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精舍:中日文学文化比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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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东亚大英雄”:现代日本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日本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趋于客观化。为了便于表述,笔者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即1945年以后称为“现代日本”。

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便开始在郑成功诞辰日的7月14日举办“郑成功生诞祭”来纪念郑成功。根据平户市观光协会郑成功部会的负责人石田康臣在《郑成功与平户》中所述,1962年,也就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之际,当时的平户市长在台湾国立台北商业技术学院任教时期的学生,也是当时“明延平郡王祠”的负责人,在平户市能够望见川内港“郑成功儿诞石”的丸山公园,建立了台湾“延平郡王祠”的分灵庙“郑成功庙”。从那以后,平户每年都会在郑成功诞辰日举办“郑成功生诞祭”,祭祀活动采用日本传统的神事祭祀方式,以“彰显东亚大英雄郑成功的伟业”[28]

笔者曾考察过平户的郑成功遗迹,并参加了2017年在平户举办的“郑成功生诞祭”,切身感受到了以平户为首的日本举办郑成功纪念活动的隆重程度。在郑成功的纪念公园,矗立着由中国福建省南安市政府赠送的郑成功雕像,上面刻着“东亚英雄国姓爷郑成功”字样,并在雕像的背面分别用日语、中文简体字、中文繁体字记载了寄赠的具体内容:“中国福建省南安市,是在平户出生东亚英雄郑成功度过少年时代的地方。1995年南安市与本市缔结为友好城市,友好交流一直持续至今。伴随着2013年郑成功纪念馆的开馆,此雕像作为交流的象征,由南安市所寄赠。今后为了让郑成功作为市民的瑰宝而彰显、传承于后世,特此设立于此。”[29]时间为“2014年9月”。平户市将中国捐赠的写有“东亚英雄国姓爷郑成功”字样的雕像竖立在郑成功纪念公园,并且“郑成功生诞祭”的负责人石田康臣在文章中也称郑成功为“东亚大英雄”,表明了日本现代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特点。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随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日本文人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也体现出了郑成功身份的中国文化属性。和田武久在《海寇:国姓爷一族的镇魂歌》的后记中写道:“现在,国姓爷作为解放台湾的恩人,享有很高声望。”[30]在这里,和田武久从台湾的视角出发,将郑成功认定为“解放台湾的恩人”。

林田芳雄在《郑氏台湾史——郑成功三代兴亡实记》的后记中写道:(郑成功)“明朝末期被尊崇为忠臣、豪杰人物,在清朝被贬为海寇、逆贼,民国以降,又被尊为民族英雄。”[31]可见,林田芳雄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也是从中国的视点出发,遵照历史事实对郑成功进行的身份认定。

森本繁在《台湾的开祖:国姓爷郑成功》中写道:“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日明混血儿国姓爷郑成功都作为不出世的民族英雄而受到尊敬。”[32]可见,森本繁将郑成功视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指出了郑成功与日本的渊源,即郑成功为中日混血儿。

白石一郎在小说《怒涛》的后记中写道:“作为开国之祖、民族英雄,现在的台湾和中国大陆对郑成功的评价都极其高。郑成功虽然是中日混血儿,但是若说起与中日之间的关系之深,还是他的父亲郑芝龙。”[33]从白石一郎对郑成功的评价可以看出其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亦表现出了站在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立场,客观地认为郑成功为“开国之祖”“民族英雄”。

要言之,现代日本文人从郑成功身份的中国文化属性出发,认定郑成功是“东亚大英雄”“解放台湾的恩人”“台湾的老祖宗”“民族英雄”。

在中国大陆,从《人民日报》对郑成功的一系列报道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官方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在《人民日报》1949年题为《人民的“七七”纪念》的报道中指出,中国人民必须解放台湾,并指出郑成功为“民族英雄”[34]。在接下来的1955年10月25日的题为《台湾一千七百年的历史》的报道中称:“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英雄,他驱逐了在台湾的外国侵略势力,一直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敬。”[35]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官方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即为“爱国英雄”“民族英雄”。在1956年2月11日的报道中,直接出现了“民族英雄郑成功”[36]的称呼。在1958年12月28日的报道中,也直接称呼郑成功为“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37]。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中国官方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为“民族英雄”或者“爱国英雄”。在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至今,中国官方对郑成功为“民族英雄”的身份认定仍然没有改变。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久,1974年,华裔作家陈舜臣的《风云儿郑成功》问世。1977年讲谈社又出版了单行本,该书的中文译者卞立强在序言中写道:“陈舜臣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作为我们台湾人来说,提起郑成功,就有自己亲人的那种感觉。’‘对于台湾的汉民族来说,觉得郑成功就是台湾的老祖宗。’他就是怀着这样的崇敬之情来写郑成功的。”[38]这段话不仅体现了华裔作家陈舜臣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即郑成功是台湾汉民族的祖先,也体现了台湾人民对郑成功的特殊感情。

