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辽代契丹人汉语文学创作之演进[55]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汉语早就为我国周边的族群和政权所接受，成为人们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的工具。两汉三国时期少数族群的汉语学习情况史籍没有明确记载。至两晋时，鲜卑渐开汉化之门。《晋书》卷一百二十六载：

利鹿孤谓其群下曰：“吾无经济之才，忝承业统，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岂所任非才，将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祠部郎中史暠对曰：“……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56]

对此，陈寅恪说：“吕氏、秃发、沮渠之徒俱非汉族，不好读书，然仍能欣赏汉化，擢用士人，故河西区域受制于胡戎，而文化学术亦不因以沦替。”[57]

南北朝是游牧族群学习汉语和接受汉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北魏孝文、宣武之时，鲜卑人说汉话、习汉字、改汉姓、与汉人通婚，习之既久，再经历北齐、北周，虽有逆转，[58]但最终近乎整体性地融入汉人。至隋唐时期，西域诸多独立政权在向外传播粟特等文字的同时，也将汉语广泛地传入今中亚地区。这种情况在其他政权和族群中也同样存在。有唐一代，不仅游牧族群学习汉语，日本、新罗（即现在的朝鲜和韩国）也有很多人赴长安学习汉语。

唐末五代时期，契丹在我国北方兴起，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世宗耶律阮、穆宗耶律璟、景宗耶律贤、圣宗耶律隆绪、兴宗耶律宗真、道宗耶律洪基、天祚皇帝耶律延禧九位皇帝，共209年。自金至元，契丹人慢慢融入各部族中。从存世历史文献来看，契丹人与汉人融合者较多，并最终成为汉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汉化不是突变，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渐变过程。这种汉化的前提是对汉语的学习和掌握。汉语学习对其社会生活的影响是较为全面和巨大的，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这使他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在耶律氏统治期间，施行南北面官制，重视并任用汉人，推行汉法，仿照汉字而创制契丹大、小字，使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早在耶律阿保机建立政权组织之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契丹人懂汉语、说汉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本人也会说汉语，据《辽史·韩延徽传》卷七十四载，韩延徽作为后唐使者往契丹，持节不屈，辽太祖甚怒，述律平劝谏，于是阿保机“召与语”，韩延徽所说“合上意”，于是“命参军事”，[59]从此大为倚重。韩延徽为汉人，长于文学，从史书记载来看，他主理朝廷仪礼制度及汉人事，大概不会说契丹话，因此，辽太祖“召与语”，与他交谈所用语言应该为汉语。辽太祖懂汉语的另一证据见于《辽史·耶律倍传》，耶律倍对太祖说祭祀当祭孔子，太祖大悦，令建孔子庙，并诏太子春秋释奠。由此可知，辽太祖对孔子十分熟悉和景仰，他对孔子崇敬的起源，就是对汉语的学习和掌握。《辽史·太祖本纪》载，太祖曾亲自拜谒孔子庙，同时命皇后、皇太子拜谒寺观。而《辽会要》亦云：“上京国子监，太祖置。”[60]关于辽太祖懂汉语之事，除了《辽史》外，《旧五代史》亦有记载：“阿保机善汉语，谓（姚）坤曰：‘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61]

因为《辽史》的都总裁为蒙古人脱脱，必然不存在“大汉族主义”思想，所以《辽史》中的这些材料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史意义。首先，辽太祖认为自己属于中国，祭祀“大功德者”必定要为中国人，并亲自“谒孔子庙”，这与史书所载“辽本炎帝之后”“辽为轩辕后”[62]正相吻合，由此可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不同政权组织形式分分合合而形成的统一体，且无论政权如何分合，均能认同中国。其次，从皇太子耶律倍对孔子的推崇以及辽太祖对孔子的认可来看，他们必定对孔子、儒家思想及其作用和影响极为了解，而如果不借助于汉语的学习，这种了解恐怕是不可能的。

