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丝绸之路研究中若干学理问题的再认识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即“一带一路”倡议，随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沿线许多国家和地区广泛而热烈的响应，产生了重大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这一倡议，使千年古丝路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和活力，同时也为沿线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无限的机遇。随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和深入，目前学界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尚有若干学理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再认识。
一 关于“前丝绸之路时期”
一些学者认为，早在张骞“凿空”之前，亚欧大陆上就已经出现了“玉石之路”“陶器之路”“青铜之路”“麝香之路”“小麦之路”等，因而“丝绸之路”既非形成最早，其名称也不具有普遍性的代表意义。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虽然反映了“凿空”之前的一些历史事实，但是“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早已被学界及社会上所认可，早已约定俗成，其含义也绝不仅仅包括“丝绸”在内，而是以中国的丝绸为代表，将丝绸这一曾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物品，作为最有代表性的物质载体用来命名这条道路，因而“丝绸之路”一名及其含义是确切和恰当的，其代表性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一名称听起来优美靓丽，意韵美妙，可使人们产生心理上的愉悦之感。
诚然，早在张骞“凿空”之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已经产生了。例如，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原文化在它诞生以后即呈现出向四周扩展的趋势，在我国西部地区则表现为由东向西的传播方向。例如发现于甘肃东部、青海东部、河西等地约4500—5000年的马家窑彩陶文化，即是中原仰韶文化向西传播的遗存，彩陶文化又由河西西传新疆及其以远，和田、库车、且末、哈密、吐鲁番、伊犁河流域等地，均出土过彩陶器。与之同时，新疆和田一带的玉石也通过河西走廊而大量输往中原。如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756件随葬玉器，其玉料大部分都是和田玉。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关即因其地为西域美玉输入内地的门户而得名。又如，小麦原产于西亚地区，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约在4000多年前传入我国。新疆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青海东部和甘肃地区以及黄河中下游一带距今4500—4000年遗址中均出土了小麦。到了3500年前后的商代前期，在黄河中游地区小麦种植面积显著增加，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1]至于一些学者所讨论的“凿空”之前亚欧大陆上就已经出现的“玉石之路”“陶器之路”“青铜之路”“麝香之路”“小麦之路”等，我认为这一时期可称之为“前丝绸之路”时期，或丝绸之路的萌芽时期、曙光时期。这样既可尊重应有的历史事实，理清概念上不必要的混乱，又凸显了“凿空”以来这条道路巨大的历史贡献。
世界上各种文化遗存本身几乎无一例外地证明，其文化内涵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封闭的。史实表明，早在人类童年时代起，不同的文化集团就在蹒跚的相互扶持中向文明走来。中华早期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即有来自遥远的西方外来文化因素的参与与渗透，并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前丝绸之路”可以说，就是中华民族先民与生活在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等地的人们友好往来之路、互通有无之路、相互学习之路、共同发展之路。
