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从何而来

第一章 清代书院与书院教育

第一节 书院与书院教育

中国古代书院是一个集藏书、校书、修书、刻书、教学、祭祀、学术研究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文化组织。

“院”者，“周垣也”，所谓“有垣墙者曰院”[1]。“书”、“院”二字连用，本意为“有围墙的，用来藏书的屋子”[2]。如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书院之滥觞的唐开元五年（717年）官方设立的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725年）设立的集贤殿书院即为藏书、校书之所，“虽以书院名，实皆无生徒”[3]。后世所用“书院”，早已不仅限于藏书之功能，如胡适认为：“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4]季羡林认为：“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组织形式，以私人创建为主，有时也有官方创办的。”[5]王炳照认为：“书院是中国古代独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6]凡此种种，皆是关注到书院的教育教学的功能和意义，并将教学视为书院最本质的属性。可以说，书院之名，起自藏书，兴于教学。

书院生徒伴随书院教学功能而生，是书院实现教育机构职能的要素之一。“生徒者，书院之主体。盖书院之设端为教士，所教之士即生徒也。”[7]因此，讨论书院生徒，首先必须明确书院何时具有了教学功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机构。“书院”之称谓起源于唐代，学界已无争议，但当时书院是否具有教育机构的特征，是否有生徒肄业其中，尚难以确定。有学者认为唐中宗景龙年间的福建漳州松洲书院，具备教师（陈珦）、生徒（士民）和教学内容（典礼、古义）三要素，是“中国第一所教学功能比较齐全的书院”[8]。还有学者认为五代时期创建的江西德安东佳书堂，具备教师（四方学者）、生徒（子弟）和教学内容（礼乐、诗书）三要素，是“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具有教育教学属性的书院”[9]。无论得出何种结论，学界皆以是否同时具有教师、生徒、教学活动三项要素来考察、判断一所书院是否具有了教学功能。可见，教师、生徒是一所书院开展教学活动基本的“人”的要素。

讨论书院生徒，还必须理解书院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书院发展的外部环境特征。一方面，维系一个文化组织机构赓续长久的基础是“人”的群聚。书院开展教学活动，正是聚生徒于院的最佳途径。书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当时普遍存在的精舍、精庐，本为士人读书之地，后逐渐具有聚众讲学功用。如汉代包咸“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10]。再如刘淑“少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11]。书院承续精舍、精庐的传统，并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生徒规模上有了进一步发展。至宋代以来，书院教育教学功能逐渐得到强化，根据白新良的统计，北宋71所新建书院中，具有教学职能的不下21所，而像初期书院那样以个人藏修读书为目的的书院却只有十余所。[12]及至清末书院的改制、废止前夕，中国尚有书院2000所，并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大致形成了讲求理学的书院、习经史词章训诂（或通经致用）的书院、科举考课式书院三种类型，而且在小范围出现了带有西学成分的新型书院。[13]在千余年里，书院虽曾数次遭遇官方禁毁，但都绪斯文于不坠，这是因为书院始终保有教学功能，坚持聚生徒于书院。

另一方面，书院始终以辅佐官学的身份出现，承担教育教学、培养人才的任务，并受制于国家教育政策。唐末官学衰落不振，书院兴起以弥补官学教育不足。及至宋代，书院成为理学家的道场，又显现出与官学合流的态势。元明清时期，辅助官学教育的书院在追求独立个性的同时不得不向政治低头，出现“官学化”的种种特征。最终，大多数书院与科举结合，成为官学教育的辅助机构。可以说，书院始终保有教学功能，坚持开院授徒，是其获得官方支持、具有合理身份从而得以存续千年的关键要素。

总之，书院招收生徒，履行教学职能虽不是与生俱来，却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凸显，颇受重视。所谓“书院之设，所以育真才也。而他不与焉”[14]，“书院之设，所以育人才、广教化也”[15]。以上说法，皆将书院与生徒培养相连，凸显书院教学的重要性，甚至将书院之设归因于教学育才之需要。至清代，基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书院为教学、造士、培植人才之所，具有翼学校、与学校相表里的功能、地位。书院基于自身发展规律和发展的外部环境，逐渐演变成一种具有浓厚正统色彩，辅助甚至替代地方官学的重要教育机构，并随着科举制度的兴废、学术风尚的趋向而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