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怀安诗社的成立与怀安诗界定

在社会时代与文化思潮发生剧烈变革之际，一种有着自身稳固特质与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学体裁，如何适应社会时代的发展，跟上时代思潮的节奏，与时代生活接轨，正是旧体诗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直至延安时期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在经历了重重磨难之后，经过自身的努力蜕变，旧体诗终于成功闯出了困境，为自己在延安文艺的诗坛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并随之展示出了不俗的创作成绩。在延安文艺时期，毛泽东、萧军、吕振羽、鲁克、魏传统等都创作过数量不等的旧体诗词，但笔者认为此期创作旧体诗的重镇在怀安诗社，其标志性成果便是怀安诗。

一 怀安诗社的成立

怀安诗是怀安诗社的成员所创作的诗歌作品，故要界定怀安诗这一诗歌范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就必须从怀安诗社的成立开始说起。1941年9月5日，怀安诗社成立于陕西延安。当时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圣地，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领导和指挥民族抗日战争以及中国的革命战争，它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爱国青年、进步人士等。对于怀安诗社的成立过程以及诗社宗旨等基本情况，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有较为详细的报道。该报1941年9月7日第二版“本市讯”称：

九月五日，林伯渠、谢觉哉、高自立等同志，于交际处宴请延安民间诗人墨客，到会者多为寿高六十或七十岁以上之老人，如东市遗老吴汉章老先生、席老先生、白老先生等十余人，并请王明同志作陪。其中计有秀才五人，拔贡一人。畅谈当年入场及清末遗事甚欢。因当场多诗词之士，乃由林老发起组织一诗社，本“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旨，定名怀安诗社，由法院李木安同志主持诗坛，汇集佳作。闻者多称之曰延水雅集。[3]

怀安诗社之名来源于上文所提及的“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这是《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的话语，也是孔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所表达的一种政治理想。孔子确切的原话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4]意思是说，“老人得安，朋友得到信任，年轻人得到关怀”。[5]这段话不仅充分体现出了孔子宣扬的“仁政”思想，同时也很富有人情味。对于“怀安”二字，林伯渠解释为：“边区建设民主政治，要做到老者能安，少者能怀，深寓策励之义。[6]1941年10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诗社成员谢觉哉（署名焕南）的《从怀安诗社谈起》一文。该文把“怀安”理解为“敬老慈幼”，认为“老安少怀，是社会的事业”，老人“应该得到社会上的尊重”，“小孩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小孩养得好，有健壮的体力，教得好，有实际的能力，这就是未来社会比现在社会要好些的保证。所以保育小孩是上一代人的神圣义务”。[7]综上可见，当时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之所以倡议成立怀安诗社，是很有深意的：不仅是为了创作诗歌、言志抒怀，同时还体现出怀安诗人的人文精神与政治担当、政治关怀。

1941年9月15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一版——“本报七日延安电”以“延安老人组社赋诗成立怀安诗社”为题，对怀安诗社成立也做了具体报道。除了个别地方，该报道的主要内容与《解放日报》基本一致。该报称：

九月五日，林伯渠、谢觉哉、高自立等同志宴请延安民间老人。到会为寿高六十至七十以上以[8]老人，如吴玉章老先生、席老先生、白老先生等十余人，并请王明同志作陪，且到有废清秀才五人、拔贡一人，畅谈当年内考场及清廷遗事甚欢，当场诗词之士乃由林老发起组织一诗社，本“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旨，定名“怀安诗社”。由法院李木安同志主持诗坛汇集佳作，闻者多称为延安雅集。[9]

如果说《解放日报》的读者群主要集中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那么作为社址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其读者群则主要集中在国统区，尤其是以在重庆的工人阶级为主体。故《新华日报》对怀安诗社成立所做的报道，可以说是在《解放日报》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宣传了怀安诗社，把怀安诗社从革命根据地推介到了国统区，大大扩展了其知名度与影响力。稍后（即1941年9月28日），身在重庆进行革命工作的董必武便作诗四首——《闻延安成立“怀安诗社”，赋四绝句兼呈吴徐谢林诸老、朱总司令、叶参谋长》[10]寄到延安参与诗社酬唱，便是怀安诗社在国统区产生影响的明证。

怀安诗社成立以后，《解放日报》曾开辟“怀安诗选”专栏刊登怀安诗人的旧体诗词作品。如1941年10月16日，《解放日报》第4版的“怀安诗选”栏目就发表了林伯渠、谢觉哉、朱婴、李木庵等的9首诗词作品；1942年2月21日，《解放日报》第4版“怀安诗选”专栏又发表了续范亭、林伯渠、张曙时、李木庵、李健侯等的12首诗词。据统计，《解放日报》共刊发旧体诗词作品（包括非怀安诗在内）计100多首。《解放日报》对宣传怀安诗社，传播以怀安诗为主体的旧体诗词作品、扩大怀安诗社的社会影响力等，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一般是不刊发旧体诗词的。之所以能够开辟专栏、发表怀安诗人的旧体诗词作品，据说是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批准。如王敬等所说，《解放日报》“副刊一般不发表旧体诗。其他版面也只是在重大纪念日或特殊情况时才发表领导人或党外著名人士的旧体诗。这是请示过毛主席的。毛主席说旧体诗不好懂，容易束缚思想，不提倡写旧体诗，但有些老人不会写新诗，只会写旧诗，发表一些也是可以的”。[11]可以说，怀安诗是《解放日报》副刊上最早刊发的旧体诗词作品；同时，这种做法也是得到了当时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许可的。故怀安诗在其艺术精神的本质上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是一致的、不相违背的，某些人认为旧体诗创作与延安文艺的主流思潮矛盾的说法是错误的，或者说是不确切的。