不同地域间人群的交往尽管早已有之，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在张骞“凿空”之前这种交往一般是自发的、分散的，非国家和政府行为的，规模较小的，不宜与“凿空”之后的丝绸之路相提并论。而张骞的“凿空”则是受汉武帝的招募派遣，属于国家和政府行为，虽然其最初目的是为了与大月氏等联手从东西两面夹击匈奴，以解除匈奴对汉朝北部边境的威胁，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开拓丝绸之路的效果。自此以后，丝绸之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经营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沟通古代旧大陆三大洲间最重要的国际通道，为整个人类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因而“前丝绸之路”时期是无法与“凿空”之后的丝绸之路时期相比的。
最近还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是一个仅仅反映中国文明输出的片面性名称，是片面、狭隘的概念。[2]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一名，最早为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国》一书中提出的，他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叫作“丝绸之路”。以后德国东洋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在其名著《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主张，应“把这一名称的涵义进而一直延长到通向遥远西方叙利亚的道路上去”，因为“叙利亚尽管不是中国生丝的最大市场，也是其较大的市场之一，而且叙利亚主要是经由通向亚洲内地及伊朗的这条通道获得生丝的”。赫尔曼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学者们的赞同。此后，“丝绸之路”的概念进一步扩展，成为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联接非洲、欧洲的陆路通道的总称，被人们视作古代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主渠道。
由此看来，丝绸之路一名所反映的绝非只是中国文明的输出，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
另有学者提出，早在史前时期即存在全球化现象。例如2010年8月在鄂尔多斯市召开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北方草原通道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英国学者Martin Jones表示，全球化并不是新现象，在距今4000—5000年的史前时期，全球化现象已经在欧亚非大陆上出现，农作物、家畜、青铜器等物质文化因素频繁在各个文化群体中传播，这非常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全球化现象，故可称为“史前全球化”。[3]笔者认为，此番言论恐怕说过了头，诚然史前时期不同地域之间人群的物质文化交流的确存在，但并非是全球性的，不宜与现代社会的全球化类比。
二 关于丝绸之路的精神和“本质”
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是一条重要的古代商路，或曰贸易之路。诚然，丝绸之路的商贸属性是毋庸置疑的，“商路”是其重要的属性之一。然而就其历史发展的总体面貌而言，就其主要的历史职能、对世界历史的主要贡献来看，丝绸之路并不仅仅限于商贸及物质交流方面，而是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宗教、艺术、体育、科技、学术、民族与民俗等诸多方面，我们可将其总的概括为“文化”交流。笔者以为，丝绸之路的“本质”，或可名其为“实质”，就是古代东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汇、交流与交融。“交汇”主要是指其过程而言，“交流”主要指其内容而言，“交融”主要指其结果而言。有人将丝绸之路誉为“世界文化的大运河”，“世界文化的母胎”，或曰“推动古代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轴”等，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
习近平主席将丝绸之路精神概括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很显然，丝路精神不仅仅包括“商贸”或“物质”层面的内容，而是有着相当宽广深厚的内涵，包容了“丝路文化”的各个方面，同时凸显了和平、开放、合作、发展、共赢的时代主题。文化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三 丝绸路上的两大“山结”“水结”和“路结”