在《风云儿郑成功》译本的封底,还刊登了一些近代以来的中国文人对郑成功的评价,这些评价表现出了对郑成功身份认定的特点。其中,近代诗人丘逢甲写道:“由秀才封王,主持半壁旧江山,为天下读书人顿增颜色;驱外夷出境,自辟千秋新事业,语中国有志者再鼓雄风。”[39]丘逢甲对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外国殖民者的事迹给予了肯定。

文学评论家李文晓写道:“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是联系两岸的重要历史人物。他高举反清大旗,曾经控制了中国东南半壁江山;他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被奉为‘开台圣王’。他的雕像遍及各地,其真实面目却鲜为人知。本书以小说的形式深入发掘了国姓爷壮烈奇崛的一生。”[40]这里指出了郑成功为“民族英雄”“开台圣王”。

历史学家温建明指出:“郑成功是唯一一位可以串联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与荷兰的历史人物,兼具本土与国际双重身份,堪称国际级人物。三百多年来,郑成功从未从历史的国际舞台上消失。”[41]温建明强调了郑成功与中日两国的特殊渊源。

另外,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学者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逐渐转向了海洋视角。2014年,苏文菁在《海洋英雄郑成功》中写道:“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全球化起源于16世纪的大航海。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大航海时代就代表中国积极参与,且在海洋贸易与维护中国的海权方面有着不俗的表现。我们今天完全可以在英雄郑成功的身上挖掘出另一层的文化价值,那就是海洋英雄。”[42]可以看出,在当今时代中国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更加多元化。

在中国台湾,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到台湾进行宣抚工作,特意到延平郡王祠祭拜郑成功,并撰写了对联:“孤臣秉孤衷,浩气磅礴留万古;正人扶正义,莫教成败论英雄”,横批为“忠肝义胆”。1986年5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台湾各界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祭祀活动,“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各界4月29日举行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五周年的公祭仪式,由‘内政部长’吴伯雄主祭”[43]。1995年5月3日,据《人民日报》报道:“台湾民众纪念‘国姓爷’郑成功登陆台湾334周年的庆祝活动于4月30日中午达到高潮……”[44]可见,在中国台湾,郑成功也被誉为“民族英雄”。

另外,原台南县长苏焕智在《郑成功的台湾时代》的序言中写道:“不管郑成功是否是大中华历史上的‘中兴’圣王,他绝对是一位对台湾历史文化、民间生活影响重大的人物。”同时他还指出:

虽然他(郑成功)在台湾只住了四百二十天,后来还被迁葬回中华,可没几个人不认为郑成功不是台湾人。……郑成功争台改变了台湾历史进程。一是文化上的,台湾自此跟东南亚、太平洋等南岛文化分道扬镳,汉文化渐渐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化;另一是政治上的,台湾从此纳入中华的势力范围内……在台湾,郑成功不只是历史上的人物,同时也是祖先、神明,跟我们密切地生活在一起。[45]

在这里,苏焕智从郑成功对台湾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方面,肯定了郑成功的功绩,指出郑成功是“台湾的祖先、神明”。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具有不同的时代性特点。日本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及身份挪位,可谓一条日本民族主义发展演进的路径,尤其是近代日本对郑成功为“日本种子发出的芽”等一系列话语建构,通过强调郑成功为日本人的豪杰、英雄,从而达到日据台湾时期对台湾殖民统治正当化及达到同化台湾民众的目的。与日本相比,中国对郑成功的身份认定也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在今天,中国在认定郑成功为民族英雄的同时,也尊崇其为“海洋英雄”“东亚英雄”,体现了对郑成功身份认定的多元性。作为“东亚英雄”的郑成功,凝聚着东亚地区的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共同历史记忆,是东亚整体性的一个象征,这对于面向未来的海峡两岸关系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 本文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曹顺庆为第二作者。

[2] [日]朝川善庵:『鄭将軍成功伝碑』,载日本随筆大成編輯部编『日本随筆大成』,東京:吉川弘文館1975年版,第473頁。

[3] 陈三井:《郑成功全传》,台北:台湾史迹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332页。

[4] 本文出现的“国性爷”与“国姓爷”,“性”与“姓”的不同并非笔误,近松门左卫门在《国姓爷合战》中用“国姓爷”来指代历史上的国姓爷郑成功,是为了突出其主观创作意图。