在辽代，不仅确立了孔子的地位，而且仿照唐代的制度建立了崇文馆和官学（包括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这就使得学习汉语和儒家经典成为一种常态，契丹人的汉语文学创作也从模仿阶段逐渐发展到独立写作阶段。《辽史·文学传》曰：“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风气刚劲，三面邻敌，岁时以搜狝为务，而典章文物视古犹阙。然二百年之业，非数君子为之综理，则后世恶所考述哉。”[63]由于文献散佚，可考者并不多。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云：“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64]，可见其传播基本限于北地，而金灭辽之后，其书籍文献亦多遭战火，故存世者极少。加上金章宗禁绝契丹文字，后人不再学习传承，故文献更遭毁弃。虽经后人不断努力，辑有《辽诗话》《全辽诗话》《全辽文》《辽代石刻文编》等，但诗文作品仍相对较少，其中契丹人创作的诗文数量亦屈指可数。

但辽兴二百余年，契丹人之文学，虽不能说繁盛，可谓独具特色。概略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皇室重视并积极推动

从目前的文献资料来看，多数辽代皇帝及皇室成员不仅学习汉语，而且能进行汉语创作。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辽施行南北面官制，汉族官吏所占比例较大，官府公文用辽、汉文字，出于统治的需要，他们必须兼通契丹文和汉文，久而久之，他们由模拟而独创，终于形成了具有契丹特色的文学。

辽太祖的长子、耶律楚材的八世祖耶律倍精通双语，从元好问《东丹骑射》所言“意气曾看小字诗”判断，他当时在耶律铸家所见的，乃是耶律倍用契丹小字所写的诗。而《辽史》则载其“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65]，还曾“作《乐田园诗》”[66]。《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载其通《左传》之事，汉使姚坤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帐中，“其子突欲在侧，谓坤曰：‘汉使勿多谈。’因引《左氏》牵牛蹊田之说以折坤”[67]。突欲即耶律倍，能随口征引《左氏春秋》之典故，可见耶律倍汉文化水平之高。《辽史拾遗》则曰：

东丹王归中国，赐姓李，名赞华，亦能为五言诗。……《尧山堂外纪》曰：“东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帆海奔唐，载书数千卷。习举子业，每通名刺云：‘乡贡进士黄居难，字乐地。’以拟白居易字乐天也。”[68]

由以上材料可知，辽初的汉语学习与汉文创作处于模仿阶段。“黄居难”是对“白居易”的模仿，“乐地”是对“乐天”的模仿，这种情况与我国的少数族群或外国人学习汉语相类似。从耶律倍现存的一首五言诗来看，水平比较低，但如果结合当时的语言环境来考虑，就会感觉写这样的诗也已经很难得了。至于翻译《阴符经》，则需要深厚的汉文化功底和语言才能，大概耶律倍受后唐汉文化氛围的影响较深，汉语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故而能翻译此书。

由于耶律倍精通契丹语和汉语，所以能兼用这两种文字作合璧诗。他在浮海投奔后唐明宗之前，作诗一首刻于木上：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69]

对于这首诗，后人多有评述。清人赵翼曰：

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70]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则说：

“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小山压大山”实际上是写太后立德光，自己虽是太子却被摒弃之事，这是契丹文和汉文合璧为诗的典型例子。[71]

辽太宗耶律德光汉语水平也很高，据《旧五代史》所载，“德光本名耀屈之，后慕中华文字，遂改焉。”[72]在皇后去世之后，他自己撰写文章进行哀悼，从谥号“彰德皇后”可知，他写的必定是汉语文章。后来他去弘福寺，见到父兄所布施的观音画像，也亲自写文章题于墙壁上，以表达自己的感伤之情，其文章极具感染力，以至于“读者悲之”。[73]从施政方针来看，他也是推进契丹汉化的开明皇帝，史书记载，他曾下诏让授予汉式官职的契丹人用汉人的礼仪，并允许他们与汉人通婚。这种情况到穆宗时有所延续，他下诏按太宗时的做法，在朝廷中用汉式礼仪，又一次用朝廷公文的形式把学习汉文化确定下来。