考之横贯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整个走向和路网布局，可以清楚地看到沿途有两大山结，亦为“水结”，同时也是丝绸路上最重要的两大枢纽，可称之为“路结”。一大山结即帕米尔高原（古葱岭），昆仑山脉、喀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兴都库什山脉等宏大山系皆在这里汇聚、结集，塔里木河、伊犁河、印度河、锡尔河、阿姆河等大河亦发源于这一带。受这些山系、河系走向、流向的控制，沿山麓地带、山间河谷行进的交通路线亦在此附近汇集，形成“路结”。行经天山南麓的西域丝路中道与昆仑山北麓的西域丝路南道西汇于葱岭，由葱岭向南出发可达印度半岛（古天竺），向西南可抵伊朗高原（古波斯），向西直至地中海沿岸，向西北又可与由天山北麓西行的丝路北道相合。
另一大“山结”“水结”即在兰州附近，由西北方向而来的祁连山脉，逶迤向东延伸的西秦岭，以及耸立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小积石山、达坂山、拉脊山等均在兰州附近汇聚；黄河上游的几条大支流——大夏河、洮河、湟水、大通河、庄浪河亦在这一带相继注入黄河，渭河亦源于兰州东南不远的洮渭分水岭。自然兰州一带也是“路结”所在，沿着这些山麓、河谷而行的丝绸之路东段五条干道，即秦陇南道、羌中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大斗拔谷道、洪池岭（乌鞘岭）道，皆在这一带辐辏相聚。丝绸之路既被誉为世界文化流播的“大运河”，那么这条路上的“山结”“水结”和“路结”交通枢纽的所在无疑更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处。帕米尔高原、兰州一地由此可长时期地受丝路惠风熏染，含英咀华，啜饮东西方文明的甘露芳醇，吮吸无限丰美的营养，它们在丝路交通上、政治军事上、文化传播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有充分的认识。
四 长安、洛阳以东的广大地区亦是丝绸之路所经的重要区段
丝绸之路的主方向是东西方向的，但是由于其所跨地域十分广阔，当然它不会是由一条笔直的大道构成的，实际上它是由若干条道路东西相联、南北交错而形成的交通网，当然这个交通网的主方向是东西向的。现今一般认为，广义的丝绸之路应主要包括穿越关陇、河西、西域、中亚、西亚的主道，包括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其中丝绸之路主道因需穿越茫茫的沙漠戈壁、片片的绿洲，因而又可称之为沙漠丝绸之路，或绿洲丝绸之路。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即指其主道（沙漠、绿洲丝绸之路），它以汉唐时期中国的首都长安、洛阳为起点，穿过关中平原、陇东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及其以远。至于长安、洛阳以东的广大地区是否丝绸之路亦曾涉足，是否亦可纳入丝绸之路研究的范围？迄今学界对此大多语焉不详。
笔者认为，长安、洛阳以东的广大地域亦是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区段，长安、洛阳作为汉唐时期我国的国都，以它们为起点自然可以代表整个中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长安、洛阳以东地区就不属于丝绸之路所经的区域。就拿山东来说，它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洛阳向东延伸的重要区段，而且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前往朝鲜半岛、琉球、日本，以至东南亚等地的起点。
有学者研究指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鲁的丝织业就甚为发达，特别是齐国为全国丝织业的中心，丝绸成为当时山东出口海外的重要物品。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先秦时期逐渐形成了一条自山东沿海起航，沿朝鲜西海岸南下，到达日本南部的早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还有学者认为，山东是战国秦汉时期全国丝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和丝绸的主要供货地。《尚书·禹贡》记载当时全国有6个州生产丝和丝织品，首先是今山东境内的兖州和青州。直到汉唐时期，长安附近的丝绸产量其实较少，长安主要是丝绸等货物的集散地，而非主产区。而山东一带所产丝织品为全国数量最大，且质量上乘。唐代山东境内有96%的州府上贡优质丝织品，为全国之最多，山东所产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往西域、中亚、西亚以至罗马等地。因此可以说，山东亦是丝绸之路的主要源头之地及丝路所经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域，曾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
