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回眸

引言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中断的古老文明，但中华民族也向来善于学习和借鉴，善于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早在两千年前，我国人民就与中亚和西亚各国开始了文化交流。这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佛教的传入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佛典的翻译素以严谨著称，它的巨大成就在文化交流史上堪称典范（数量可观的佛典因之得到保存，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印度本国却已散佚）。然而，倘使随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等进入我国的某些外国文学元素可以暂且忽略不计，那么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史大抵超不过一个半世纪。然而，外国文学的进入却是我国知识分子面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一次伟大的觉醒，即主动的拿来，鲁迅称之为拿来主义。

严格地说，《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我国引进的第一部外国小说，适值1898年“百日维新”。是年，林纾开始在友人的帮助下翻译或者说是转述外国文学名著。而这显然是维新运动的继续，它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的文学思想殊途同归。且说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1897年和1898年倡导中国小说（文学）的改革路线应以日本与西方小说（文学）为准。尤其是梁启超关于新国家必先新民心，新民心必先新小说（文学）的思想[1]多少刺激了国人接受外国文学的热忱。如是，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一文中写道，文学革命的滥觞“应该要追溯到满清末年资产阶级的意识觉醒的时候。这个滥觞时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2] 梁启超在谈及德富苏峰《将来之日本》等作时认为后者“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方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他进而指出，“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如果说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具有工具论色彩，[3] 那么王国维就或可称为具有文学自觉或自主的本体论者了。他明显受到了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发表了《〈红楼梦〉 评论》等重要著述。尽管他逍遥地视文学为“无用之用”，谓“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4]

这些思想无不推动了晚清文学及文学翻译的繁荣。而严复的“信、达、雅”译事“三字经”则无疑为文学翻译树立了很高的标杆。据晚清文学研究者阿英等人的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出版的翻译作品多达六百余种，其中绝大部分是1898年至1911年间问世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林纾的翻译涉及英、法、美、俄、挪威、瑞士、比利时、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文学。在众多作家中，既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塞万提斯、莎士比亚，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的笛福、斯威夫特，也有19世纪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时期的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等，凡一百七十一种。很快，大小仲马、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等就成了文学青年耳熟能详的名字。此外，柯南道尔、凡尔纳等畅销作家的小说也随之涌入。易卜生等人的作品也被称作“文明新戏”并受到戏剧界的推崇。虽然后来不少学者诟病当时的翻译水平，但无论如何，外国文学的介入确实起到除旧布新、引领风气的功用。在外国文学的作用下，说部发生了质变，以至于一向不登大雅的小说一跃而成为大宗。

与此同时，近百年来我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觉醒，曾不断将目光投向国外。他们向西方借鉴文明、寻求真理时，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走俄国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艺方面亦然。这就是我国学习苏联的思想基础。正因为如此，反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文学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就成了我国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的不二选择。此外，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国社会和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社会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俄国文学极易被我国人民所接受，俄国文学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方式也容易引起我国读者的共鸣。俄国文学真实反映生活，深刻揭露专制制度与农奴制度的压迫以及人民坚忍不拔的斗争精神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主义为我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武器。同时，俄国现实主义作家联系实际、赞美自由、崇尚勇敢的品格使其文学作品充满了人民性和民主精神。这些都是俄苏文学对我国读者产生强大引力的原因。

“五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殖”为己任，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在评论另一位主将陈独秀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五四”“文学革命”做出了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5]

的确，陈独秀自创办《青年杂志》始，逐渐形成了“文学革命”的思想。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敬告青年要拥抱实用主义，第2号上又把“现实主义”列为教育的第一方针。接着，在第3、4号上他连续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上下两篇。上篇介绍欧洲文艺自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大势及其代表作家；下篇则对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主帅托尔斯泰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评述。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呼吁新文学而新政治、新社会；呼唤写平民、写现实、写社会的文学，以废除贵族、古典、山林文学。陈独秀认为，当今中国文学界“浮华颓败”的古典理想主义，较之于欧洲文学大势已大为落伍。他故而选登了屠格涅夫的《春潮》、王尔德的《意中人》等译作。

胡适对陈独秀的“文学革命”持不同意见。他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胡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著名的文学“八事”：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语俗字。[6]

他的这些思想深受欧美意象派文学的影响。这时，马君武、苏曼珠等人翻译出版的歌德、拜伦和雪莱的诗歌开始受到欢迎。而周氏兄弟在外国文学翻译、研究方面的贡献更为世人所称道。尤其是“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其文学思想的形成与外国文学密不可分。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民内外交困。外遭帝国主义侵略，内受封建军阀欺压。因此，同样处于双重煎熬的东欧各族人民得到我国人民的同情。他们的文学同样得到了我国人民的极大关注。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7]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正式成立，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这个革命的时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一切行为都同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凡是符合革命斗争需要的外国文学作品，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重视和欢迎。因此，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决定性的。