辽初皇室成员耶律倍所作汉文诗尚处于模拟阶段，至辽中期的圣宗才有大量的独立创作。从史料记载来看，辽圣宗十岁时就能写诗，而且还多才多艺，精通绘画、音律和射箭。关于他的汉语水平及文学才能，《契丹国志》载：“亲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讽谏集》，诏番臣等读之。……又喜吟诗，出题诏宰相以下赋诗，诗成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又御制曲百余首。”[74]能“制曲百余首”，“出题诏宰相以下赋诗”，一方面说明了辽圣宗及其臣下的汉语水平确实很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语学习和汉语创作在辽中期的宫廷里已经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辽中期汉语学习和创作兴盛的局面，也得益于兴宗的推动。据《辽东行部志》载，兴宗曾因司空大师不肯赋诗而专门写了一首诗派人送去，诗题为《以司空大师不肯赋诗，以诗挑之》。[75]司空大师，即辽代著名僧人郎思孝。兴宗在用诗挑衅之后，郎思孝果然写了两首和诗。这三首诗均用汉语创作，至今保存完整。由此可见，在当时皇帝倡导和鼓励之下，大有唐武后时群臣赋诗的势头。除此之外，尚有许多材料说明兴宗对汉语学习和创作的推动作用，笔者曾撰文《论辽代耶律倍家族的汉语文学创作》进行引证和论述，[76]兹不赘言。

辽道宗思想出入儒、释二教，受汉文化影响很深，文学作品数量较多，在世时已经编成了《清宁集》。但可惜大都亡佚不存，今天所知其诗文仅六篇（首）。从其佚诗题目《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可知，道宗曾与臣僚吟咏唱和，场面十分盛大。再从《题〈黄菊赋〉后》一诗可以推断，道宗对汉族丞相李俨的赋作十分欣赏，并费尽心思写了一首关于菊花的诗：“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77]从这首诗的艺术水平来看，已经完全可以与当时的汉族诗人相颉颃，再没有辽初模仿创作的那种稚拙了。另外，这首诗的意义还不仅在于艺术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辽代君臣诗文往还的情景。

皇室家族中，能诗文者还有平王耶律隆先、宁王耶律长没、懿德皇后萧观音、文妃萧瑟瑟等。皇帝及皇室成员好文学，往往能聚集一批文人，从而形成文学团体，使文学创作蔚为风习。辽代皇帝多仰慕唐朝贞观、开元盛世，所以朝廷形制也多模仿唐朝，以诗文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便是其中之一。而这种考试形制的建立，无疑会大大推动整个辽国的汉语普及进程，从而进一步促进汉语文学创作的繁荣。

辽中期以后，在皇帝周围，也有一批契丹文学词臣，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应制诗、酬唱赠答诗，而这些文学词臣往往被皇帝“命为诗友”，其中著名者如圣宗的诗友萧劳古、耶律资忠、耶律国留，兴宗的诗友萧韩家奴、耶律庶成、萧孝忠、萧孝穆、耶律谷欲、耶律蒲鲁、耶律韩留、司空大师郎思孝，道宗的诗友耶律陈家奴、耶律良、耶律俨等。

二 诗文结集与家族文学之出现

耶律倍的诗文创作已为当时人所认同，且有一定的数量。虽然《辽艺文志》将其诗归类为“义宗诗”，但目前尚未见到关于其诗文结集的记载。

考察辽初契丹人的汉语创作，著名者有耶律敌烈、耶律昭、耶律长没、耶律学古等人，兹略举三例进行说明。

1.耶律长没：“字和鲁堇，妃甄氏所生，世宗第三子。敏给好学，通契丹、汉字，能诗。保宁八年，夺爵，贬乌古部。赋《放鹤诗》，征还。统和元年，应太后命，赋《移芍药诗》。”[78]

2.耶律学古：“字乙辛隐，于越洼之庶孙。颖悟好学，工译鞮及诗。”[79]