也有学者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兴盛于唐宋元明，可分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与南方海上丝绸之路，而山东蓬莱就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另有人认为，山东昌邑是“昌邑茧绸”的发源地，是近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清同治年间还曾在这里设立过“龙口东海关”。山东在丝绸路上巨大的历史贡献及其所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和影响，值得我们今后深入挖掘和彰示。
史实表明，不仅仅是山东地区，丝绸之路涉及和辐射的范围可以说遍布全国各地。例如，有学者认为我国东北地区的肃慎、夫余、秽族、貊族等民族远在商周时期就与中原等地有着诸多联系，迨及汉朝为经略东北建立“四郡”开通了“东北亚古丝路”，即从国都长安至华北再经辽东地区到朝鲜半岛，而后渡海进入日本。[4]又如，有学者提出“高原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至少自公元前1500年开始青藏高原就已经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发生联系，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高原丝绸之路的连通范围不断扩大，唐蕃古道的开辟以至宋元明清时期更加促进了其繁荣发展。由此可见，对于洛阳、长安以东丝路路段和区域的研究，无疑也是今后应纳入我们的视野和给予关注的。
事实上，不独山东如此，我国洛阳、长安以东的广大地区都应纳入丝绸之路所及的范围之内。而且过去的 One Belt and One Road，变为 The Belt and Road，也就不再局限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而把美洲和其他地区都纳入进来，从而上升为一个全球性行动，这就更加有利于新的对外开放格局的打开。“一带一路”必将为世界各国之间架起一座“飞天”之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创造出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明天。
由上可见，在今后丝绸之路的研究中，我们的目光应更为远大，胸怀应更加宽广，以自己的睿智、努力和作为，为“一带一路”做出更大贡献。
五 关于周穆王的西游及其路线
在丝绸之路及西北史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会提及周穆王姬满西游之举。其事见于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书中记穆王以看昆仑山的宝玉、拜访西王母为目的，率七萃之士，驾八骏之乘，造父为御，伯夭为向导，远征九万里，北绝流沙，西征昆仑，以周四荒，游名山绝境。对于此书的真伪及周穆王西行的路线，曾有刘师培、丁谦、顾实、张公星、小川琢治、卫聚贤、古川勇、高夷吾、顾颉刚、岑仲勉、王贞民、王范文、赵俪生、常征、莫任南、钱伯泉、杨建新、史为乐、王守春、马雍、王炳华、李崇新先生等做过考证，然而至今仍见仁见智，言人人殊。有学者认为，从该书出土情况及有关历史记载看，它的基本内容很可能是当时周穆王西行的真实记录。也有人认为，该书所叙述穆王旅行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书中关于地理的记载与真实地理状况相符，绝非捏造。[5]
至于周穆王西行所达最远的地方，有谓远至天山南北、吉尔吉斯草原的，有谓在中东两河流域的，有谓到达南欧平原的，有谓不出塔里木河流域的，有谓不出青海的，也有谓在今河西走廊的。如顾实先生《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一书（包括《读穆传十论》《穆传西征年历》《穆传西征地图》《新校定本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西征讲疏》等篇）认为，周穆王从宗周（洛阳）出发，北行，经今山西滹沱河等地，到达河套一带，折而西行，又折南行，溯黄河而上，经积石山、西宁、日月山、柴达木盆地、昆仑山，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越过中亚，一直到达西王母之邦，即今伊朗德黑兰附近、俄罗斯南部大草原及欧洲大平原，然后返回。[6]岑仲勉先生《〈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认为，穆天子从镐京（今西安一带）西行，翻越六盘山、笄头山（今崆峒山）、张掖黑河、居延海、敦煌西居卢仓等地，又经塔里木河、于阗南昆仑山、葱岭，直到里海、黑海之间的大草原，然后返回。[7]
