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诗章》狂欢化的人类文化

巴赫金在《对话、文本与人文》一书中指出，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研究文学不能脱离一个时代完整的文化语境。[1] 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也认为，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是一个统一体，一方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共性，不能厚此薄彼；另一方面要尊重它们之间的差异，使文学意义和文化意义的生成与建构，变得顺理成章[2]。这就意味着读者不能简单地把《诗章》局限在文学研究的界域，而是可以把它置身于更广阔的文化空间进行考察。由于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就需要读者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进而揭示那些真正决定作家创作的强大而深刻的文化潮流[3]；“如果不重视各种文化潮流对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影响，就会难以深入到伟大作品的底蕴”[4]。由此审视《诗章》，除了已知的关于该史诗的文学文本特点[5]，还要关注其文化文本的特征。更何况，《诗章》不只是20世纪独具艺术魅力的文学文本，它还是一部充满各种隐喻符号和意义所指的人类文化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