是两国人民的共同目标，是迈向统一的欧洲的重要一步。
在今天签署的这一协议中，他们已经同意组织两国间的合作原则及其组织形式[4]。
根据地缘政治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论断：“法德和解在欧洲形势的发展中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它为艰难的一体化进程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所有进步提供了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基础。”[5]通过避免国际冲突和激发多边合作，法德和解的经验为其他在历史上长期对抗的国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范例。除却在其他有关法德关系研究中提及的有关联邦德国建立后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因素，本书将着力于探索早在法国对德占领时期便存在的“行政”及“人性”因素对于法德和解之路的最初影响。
自2012年以来，笔者作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生，与法国巴黎萨克雷大学政治史博士生，一直致力于二战与冷战之间的欧洲史研究。在学习期间，我认识到，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一直未能重视盟国对德占领时期的历史。这促使我深入探究这一特殊的历史时代，并坚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至今。笔者的硕士论文兼首部专著《大国合作的试验：盟国管制委员会研究》[6]正是由此形成的。然而，在撰写这一论文时，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在当今的全球历史学界，尤其是在现当代历史解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美英学者，他们长期以来对于法国对德占领区（La Zone d'occupation française en Allemagne，以下简称为“法占区”）在欧洲当代史中的作用有所轻视，把研究重点聚焦在战后德国史中美苏对抗的部分上。大量的法方原始档案文件未能得到充分运用，有时甚至还被忽视或误读，美苏两极对立被视为战后初期国际事件（比如盟国对德占领）的唯一主导因素。其他民族国家，诸如法国和中国的历史作用往往被掩盖。因此，我决定进一步深化有关法占区的研究，以揭示法占区的独特地位及其对于法德两国未来关系的深远影响。
以此为目标，笔者在2012年获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支持赴法，在中法两国教授联合指导下于法国政治社会科学研究院（Institut des Sciences Sociales Politiques）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巴黎萨克雷大学的三年研读时间里，我不仅在法国各档案馆、图书馆及研究所查阅了大量原始史料，更接受了法国历史学者的系统教育。在法学习期间，笔者搜集整理了三百多箱档案材料，近20万页各类文件资料，以及大量有关法国二战后在德占领的回忆录及专著作品。由于法国现存相关原始档案的再整理及数字化工作自2009年方才起步，部分敏感文件甚至在2015年二战胜利70周年奥朗德总统发布档案解密令后方才公开面世，因此为进行这一研究，就不得不同步甚至超前于档案馆本身的系统整理工作。对于我这样的外国留学生来说，这无疑是十分困难但也不可避免的挑战。这也正是这篇博士论文耗时五年多方才问世的原因所在。在这一复杂严峻的研究环境下，我逐渐意识到，为了如实反映当年法占区的历史情况，揭示法国占领者与德国被占领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采取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方式进行分析研究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有鉴于此，那些为法方军政府服务的德国人，即我称之为“法方军政府或直接或间接的公务员”的社会群体，成了阐述分析法国在德占领史的理想研究对象。
盟国军政府治下的德国公务员不仅是盟国当局占领下的德国社会成员，还是占领事务的直接参与者。该群体是将占领当局的意志传达给被占领者的媒介，同时该群体也能够向占领者反馈被占领状态的德国社会的需要。首先，我们将对比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下盟国占领的理想体制与法占区的实际情况，从而了解法方军政府方面的独特立场。之后，通过分析不同的典型群体在占领时期的命运，实现对法占区社会的精确反映。最终，法方军政府在利用这些特殊的德国群体时所采用的不同措施将被凸显出来，从而体现法国占领者在短期的占领行政效率与对德国的长期政治影响之间的抉择与争议。
对这些德国公务员社会情况的研究关系到三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军政府要利用这些德国人？
第二，军政府如何高效地运用这些人力资源？
第三，军政府的政策在占领时期对这些德国公务员的社会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之后又怎样影响到两国关系？
这三个问题也正是下文将要涉及的关键内容。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书将就盟国对德占领的理想原则，与法方军政府在占领期间采用的管控德国人员的实际措施进行对比。其后，通过介绍法方军政府所培养、利用的德国公务员中若干具有典型特征的次级群体的历史细节，总结该群体社会情况的宏观历史变化，对战后法占区德国公务员群体的组成进行细化分析，从而显示法方军政府占领下该群体的命运共性和各次级群体的经历特性。
总体而言，本书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着重介绍德国公务员群体在战后重现的历史背景，以解释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基本原则和法国占领区的特殊地位为主。通过阐述盟国管制理念与法方军政府在法占区的目标之间的分歧，探究法方选择特立独行的占领政策，形成独立自主的法占区的原因所在。然后，本书将进一步探讨和总结法国占领者对于德国人的总体态度，从而揭示法方军政府寻求利用这些在其他占领者看来极为危险的德国人的主观动机。
第二部分针对战后法占区德国公务员的第一个典型次级群体——法方军政府直接任用的德国雇员——向军政府正式“公务员”的身份转变。这部分涉及法德两国人民之间战后恢复关系的基础条件：就实现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正常交流进行最初的尝试，从而在同一行政架构下进行合作。根据法国占领者对这些身处军政府内部的德国雇员的任用政策演变，我们可以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法方对于德国人员的行政管理价值的认知是如何在占领的实践中逐渐提升的，而这些德国人又是如何被法方最终接受，被提升到同等的占区“管理人员”的高度，并被认为是可以信任并与之合作的人的。
第三部分是对于一个在法占区行政管理中至关重要的次级群体的细化分析——德国地方政府德国公务员。伴随着行政管控与非纳粹化，部分法国占领者试图间接将这些公务员为军政府所用，从而在耗费法方最少的占领成本的条件下实现占区的有效管理。这些德国公务员地位的变化直观反映了占领者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占领理念之争，同时也体现了法占区德国行政当局权力恢复的具体过程。对于德国公务员的利用是怎样有利于法国的利益，又如何在客观上加速了法占区的行政与经济重建的？这些论题将在这一部分得到解答。在法方军政府有关这一次级群体的关键决策中，甚至可以观察到法德合作的最初预兆。
通过这三个部分的具体论述，对于各不同次级群体存在发展的历史背景及细节分析，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并进一步挖掘法占区德国公务员问题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与意义。以此为基础，从中得出关乎法德双方决策与德国社会演变的相关结论。
[1]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Garden City，New York：The Country Life Press，1950，p.33.
[2] A Mönchengladbach lors d'une manifestation de I'Union chrétienne démocrate，la CDU，le 12 octobre 1948，st.N.，p.16，ACDP（Das Archiv für Christlich-Demokratische Politik）S.Ad.
[3] Charles de Gauelle，Mémoires de Guerre（Le salut：1944-1946），Paris：Plon，2011，p.83.
[4] Pierre Jardin，Adolf Kimmel，Les relations franco-allemandes depuis 1963，collection “Retour aux textes”，Paris：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2001，p.53.
[5] Zbigniew Brzezinski，Le grand échiquier：L'Amérique et le reste du monde，Paris：Bayard éditions，1997，p.96.
[6] 徐之凯：《大国合作的试验：盟国管制委员会研究》，黄山书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