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与和平运动的兴起

一 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与援华呼吁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际局势经历了复杂变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绥靖政策，纵容世界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和勾结，日本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共产国际持续关注日本侵华和国际法西斯力量的发展。1933年希特勒上台，随后德国法西斯势力迅速发展，其他各国法西斯势力也不断壮大，部分国家共产党和民主力量受到法西斯势力的摧残和削弱。共产国际敏锐地意识到与各国资产阶级及其民主派合作对抗法西斯势力的必要性。从1934年下半年起共产国际开始改变“第三时期理论”[24]指导下的“左倾”政策，不再宣称世界处在新的革命高潮时期，资本主义进入全面崩溃，无产阶级进行夺权的时期已经到来，代之以建立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政策。[25]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共产国际就号召各国支部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救国。1931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帮助“中国兄弟”反对日本侵略，为建立统一独立的中国而奋斗。[26]次年5月1日共产国际又号召全世界工人和被剥削者们拒绝向日本运输任何军械或军需品，以反对日本抢劫中国的战争。[27]193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的决议更是郑重地号召共产国际一切支部和全世界的工人和劳动者，以极大牺牲精神，来保护中国革命，使之不受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深入，共产国际也加大了号召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力度。1935年7月25日至8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各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正式提出新的指导策略。季米特洛夫的系列讲话引起了与会代表对法西斯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区别、法西斯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和危害的大讨论，使各国共产党认识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大会提出，首先“必须着手建立统一战线，在各个企业、各个区、各个省、各个国家以及全世界确立工人的统一行动”，工人阶级在世界范围统一战线建立的同时，要“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并且在建立反法西斯人民战线时，“正确地对待那些有很多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参加的团体与政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要改变在实践中忽视、蔑视这些团体和政党的态度。[28]大会要求共产党员务必积极拥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尤其是拥护中国反对日本的斗争；要求各国共产党秉承共产国际历来一贯的政策积极援助中国。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形成了援助中国人民的“最彻底、最可靠、最伟大”的力量。

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改变，也直接影响了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会议期间，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人审阅并通过了中共代表团制定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季米特洛夫在《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赞同《八一宣言》，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问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策略路线。瓦窑堡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政治策略的转变。

1936年3月23日至4月1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又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战争危险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指出，日本和德国作为两个战争策源地，互相支持，正把世界各国拖入残酷的、毁灭性的战争。“在远东，日本法西斯军阀竭力想成为亚洲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一块接一块地侵占中国的领土，悄悄地把手伸向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企图占领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准备进行一次决战，以夺取太平洋的霸权。日本军阀与德国法西斯沆瀣一气，直接威胁苏联边境，并且准备着一场反对美国和英国的战争。”由此，共产国际认为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就是制裁法西斯战争罪魁祸首，维护和平，而反法西斯斗争的成败，取决于人民群众开展的反对法西斯军事侵略的运动规模。

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遵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发挥最大限度的主动性和刚毅精神，考虑本国工人运动的具体条件和情况，找出顺利完成国际无产阶级中心任务的必要途径和方法，要求“各国共产党在本国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展最积极、最顽强、最广泛的维护和平的运动”，这将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战争贩子的统一行动中的决定性步骤。”[29]决议特别强调在当时的形势下，无产阶级、一切工人政党尤其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保卫中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卫国斗争，不仅是他们求得自身解放的神圣职责，而且是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反对战争罪魁祸首、维护和平的世界统一战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决议还强调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共产党人要争取广大群众参加维护和平的运动，同时要在他们当中不断进行宣传工作，要通过互换工人代表团和人民集会演讲员的办法，使反战运动具有尽可能广泛的国际性，“必须使一切国际组织齐心协力地为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又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抗日救国，同时强调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各国共产党援助中国抗日的任务和方针。除了对奋斗中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寄予同情和道义上的援助，还要在政治上采取积极的方法来影响英、法，美等各国政府和社会舆论，使他们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对于日本军阀侵略行为的帮助[30]。

二 “七七”事变后共产国际援华的决议

卢沟桥事变之后，苏联首先作出回应。《真理报》7月9日以“日本在华北的挑衅”为题报道事变，11日又发表米拉耶夫的《卢沟桥事件》一文，赞扬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顽强意志。