[5] [日]尾崎秀树:『国性(姓)爺上演記録』,鄭成功と同時代史研究会编『鄭成功と同時代史研究:目録·解説·展望』,長崎:鄭成功と同時代史研究会1994年版。本文中的译文均为笔者所译,下同。

[6] [日]川口长孺:《台湾郑氏纪事》,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版,第75页。正如日本也曾自称“中国”一样,此处也以“神州”指代日本。

[7] [日]齐藤正谦:《海外异传》,载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郑氏关系文书》,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版,第73页。

[8] [日]齐藤正谦:《海外异传》,载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郑氏关系文书》,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版,第82页。

[9] 据清史记载,永历三年,即1649年7月,永历帝晋封郑成功为“漳国公”。

[10]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郑成功传》,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0年版,第122页。

[11]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郑成功传》,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0年版,第38页。

[12]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清代官书记明 台湾郑氏亡事》,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版,第28页。

[13]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郑氏史料续编二》,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版,第911页。

[14]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郑氏史料续编二》,台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5年版,第911页。

[15] 陈三井:《郑成功全传》,台北:台湾史迹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335页。

[16] “贵府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民内第四二八号函,提报延平郡王祠加列为县社,社号改为开山神社一节,准依所请办理。”参见温国良编译《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二)宗教系列之一·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明治二十八年十月至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9年版,第125页。

[17] 温国良编译:《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二)宗教系列之一·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明治二十八年十月至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9年版,第114页。

[18] 温国良编译:《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二)宗教系列之一·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明治二十八年十月至明治三十五年四月)》,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9年版,第123页。

[19] [日]依田学海:『国姓爺討清記』,東京:六合館弦巻書店1894年版,扉頁。

[20] [日]丸山正彦:『台湾開創鄭成功』,東京:嵩山房1895年版,序第五頁。

[21] [日]幸田露伴:『鄭成功·露伴叢書』(下),東京:博文館1902年版,第359頁。

[22] [日]鹿島桜巷:『国姓爺後日物語』,台北:愛国婦人会台湾支部1914年版,第1頁。

[23] 陈三井:《郑成功全传》,台北:台湾史迹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301页。

[24] 浴日生:《海国英雄记》,《民报》(第九号),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12月1日。

[25] 浴日生:《海国英雄记》,《民报》(第九号),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12月1日。

[26] 陈三井:《郑成功全传》,台北:台湾史迹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302页。

[27] 陈三井:《郑成功全传》,台北:台湾史迹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301页。

[28] [日]石田康臣:『鄭成功と平戸』,载河村哲夫著『龍王の海:国姓爺·鄭成功』,福冈:海鳥社2010年版,第49頁。

[29] 平户市郑成功纪念公园刻在郑成功雕像后的《寄赠·中国福建省南安市政府》的赠文。

[30] [日]和田武久:『海寇:国姓爺一族への鎮魂歌』(下),福冈:葦書房1991年版,第232頁。

[31] [日]林田芳雄:『鄭氏台湾史——鄭成功三代の興亡実紀』,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版,第317頁。

[32] [日]森本繁:『台湾の開祖国姓爺鄭成功』,東京:国書刊行会2014年版,第349頁。

[33] [日]白石一郎:『怒涛のごとく』(下),東京:毎日新聞社1998年版,第319頁。

[34] 王冷斋:《人民的“七七”纪念》,《人民日报》1949年7月7日,第4版。

[35] 刘大年:《台湾一千七百年的历史》,《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5日,第3版。

[36] 陈嘉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陈嘉庚的发言》,《人民日报》1956年2月11日,第7版。

[37] 俊卿、雨田:《英雄儿女》,《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8日,第5版。

[38] [日]陳舜臣:『鄭成功 旋風に告げよ』(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版,第2頁。

[39] [日]陳舜臣:『鄭成功 旋風に告げよ』(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版,封底。

[40] [日]陳舜臣:『鄭成功 旋風に告げよ』(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版,封底。

[41] [日]陳舜臣:『鄭成功 旋風に告げよ』(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版,封底。

[42] 苏文菁:《海洋英雄郑成功》,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43] 新华社:《台湾各界纪念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二十五周年》,《人民日报》1986年5月1日,第2版。

[44] 新华社:《台湾民众举行多种活动 纪念郑成功登陆台湾334周年》,《人民日报》1995年5月3日,第4版。

[45] 陈锦昌:《郑成功的台湾时代》,台北:向日葵文化2004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