鲁迅从青年时代发表《摩罗诗力说》起，终其一生重视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他曾经多次提到他翻译的目的是要借进步的外国文学之力来展开对旧思想、旧观念的斗争，来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对于苏联文学，他更强调这种斗争作用。他说：“我看苏联文学，是大半想介绍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重要。”[8] 瞿秋白则认为：“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名著……是中国普洛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9] 茅盾也曾说过，“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也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10]

当然，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并不是唯一条件。前面说过，“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文学运动，也即文学革命运动。这里所谓的“新文学”和“文学革命”，除时代和社会所赋予的新内容、新思想以外，在艺术形式、表现方法上也需要借鉴外国文学。

因此，以鲁迅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介者，不但指出了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而且还关注到了它们的艺术性。鲁迅说过，“注重翻译，一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11] 而作为借鉴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古典的，也可以是现代的；可以是苏联的，也可以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他因此反驳了某些以为要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就不应该要西方古典文学那样的幼稚想法，认为即使“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也“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12]

然而，这个联系实际、为革命服务、为创作服务的传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发展的实际中逐渐形成并发扬光大的。

如果说，这个传统是在“五四”之后逐渐形成的，那么它的发轫可以追溯到“百日维新”。到了1907年，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着重论述了欧洲近代文学主潮，介绍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密茨凯维奇、裴多菲等富有民族精神、爱国思想和追求自由民主的作家。他指出，他们的作品“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13] 目的是“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14] 在他看来，要改造当时暮气沉沉的旧中国，正需要这样的文学。鲁迅这种主张付诸实施的第一步便是他参与编选并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1909年）。

到了“五四”时期，为了配合“文学革命运动”，《新青年》开始利用外国文学这个武器。1918年，它推出了《易卜生号》，这是我国刊物第一次出版外国作家专号。“五四”以后，文学研究会以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为阵地，大规模展开外国文学译介工作。这个刊物在茅盾的领导下，不但大量发表欧洲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1921年几乎每一期都有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而且在每一期《通讯》中宣传现实主义文学。如此，《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法国、东欧被压迫民族的不少文学专号及重要作家特刊。

此外，围绕外国文学翻译，鲁迅和瞿秋白曾同梁实秋、陈源等人进行了辩论。鲁迅在1931年写给瞿秋白的信中，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鲁迅主张“凡是翻译，必须兼顾这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二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针对一些主张“宁顺不信”的人，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意见（所谓“硬译”说便源于此）。瞿秋白进而提出了“信顺统一”说。这些都是他们在翻译实践中作出的基本判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式的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革命文学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蓬勃展开。大量外国文学的引进和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使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介绍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必要性。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和卢纳察尔斯基的著述。瞿秋白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也译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高尔基、拉法格的文章。同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鲁迅和瞿秋白的倡导下，苏联文学作品也有了较多的介绍。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重要作品也被相继翻译出版。1934年，鲁迅和茅盾创办《译文》月刊，这是我国第一份译介外国文学的专业刊物，体现了他们重视外国文学的程度。在他们的带领下，愈来愈多的仁人志士把外国文学当成了改变现实、传播文明、启迪心智、荡涤污垢的工具，愈来愈多的中国作家、艺术家受到了外国文学影响。

外国文学译介工作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并没有因为环境的艰苦和条件的困难中断。相反，“五四”精神在这一历史时刻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不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卫国战争时期的优秀作品大量译介，许多外国古典作家的作品也相继有了较为完整和忠实的新译本。

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五四”以后外国文学的译介一直十分注重战斗性。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不仅对欧洲民主主义作家进行了介绍，而且充分表达了他的战斗性。鲁迅认为斗争是永恒的，人类历史从古到今都充满了斗争，文学也应该具有战斗性，应该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正因为如此，他借摩罗诗派的战斗精神以激发我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志。虽然他的思想并未引起时人的广泛关注并认同，但无疑是相当一个时期内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的榜样。虽然鲁迅有关外国文学的论述大都是些前言后记，但他以特有的洞察力和战斗精神激励了未来的外国文学工作者。

茅盾关于外国文学的不少见解也大多指向社会功能和思想价值。他的《西洋文学》，瞿秋白、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吴宓的《希腊文学史》等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专题介绍。但总体说来，受条件的限制，当时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此外，外国文学的上述译介传统的形成并不一帆风顺。先进的外国文学，特别是俄苏文学和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的介绍，先是受到了“学衡派”的攻击，后来又受到林语堂等人讥嘲。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还遭到了反动派的封杀与追剿。鲁迅曾赞誉苏联文学的译介者为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但是，出版的混乱和翻译质量的低下也是当时的普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