季米特洛夫为“八一”反战纪念日而写的文章中特别提到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严厉斥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纵容，要求英法美各国人民以及其他非法西斯国家的人民抵制政府对日本的纵容与鼓励，同时又告诫各国共产党工人及劳动群众，如果不能发动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一切力量去尽快地把法西斯强盗驱逐出中国，就不能真正为和平而斗争，把法西斯强盗驱逐出中国，是共产国际给各国共产党的指令，给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建议。[31]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以及一切进步人士去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就是对于共产国际的建议的回答。各国共产党援助中国，不仅是出于道义，更是出于世界和平的保障，由各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的援助抗战运动也必将促进中国抗战的开展。[3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10月3日通过了“关于援助中国和西班牙人民的决议”[33]。决议首先指出中国抗战的重要性，指出“西班牙人民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反侵略的保卫战，以自己英勇的斗争打击和平的破坏者德意日，保卫和平事业……中国和西班牙共和国进行的是反对外来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决议点明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目的是“把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统治强加给中国”，中国人民则为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为在民主基础上改造本国的政治制度而战。如果“日本在中国获胜，德意法西斯在西班牙获胜，那么蛮横无耻的法西斯国家掠夺侵略的新时期就会来临”。这意味着如果日本占领中国，英国在法属印度支那、印度、澳大利亚、菲律宾的殖民地也将面临威胁，也意味着“对和平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堡垒苏联开战”。共产国际因此号召各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保卫和平，“尽一切力量，使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中国遭到失败”。[34]

决议详细地指出了国际援华运动的性质。援华运动应声势浩大，绝不能只具有狭隘的共产主义性质，也不能单靠共产党本身的力量进行。应当利用一切直接或间接的后备力量援华，利用欧美不同阶层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感。为了奠定最广泛的援华运动基础，必须把人民阵线的一些委员会、和平之友协会、国联之友协会、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会、妇联和学联等组织发动起来，还要把那些与之合作的、可通过某种形式有益于援华运动的政党也发动起来。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对维持中国秩序、稳定和保持正常经济生活条件有利害关系的团体和个人也要加以利用。

运动采取的形式也要多种多样：“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向议会提要求，利用报刊做宣传，向各社会团体发呼吁书，派出专门的代表团（鼓动队）等等”。为了更好地开展运动和协调援华活动，要在欧美各国或是条件许可的地方设立专门的“援华委员会”，尽可能建立密集和庞大的援华委员会网络，争取政界、舆论界、科学界的知名人士，工会和其他组织代表的参与。

援华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全面援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为此决议要求“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停止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任何外援”，包括贷款、原料、提供各种武器、贸易等等，同时必须力争给中国政府以实际援助，如提供武器，向中国自由运输武器，给中国政府财政援助如贷款、借款、贸易等等。

决议还包括了国际援华运动应采用的口号：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不给日本军国主义一分钱；对来犯的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和平百姓的日本军国主义实行经济制裁；抵制日货，断绝日本原料来源；民主国家采取一切政治和经济手段，反对远东和平的破坏者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宣传活动中围绕的中心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同谋者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辩护而提出的无耻论据的卑劣性与虚伪性，还应广泛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和平百姓所施暴行的一切事实”。

决议指出援华委员会的活动方针是通过该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要求本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破坏国际条约的行径，反对其封锁中国海岸、使用公共租界和外国在华租借地进行战争，反对中立政策。主张各国政府和国联对日实行制裁，同时还提出禁止向日本出售战争材料、拒绝提供贷款和原料。呼吁本国政府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向中国提供援助，允许中国民众在外国租界自由开展爱国运动[35]。

此外，援华委员会可开展的活动，包括“募捐、救济难民和日本侵略受害者”；号召军事专家到中国去，全力帮助派遣志愿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正义战争的飞行员和其他军事专家到中国去。援华委员会还要组织和派遣赴华救护队、难民膳食供应点等。为了更好地向国际舆论界提供中国事态的消息，援华委员会应该组织向中国派遣权威性的代表团以及向各战场派遣记者的工作。援华委员会还要通过工会去争取海员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船只和其他国家向日本运送武器的船只。