3.耶律某：契丹将领。《杨文公谈苑》载，他经过旧时战斗的地方，“览其遗迹，作诗。矩记其两句云‘父子尽从蛇阵没，弟兄空望雁门悲’”[80]。

根据上述材料可以推断，耶律氏宗族兼通契丹字和汉字者大有人在。宁王耶律长没能作汉诗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但史书记载他“应太后命”而作汉诗，这就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句话证明了太后不仅会汉语，懂汉诗，而且还“命”后辈作汉诗，这就让皇族子孙们的汉诗创作成为一种基本能力。而耶律氏宗族佚名将领都能创作对仗工整的汉语格律诗，更可见当时汉语学习的普及。耶律学古工于翻译和作诗，正反映出当时契丹人有热切了解汉语文化的愿望和需要。

上述材料证明：辽建立初期，契丹耶律氏宗族的知识分子不仅学习汉语和翻译汉语作品，而且已经开始独立进行汉语诗歌创作了。

诗文的结集是文学创作繁盛的一个重要标志。虽然唐朝一些少数族群诗人也有作品集传世，但他们大多经历了长时间的族群融合，其部族特性已淡化和模糊了，著名者如元结、元稹等。我国少数族群作家兼通双语且有作品结集的，恐怕最早出现在辽代。

平王耶律隆先是第一个有诗文集传世的契丹人。耶律隆先，字团隐，是东丹王耶律倍的第四个儿子。《辽史》载：“平王为人聪明，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81]耶律倍虽然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诗歌，但尚未结集。然而，在这种家庭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子孙能作诗文者必定较多，而结集刊印也就是必然的趋势。

辽中后期契丹人创作的汉语文学作品很多，诗文结集的情况更加普遍。在耶律氏宗族中，如圣宗的《御制曲》（百余首），道宗的《清宁集》、耶律资忠的《西亭集》、耶律庶成的《耶律庶成集》、耶律良的《庆会集》、耶律谷欲的《耶律谷欲集》、耶律孟简《耶律孟简集》等。萧氏宗族中也有结集者，如耶律观音奴“集（萧）柳所著诗千篇，目曰《岁寒集》”[82]，萧孝穆著《宝老集》、萧韩家奴著《六义集》[83]，等等。除此之外，还有经、史、子书以及翻译作品的结集，但由于本书专注于文学作品，故对这些方面略而不论。

至辽中后期，兼通辽、汉双语且能写诗文的契丹人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了众多的契丹文学家族。如皇室文学家族中的耶律倍、耶律德光、耶律隆先、耶律长没、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耶律延禧、萧观音、萧瑟瑟；耶律氏贵族家族中的耶律庶成、耶律庶箴兄弟，耶律资忠、耶律国留、耶律昭兄弟；萧氏家族中的萧劳古、萧朴父子，萧孝穆、萧孝忠兄弟等。关于皇室家族的汉语文学创作，前文已有所论述，兹不赘言。此处仅举耶律庶成一门三人的例子为证：

1.耶律庶成：“字喜隐。……庶成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重熙初，补牌印郎君，累迁枢密直学士。与萧韩家奴各进《四时逸乐赋》，帝嗟赏。……有诗文行于世。弟庶箴。”[84]

2.耶律庶箴：“字陈甫，善属文。……子蒲鲁。……庶箴尝寄《诫谕诗》，蒲鲁答以赋，众称其典雅。”[85]

3.耶律蒲鲁：“字乃展。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应诏赋诗，立成以进。”[86]

由此可见，汉化与汉语教育的普及，使得父子兄弟递相因袭和传承，遂使文学家族纷纷出现；而作品累积既多，则纷纷结集刊印，从而形成了契丹族群中汉语文学创作彬彬大盛的局面。

三 女性文学创作成就突出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知名的女性作者屈指可数：汉末有蔡文姬，晋时有谢道韫，唐代有薛涛和鱼玄机，宋代有李清照和朱淑真。《玉台新咏》虽收录了一定数量的女性诗人诗作，但多数诗名及诗作均不显。明清时期亦有很多女诗人，但除了顾太清和秋瑾外，其余为世人所熟知者亦较少。