周穆王远行果真如此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凿空”者就非张骞了，而应为周穆王，因为如果从时代上看，周穆王西游较张骞出使西域早800多年；从规格上看，周穆王为帝王出游，而张骞则是以一个小小的郎官身份应汉武帝招募出使；从规模上来看，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带着甘父等百余人，回到长安时只有他和甘父两人；而周穆王率七萃之士，驾八骏之乘，造父为御，伯夭为向导，浩浩荡荡，一路西行，其规模和声势远远胜于张骞一行。从出行的距离上来看，张骞从长安经陇西、越葱岭，经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撒马尔罕一带）到达大月氏（今阿姆河上游）、大夏（今阿姆河南一带）等地，然后返回；而周穆王从宗周之庙或镐京出发，经河首、春山、昆仑之丘、群玉之山、到达西王母之邦，而后还归于周，往返“三万五千里”，亦超过张骞的行程。
然而，笔者认为，《穆天子传》中的一些记载是并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待的。顾颉刚先生对于此书的成书年代等早有精辟研究，认为该书应是战国后期赵人所作，是赵人以其雄主赵襄子“并戎取代，以攘诸胡”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向西北发展事业，托之于喜欢旅行的周穆王所作的描述。[8]所论甚当。笔者以为，西周的统治范围有限，向西可达今甘肃东部天水、平凉一带，作为一代帝王不可能越过其统治疆域，西行至青海、河西走廊等地，更不可能万里迢迢远涉中亚、西亚、南欧之地。如此长距离的远行，且在约3000年前（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周穆王姬满在位55年，即公元前976年至公元前922年），沿途需穿过茫茫大漠、戈壁，翻越人迹罕至的座座大山，大队人马的粮秣、饮水如何补给，路途安全如何保障？这些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因而笔者认为，穆天子向西可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大概不会超过今平凉、天水一带。
笔者还注意到，平凉泾川自古就有被称为王母宫山（回山）的胜迹，山上有瑶池胜景，至今仍完好保存着始建于北魏、重修于唐宋明清的王母宫石窟及其众多的宫观寺庙，留存着宋代镌刻的《王母宫颂碑》、《王母宫题名十一碑》、明清时撰写的《重修王母宫记》、《重修回中王母宫山下关帝庙及药王洞龙王庙石窟寺五龙王庙碑记》等珍贵遗存，而且历史上许多有关西王母的传说、故事亦产生在泾川回山一带。经一些学者研究，以及许多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回祖国大陆寻根追祖，普遍认为今甘肃省泾川县回山即是西王母的降生处和发祥地。这种看法和举动是有其历史依据的，应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依此看法，泾川一带既是西王母的发祥地，那么周穆王拜会西王母也应是在这一带，穆王西行的终点应不出今甘肃东部一带。
靳生禾先生认为，《穆天子传》一书应属于托古游记体一类文献，[9]笔者赞同。若从其史料价值上来看，书中所记穆王西游的行程大略可分作三段，其中所记河套以东一段，为赵武灵王势力范围所及区域，应具有真实性；河套至积石一段，虽非其统治范围之内，但由于商旅往来、民族交融，应属于赵人可闻者，具有某种程度的证实性；至于积石以西的记载，大量借用《山海经》的地名，并附以作者的想象，路线也显得勉强不经，显然不具有证实性，是不能作为信史来看待的。
六 襟山带河，座中四联，护秦联蒙，承疆系藏——兰州在丝绸路上重要地位的再认识
在丝绸之路这条国际交通大动脉上，兰州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其区位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尽管曾有学者对此做过若干探讨，但仍有进一步深入揭示与再探究的必要。
兰州居于中国版图内陆几何中心，座中四联，无论从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交通地理，还是从民族地理、宗教文化地理等方面来看，其区位优势均十分明显，而且在许多方面其他地区无可替代。从自然地理上看，兰州坐落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过渡地带，亦是我国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三大自然区的交汇地带，而且是我国这三大高原、三大自然区交汇带中的唯一的一座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从经济地理上来看，兰州是我国主要农耕区与畜牧区的相接地带，也是旱作农业区与灌溉农业区的过渡带。从民族地理上来看，兰州为汉民族与我国西部的藏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区的过渡或杂居地带。从宗教文化地理上来看，兰州为佛教、伊斯兰教等以及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汇聚或过渡地带；从军事地理上来看，兰州襟山带河，地势高峻，“紫塞千峰凭栏立，黄河九曲抱城来”，进退攻守皆有形便，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处于战略要冲地位。