决议还提出了利用中国社会名流组成的代表团出访欧美国家争取援华机会，加强与共产国际、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和其他主张和平的国际组织的联系，共同进行援华活动。

共产国际上述10月3日的决议为各国援华会运动提供了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各国援华委员会从目的、形式、口号到活动都是根据该决议的内容展开。援华委员会中声势最为浩大的英国援华会就是在该决议的指导下在英国共产党的组织下成立，迅速发展成为英国援华运动总会，一度引领了世界各国的援华活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随后在10月10日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强调中共要“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尽一切努力全面巩固统一战线”。为了加强国际援华运动，“最好由中国共产党会同国民党、救国会、工会、学联、妇联、文化等国内各团体联名致书国际工人组织——共产国际、社会主义国际、阿姆斯特丹国际和一切国际反战反法西斯组织，呼吁他们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作出的政策调整和数次决议，为国际援华运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也奠定了基础。

三 20世纪30年代和平运动的兴起和高潮

19世纪初，民间和平组织在美欧各国相继出现，具有广泛影响的世界和平运动开始萌芽。总体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和平运动影响力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促使欧美出现了“反战、厌战、恐战”的社会思潮[37]。知识分子的文化反省、转向和平主义、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的缓和使得和平运动高涨。到30年代，面临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威胁，以反法西斯、反对战争为中心的和平运动进一步形成空前的盛况。

张一平将20世纪30年代和平运动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38]，本章内容涉及的是“七七”事变前的兴起和高潮两个阶段。

从1930—1933年，和平运动酝酿和兴起。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空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帝国主义国家投入军备竞赛，国际矛盾加剧，1931年日本侵华和1933年徳国法西斯政权的建立，预示着战争迫在眉睫，世界和平力量迅速积聚。1931年4月，美国28个和平组织共同成立了“联合裁军理事会”，强烈要求实现普遍裁军。德国、荷兰以及北欧各国重新掀起拒服兵役运动。[39] 1931年日本的侵华行径，引起各国和平运动者的强烈反响，和平运动围绕裁军和援华反日展开。反战委员会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倡导下发起成立。1932年2月，在各国人民的推动下，国际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开幕。同时，深受甘地“非暴力”思想影响的英国基督教和平主义者莫德·罗依登（Maude Royden）甚至在淞沪抗战期间发起组织一支没有武装的和平军，准备奔赴上海，在中日军队之间筑起一道人墙来制止战争。罗依登的和平军计划很快吸引了800名志愿者，后因国联拒绝将其运送上海而解散。

1932—1933年世界各地反战大会纷纷召开。1932年8月阿姆斯特丹召开由共产国际倡导的世界反战大会，来自25个国家的2244名代表参加；1933年6月来自欧洲各国的3700名代表出席巴黎召开的欧洲反法西斯大会。两次大会随即联合成立了世界反战和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世界各地普遍展开的反法西斯、反战运动。先后召开反战大会的国家、地区、团体有：英国（伦敦）、南美（蒙得维的亚）、斯堪的纳维亚（哥本哈根）、荷兰、保加利亚、美国（纽约）、远东（上海）、澳大利亚（堪培拉）、国际大学生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和世界青年反战大会（巴黎）等[40]。到1933年底，一场全球规模的和平运动已经形成。

从1934—1937年是30年代和平运动的高潮时期，以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代表的各国共产党及左派组织，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1933年、1934年，苏联政府先后在国联会议上提出侵略定义草案和建立国际和平阵线的建议，并积极支持法国外长巴都缔结东方公约的努力[41]。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确立统一战线政策，为各国和平运动的发展注入动力。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运动，也给了法西斯势力当头一击。

在共产国际和左派力量反法西斯、反战斗争的影响下，世界和平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1935—1936年，反战和平会议分别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亚召开。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引发了中东地区国家援阿的反战和平运动。1934年10月起，英国就出现大规模的“谢泼德和平运动”。1935年7月谢泼德在伦敦举行的和平集会吸引了逾7000人与会。1936年5月成立的谢泼德担任会长的和平誓约同盟有300多地方分会，会员接近12万人。[42]美国和平运动在1935年的鼎盛时期，参加者多达4500万—6000万人[43]。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共和国政府得到了苏联、英、美及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支援。