综上可知，怀安诗社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史上第一个古典诗歌的诗社”。[12]“怀安诗社的诗篇是延安时期文艺领域的一枝奇葩……它虽然是短小的抒情诗形式，但并不妨碍它描绘整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改天换地的斗争。”[13]怀安诗社与在江苏北部阜宁县文化村成立的湖海诗社（1942年11月，又名湖海艺文社）、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燕赵诗社（1943年2月）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的文艺社团，它们呈三足鼎立之势。三个诗社遥相呼应，为中国抗战文艺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三个诗社虽然都以创作旧体诗为主，但是比较而言，不管在运作时间、成员组成、诗论主张、诗作数量以及作品的影响力上，湖海诗社和燕赵诗社均无法与怀安诗社相比。因此相对而言，怀安诗社更具有代表性，在当时与以后的影响也更大。诚如王敬所说，怀安诗社“是我党以诗会友，通过文艺创作活动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爱国民主力量的成功尝试”。[14]怀安诗社“不仅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的仁人志士，而且繁荣了延安的诗坛”。[15]总之，笔者以为，比起湖海诗社与燕赵诗社，怀安诗社更值得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二 怀安诗界定

笼统地说，怀安诗是怀安诗社的成员所创作的诗歌作品。但如果想要较为准确、客观地界定其内涵和外延，笔者认为必须同时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一）诗作的创作主体应该是怀安诗社的成员；（二）诗作的创作时间应该在怀安诗社存在的期间之内；（三）诗作的体裁形式应该是旧体诗词。需要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其诗作才能被称为怀安诗。下面试分论之。

（一）创作主体暨怀安诗社成员情况

怀安诗社虽然“没有挂牌、没有机构、编制与专职人员，没有成文的章程与入社手续”，[16]是一个业余性的文艺社团，但其成员还是较为固定的。据当时《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体的报道，以及《怀安诗社诗稿》手抄本[17]和后来出版的《怀安诗选》、、《怀安诗社诗选》与陶承《怀安诗社杂忆》、李木庵《窑台诗话》等记载，其成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诗社成立之日在场的成员，计有林伯渠、李木庵、谢觉哉、高自立、鲁佛民、朱婴、吴缣、王明、汪雨相、安文钦、戚绍光、贺连城、施静安、李丹生、吴汉章[18]、白钦圣、席老先生（名字不详）、张曙时等十八人。[19]一类是后来加入的成员，有朱德、叶剑英、陈毅、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续范亭、熊瑾玎、钱来苏、黄齐生、刘道衡、王铁生、罗青、陶铸、郭子化、古大存、敷扬、姜国仁、韩进、李少石、郭化若、任锐、金白渊、吴芝圃、张宗麟、刘仁、傅伦、吴均、李健侯、陶承等三十人。共计有名有姓的成员[20]近五十人，与李石涵所说“它有一个半百来人的作者圈，散于各方”[21]相吻合。同时，该社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有诗作传世，有的数量较少，有的很多，甚至达到数百篇。如果算上其他时期创作的旧体诗词作品，有些成员如谢觉哉、钱来苏、董必武等，仅个人的作品就已经达到了千首。至于《窑台诗话》提及的一些旧体诗作家，虽然有的也曾与怀安诗人相互唱和，且被录存了不少诗作，但是因为未见被明确列为怀安诗社成员，故这里暂不作为怀安诗社成员对待。

（二）怀安诗社存在的时间

对于怀安诗社成立时间，有《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道记载以及亲历者所说，自无异议。而其结束时间，因为至今未见亲历者有明确说法，故尚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如吴敏认为怀安诗社“约在1943年后活动停止”。[22]王巨才认为怀安诗社在1945年结束：“抗战胜利后，因人员流动，怀安诗社的活动也便在无形中结束了。”[23]万仁元等认为怀安诗社在“1947年前后停止活动”。[24]“1947年后停止活动”。[25]这些观点明显是错误的，因为《怀安诗选》和《怀安诗社诗选》所选诗作创作的年代一直持续到1949年；同时，根据李石涵编著《怀安诗社诗选》一书之《后甘泉村》部分“题记”所载，怀安诗社也应当运行到1949年。对于怀安诗社存在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在1979年出版《怀安诗选》时，其“出版说明”讲得非常明确：“怀安诗社，由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革命老前辈所组成，并吸收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成立，一九四九年九月结束，历时八年。”[26]准确地说，也就是从1941年9月5日起，至1949年9月30日止，就是怀安诗社存在的时间。这一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接受。如尚海等主编《民国史大辞典》认为：“该诗社于新中国成立前夕停止活动，历时近8年。”[27]张广明主编《中华小百科全书·文学卷》也认为：“该社于建国前夕停止了活动。”[28]陈安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说：“怀安诗社的活动，从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期开始，经历了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庄严诞生。”[29]可见，怀安诗社成立于民族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诗社成员各自奔赴新的工作岗位，诗社也就自然解体了。当然，即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诗社解体了，怀安诗人们也未完全停止诗歌创作活动。如陶承所说：“解放后，怀安诗社的老同志分散各方，战斗在不同的岗位上。但是，彼此的心仍紧紧地连在一起，常有诗词唱和往来。”[30]这是后话，与本论题无关，此不赘述。但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后来参加诗社的成员，宽泛地说，笔者认为他的作品也可以从1941年9月5日开始算起。