遍查中国历史，可发现能懂汉语的少数族群女性数量极少，能用汉语进行创作者，就更是微乎其微。这一方面与缺乏史料记载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少数族群女性缺乏教育机会有关。

但在辽代，却有两位声名远播的契丹女诗人，一位是萧观音，一位是萧瑟瑟。这是值得研究者予以特别关注的现象。她们能用汉语进行创作，说明了汉语在辽代十分通行，而且汉语教育扩展至部分达官贵人家的闺阁，其教育的最高程度是能够用汉语独立创作，这在当时确实很了不起，其文化意义远比契丹男性用汉语创作重要。从史料记载来看，萧观音“幼能诵《诗》，旁及经、子”[87]，长大后，“工诗，善谈论”[88]；而对于萧瑟瑟的记载，则曰“善歌诗”[89]。由此可见，她们小时候除了学习《诗经》《易》《论语》等儒家的经典之外，还学习诸子的著作，等她们到十余岁时，就已经能“歌诗”了。这虽然属于个案，但从个案中可以推断，当时受这种汉语教育影响的女性，肯定不只她们二人。

事实证明，情况确实如此。从现存的资料来看，除了萧观音和萧瑟瑟以外，契丹女性中还有能用汉语创作诗文者。《辽史·列女传》载：

（耶律常哥）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咸雍间，作文以述时政，其略曰：“君以民为体，民以君为心。人主当任忠贤，人臣当去比周；则政化平，阴阳顺。……”时枢密使耶律乙辛爱其才，屡求诗，常哥遗以《回文》。”[90]

耶律常哥终生未嫁，没有萧观音和萧瑟瑟那样为后为妃的显赫地位，但她所受的教育并不比上述二人差。她读《通历》，知阴阳，懂政化，见得失，能品藻，且会作《回文诗》，可见她的汉语水平确实很高。据《辽艺文志》载，后人辑录有《耶律氏常哥集》，虽然诗集已佚，但由此可以证明她的诗文作品数量较多，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对此，黄震云认为：“辽代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女知识分子和女政治家，比起中原地区的女性教育来具有前卫性。”[91]契丹女作家能有诗集传世，可见辽代后期汉语创作之盛况，亦可见族群文化融合的程度之深。

由于懿德皇后萧观音创作的诗词数量较多，且艺术水平较高，所以“198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于辽代作家中仅列其一人”[92]。用一个契丹女性代表整个辽代的文学家，可能有故意突出其成就和地位的倾向，但如果萧观音的文学成就不高，恐怕也无人敢这样编选。

萧观音不仅与辽道宗进行诗文唱和，而且精通音律，能歌善舞，故被称作“女中才子”。[93]从其现存的诗词来看，风格雄奇豪放，大胆泼辣，明显地表现出与农耕文化不同的审美特征。如著名的《伏虎林应制》诗：“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94]从气势来看，绝不逊于刘邦的《大风歌》，当时中原男性作家的诗作都罕有其匹。至于《回心院》词，更是感情炽烈，大胆直露，毫无掩饰，所以吴梅在《辽金元文学史》中评价说：

词意并茂，有宋人所不及者，非山川灵秀之气独钟于后不可也。[95]

她能够在辽代文坛上独领风骚，也确实算是实至名归。

辽代后期另一位著名的契丹女诗人是萧瑟瑟。她也创作了一定数量的诗词，据《辽史》载，传世者有《讽谏歌》和《咏史诗》。《讽谏歌》用“兮”字句式，情词恳切，忧思深广，深得《离骚》之旨趣。《咏史诗》的感情更加激切，矛头直指丞相和天祚皇帝，批评讽谏，毫不留情，是汉文诗歌中的罕见之作。正因这首诗，天祚皇帝“见而衔之”[96]，后来枢密使萧奉先诬告文妃参与谋立晋王之事，天祚帝“以妃与闻，赐死”[97]。对于萧瑟瑟，宋人赵德麟感叹道：“夷狄之人，妇女之身，而有是才调，可谓贤。”[98]联系其所处之环境，可知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