同一时期，国际性的保卫和平会议也此起彼伏。1934年世界妇女反法西斯反战大会在巴黎召开；在布鲁塞尔召开世界学生反法西斯大会；1935年在巴黎召开世界保卫文化大会；1936年在布拉格召开中欧和东南欧反战大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泛美维护和平会议等等[44]。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36年9月3—6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和平运动大会。共产国际在建立广泛的反战统一战线精神的指引下，支持了大会。

布鲁塞尔大会是法国左翼和平运动家科特（Pierre Cot）、窦理卫（Louis Dolivet）与英国和平运动家薛西尔子爵（Viscount Cecil of Chelwood，Lord Robert Cecil）、诺埃尔·贝克（Philip Noel-Baker）等于1936年3月成立的和平组织国际和平运动（International Peace Campaign，又译国际反侵略大会，国际和平联合）[45]发起组织的。

国际和平大会（World Peace Congress）盛况空前，是30年代影响最大的和平活动，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平运动的巅峰。参会代表逾4000人，来自35个国家和40个国际团体，（含法国1000人、英国500 人、捷克斯洛伐克370人及美国65人，）[46]包括共产党人、左派社会党人、和平主义者和保守分子。大会成立了全世界争取和平联合会，选出了总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处，提出了为不同派别所能接受的行动纲领。世界各国的报刊连续多日对大会进行报道。

共产国际对和平大会十分重视，会议结束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听取了大会总结报告，对会议结果表示满意，并于9月9日通过总结决议[47]。决议肯定了大会的群众性和世界性，认为大会促成了真正具有广泛意义的和平运动的形成，从而能够有效“妨碍法西斯军事侵略计划的实现，进一步巩固国际和国内的和平运动，使得国际争取和平运动变成一种巩固国际联盟和集体安全的有效的社会斗争手段”。共产国际同时督促进一步扩大和平运动，普遍建立和平委员会，大力加强各国和平委员会的工作。尽快在尚未成立本国和平委员会的地方采取行动，吸收本国一切重要的和平团体代表为本国和平委员会成员，加强各国和平委员会与国际争取和平运动总理事会的联系。通过各国和平委员会和国际和平运动机构，同一切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团体及其他团体建立广泛的联系，如国际联盟拥护和平者协会、退伍军人团体、各种宗教团体等等；要在报刊上广为宣传国际争取和平民主运动，安排国际知名和平人士到欧美各国进行巡回讲演宣传。[48]

中国国内的抗日浪潮和民族救亡运动与30年代欧美和平运动建立了紧密联系，相互支持，成为世界和平运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救亡运动的了解和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20年代后期，宋庆龄等民主爱国人士就积极参与了国际性的反帝、反战运动。1927年 12月和1929年8月，在比利时、德国召开的两次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宋庆龄都当选为名誉主席。1930—1931年宋庆龄旅德、法期间参与了一系列的国际反帝、反战活动。1932年5月，宋庆龄还应邀担任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49]。1933年9月30日，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外代表65人参加会议，宋庆龄任执行主席，发表《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说。罗曼·罗兰、高尔基、巴比塞、朱德、毛泽东等当选为名誉主席。会议通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成立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中国分会，宋庆龄当选为主席[50]。

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运动大会上，中方代表王礼锡代表伦敦华侨抗日救国会出席，担任大会秘书，与陈铭枢、陶行知、胡秋原三人位列大会主席团。另外代表中国出席大会的还有钱俊瑞、陆璀等。王礼锡代表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发言，历数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呼吁各国人民援助中国抗战，获得全场热烈响应。[51]同月，钱俊瑞代表宋庆龄参加了于巴黎召开的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罗曼·罗兰在会上多次盛赞宋庆龄在国际反法西斯运动和保卫和平中的贡献。[52]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中国的民主爱国人士在国内外与欧美和平主义者遥相呼应，在积极参与国际和平活动的同时，也获得欧美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