尤其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兰州在丝绸之路交通上更是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就国际交通来看，兰州是长安—天山廊道以至远达中亚、西亚、南亚、欧洲、非洲等地的咽喉重镇；就国内交通来看，兰州居于中心战略地位，可用“护秦联蒙，承疆系藏”几个字来概括。兰州向东，经渭河谷地或翻越陇山—六盘山隘口，可直达关中平原，以至中原各地及其以远；兰州向西偏北，穿越千余千米的河西走廊或柴达木盆地，可远达天山南北及其以远；兰州向西经湟水流域、越过日月山脉，可深入青藏高原腹地、拉萨河谷及其以远；兰州向北，经宁夏平原、河套平原等地，可抵达蒙古高原各地。
不仅如此，如前所论，兰州位处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之路主道（绿洲丝绸之路）沿途两大山结之一，亦为“水结”与“路结”所在，兰州襟山带河，控扼黄河渡口，丝绸之路东段五条干道，皆在兰州辐辏相聚。五条干道即秦陇南道（西安—陇关—天水—兰州）、羌中道（又名吐谷浑道，兰州—西宁—日月山—柴达木盆地—若羌）、唐蕃古道（兰州—西宁—日月山—拉萨）、大斗拔谷道（兰州—西宁—大斗拔谷—张掖）、乌鞘岭道（兰州—乌鞘岭—武威）[10]。兰州在丝路交通上、政治军事上、文化传播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有更为充分的认识。
今天兰州依然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及新欧亚大陆桥上的咽喉重镇，依然是由我国东中部腹地通往新疆、青海、西藏、宁夏、内蒙古、四川等地的必经要地，为陇海、兰新、包兰、兰青、兰渝、兰成（在建）6条铁路干线和西兰、兰新、兰银（在建）3条高速铁路，以及G6（丹东—拉萨）、G22（青岛—兰州）、G30（连云港—霍尔果斯）、G109（北京—拉萨）、G309（荣城—兰州）、G312（上海—伊宁）、G212（兰州—重庆）、G213（兰州—景洪）、G316（福州—兰州）9条国家高速公路等的汇聚之地，依然是我国西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七 护秦屏陇，连蜀系蒙，援疆翼藏——天水在丝绸路上的重要地位及区位优势
天水，地处祖国陆地版图腹心，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已如前论，古丝路主要有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四条，而天水恰处于古代长安至西域的丝绸之路主道——绿洲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上，而且是这两大丝绸之路主干线交汇连接的最重要的枢纽重镇，同时天水又可北上与草原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位处西北、西南结合部的天水，实为四方辐辏之区，在丝绸之路路网格局中居于极为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地位。
对于天水重要的地理位置，前人曾多有论述。清初著名舆地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九《陕西八》中论道：“关中，天下之上游；陇右，关中之上游，而秦州其关陇之喉舌欤。”即秦州控扼位处天下上游的关中与陇右的咽喉，可见其地位极端重要。《天水县志·序》中有一段概括性语言，对于天水的地位讲得更为明晰：“天水，清之秦州直隶州，古之上邽，属汉阳郡治也，扼陇坻之险，临清渭之渊，东走宝凤，绾毂关中；南下昭广，屏藩巴蜀；西入甘凉，原野千里；北倚六盘，遥控洪荒。所谓踵秦旧迹，表里山河，天地之奥区也。”指出天水控驭陇山及其要隘通道、地处清水渭河之渊的位置，以及在沟通东（宝鸡、凤翔、关中）、西（甘州、凉州）、南（昭化、广元、巴蜀）、北（六盘山及其以远）四个方向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
雍际春先生在其所著《陇上江南——天水》一书中论道：“天水既是中原王朝经营边防、统御西北的前沿，又是中亚、西域使节、胡商和西域文化进入中原的最后枢纽，也是中原文化西传的首站。无论在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中外文化的扩散，还是中原王朝开发西北，天水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1]雍先生又在其《三国时期天水战略地位探微》一文中进一步分析：“天水始终处于战略要冲的地位。史称天水地‘当关陇之会，介雍梁之间’。这里地势高险，进退攻守皆有形便，东上秦陇，可攻雍岐；南下阶成，可取梁益；西指兰会，可占河湟，实为交通枢纽、战略要塞，所以素为兵家必争之地。”[12]