（三）作品的体裁形式

在《怀安诗社诗稿》手抄本中，除500多首旧体诗词外，还有100多封书信和少量的对联与白话诗，体裁杂乱。怀安诗社社长李木庵编著的《窑台诗话》录存的作品有旧体诗词，也有民歌民谣，还有白话诗，体裁较为多样。叶镜吾在《怀安诗社概述》中提及怀安诗社创作的作品，其体裁形式也是相当丰富的。他说：“就我所知，怀安诗社所收集各家诗稿凡五十余人，古风、近体、新诗，译诗约二千五百余首。李老原订计划先完成诸老诗选，作为首集，次而及于其他各家，再次而及于新诗、戏曲、民歌、军歌、译诗。”[31]按照这个说法，怀安诗的体裁形式是多样化的。不但有旧诗，也有新诗、译诗，甚至还有戏曲、民歌等。但实际上，怀安诗社诗人们主要致力于创作旧体诗词作品，并且是以旧体诗闻名于世的。因此，笔者以为狭义的怀安诗，在体裁形式上必须为旧体诗词。对此，诗社的发起人林伯渠在诗社成立时曾经指出：“诗社宗旨在于利用旧形式，装置新内容，即旧瓶装新酿。”[32]社长李木庵也说：“诗社的同志们主要写的是旧体诗……‘怀安诗社’以旧体诗创作占最大比重。”[33]此外，在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怀安诗选》和1980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怀安诗社诗选》——这两本怀安诗社最基本、也是最权威的文献资料中，选录的也全部是旧体诗词。由此可见，以旧体诗词来界定怀安诗，才更符合怀安诗社的本意。至于新诗、译诗、民歌等怀安诗人的非旧体诗作品，这里暂不做探讨。

综上可知，在1941年9月5日至1949年9月30日的时间段内，由怀安诗社成员所创作的旧体诗词，称为怀安诗。这就是怀安诗的基本内涵。但是事情常常会有例外，这个例外主要发生在时间上。因为《怀安诗选》和《怀安诗社诗选》都收录了一些怀安诗社运作时间期限之外的诗作，且有部分诗作未注明创作时间。如陶铸的《病住医院感赋》《寄怀李范一》《车队抵石板河》等诗均作于1939年，[34]林伯渠的《陪都即事》、《读诗书感》[35]与《咸榆道中》[36]等诗均作于1940年，熊瑾玎的《菊感》作于1941年1月18日，[37]钱来苏的《追悼李木庵老同志》作于1959年。[38]而如郭子化的《月夜宿营书怀》《军行山中》，[39]以及敷扬的《皖变零忆》[40]则没有标明创作时间，等等。这些作品虽不完全符合怀安诗的内涵要求，但是因为《怀安诗选》《怀安诗社诗选》曾收录，且诗作内容与怀安诗社都密切相关，故亦可列入怀安诗范畴之内。而对于其他诗作，如果不能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则不能视为怀安诗了。

笔者之所以界定怀安诗，既是研究工作的需要，同时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区别此期非怀安诗社成员的旧体诗词作品，二是为怀安诗作的辑佚工作做准备。如前所说，在延安文艺时期（1935.10—1949.7），除怀安诗人外，还有不少诗人创作旧体诗，如毛泽东、萧军、吕振羽、鲁克、魏传统等。明确界定怀安诗，标举怀安诗，把怀安诗人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区别于此期创作旧体诗的其他诗人，这是界定怀安诗的首要原因。其次，因为现有的《怀安诗选》《怀安诗社诗选》两部怀安诗社最基础的诗歌选集，以及李木庵《窑台诗话》所录存的诗作，远远没有达到文献所载的数量。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主要的是负责“抄存、传送、保管、整理、编集”该社作品工作的社长李木庵同志，于1959年秋逝世以后，这些作品经历“沧桑世变，受到一些毁失”，[41]已经残缺不全了。同时，“集中出现一些有答无赠或有赠无答之作，大多数是现不见于诗社存稿中，并非无诗，很不易找补”，故“搜集逸作，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42]通过怀安诗辑佚工作，努力全面地搜集、汇总散失的怀安诗，能够使我们尽可能了解怀安诗社的创作原貌，总体把握怀安诗的创作成就，为进一步的考察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