以上所论，均颇有道理。如若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以及天水在全国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来看，笔者认为对于天水的战略地位及区位优势可用以下12个字来概括：护秦屏陇，连蜀系蒙，援疆翼藏。这一表述依地域远近的不同可分为3个层面来看。首先从较近的地域范围看，天水东面毗邻关中，隔陇山与关中地域相连，紧紧护峙在关中以西，成为关中平原天然的西部屏障，故而“关中要会，常在秦州，争秦州则自陇以东皆震矣”。天水本身地处陇东高原最东部，由天水溯渭河谷地向西可直通陇西、临洮、兰州等地，天水的得失对于陇东、陇西的安危关系重大，故而有“护秦屏陇”之谓。若从较远一些的地域范围来看，天水向南越过西秦岭，可达武都、汉中盆地、四川平原，可谓锁钥关陇川陕；天水向北经宁夏、河套平原可深入蒙古高原腹地，即所谓“连蜀系蒙”。若从更远的地域空间来看，天水向西经陇东陇西，越过千余千米的河西走廊，可一直通达天山南北，亦可经陇西、兰州、湟水流域，直达青藏高原腹地，此所谓“援疆翼藏”。
翻检有关史料及实地考察可知，天水作为连通我国西北与西南最重要的交汇枢纽，历史上形成了通往川蜀的多条古道，主要有祁山道（秦州—盐官—祁山堡—石堡—西和县—石峡关—府城—太石渡—白马关—大南峪—窑坪—略阳—汉中）、青泥道（成县—鸡峰山—镡河—云台—窑坪—郭镇—两河—铜钱—阳坝—安乐河，进入四川）、阴平道（舟曲—两河口—武都—火烧关—文县—碧口—白水—剑门关—绵阳—成都）、茶马古道（亦名秦蜀道，秦州—皂郊—娘娘坝—李子园—白音峡—高桥—火钻—榆树—徽县——青泥岭—白水江镇—九股树—略阳—汉中—成都）等。此外尚有西倾山道、白水道、白马道等，亦沟通天水、陇南与川蜀的若干地区。[13]例如，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杜甫即是由祁山道从秦州入蜀的；南宋嘉定十年（1217）金将杨沃衍出秦州进攻宋军，走的也是祁山道；明万历十三年（1585）李自成起义军亦由秦州经陇南入蜀。
事实上，不仅在古代社会天水是连接西北与西南的枢纽地位，其他地区难以取代，即便在今天其交通地位仍然十分显要。兹举一例：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拟建设通往四川的铁路，其最初的选线即是从兰新铁路天水站引出，向南经白龙江—嘉陵江河谷、广元、绵阳、德阳等地，到达成都，即建设天成线，而不是从宝鸡入川的宝成线。这自然是因为天水自古以来就是入川的重要通道，有其厚重的历史根基，天水向南虽然要穿越西秦岭山地等一系列山地河谷，线路也要比宝成线绕一些，然而从这里入川可避开秦岭主脉，工程建设的难度相比需翻越秦岭主脉、大巴山、剑门山等的宝鸡，显然要容易一些。然而，考虑到建设入川铁路的紧迫性，后来将这条铁路的起点选在距离西安、成都更近的宝鸡，即建设宝成线，以便尽快入川。经筑路大军的艰辛努力，历经4年，1956年宝成线胜利建成通车。
[1] 参阅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王巍《汉代以前的丝绸之路——考古所见欧亚大陆早期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12日第4版。
[2] 李正宇：《丝绸之路名实论》，《石河子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24页。
[3] 记者马永春：《史前时期即存在全球化现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30日第2版。
[4] 燕山大学东北亚古丝路文明博物馆：《东北亚古丝路的由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5日第6版。
[5] 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中亚学刊》第3期，中华书局1990年版。
[6] 顾实：《穆天子传西征今地考》，《国学丛刊》1923年第1卷第4期。
[7] 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8] 顾颉刚：《穆天子传及其著作时代》，《文史哲》1951年第2期。
[9] 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10] 李并成：《“山结”、“水结”、“路结”——对于兰州在丝绸路上重要地位的新认识》，《历史地理》第24辑，2010年4月，第255—262页。
[11] 雍际春：《陇上江南——天水》，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2] 雍际春：《三国时期天水战略地位探微》，见氏著《陇右历史文化与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7页。
[13] 罗卫东：《陇南古道叙论》，《甘肃史志》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