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论 延安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建构
延安文艺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一种富有精神魅力的文艺形态,有其较为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内涵,也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审美风貌和内在美学肌理。它在时间上大致以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的红军到达陕北始,以1949年7月于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止。其有广狭两义:狭义是以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为中心开展的文艺、文化运动和思潮,是重点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思潮,以及出现的各种文艺现象、作家、作品等;广义是以延安、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发生在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及后来解放区的文艺、文化运动和思潮,以及出现的各种文艺现象、作家、作品等,这在以往被称为“解放区文艺”。本书取广义用法,但以发生在延安、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文艺为主。
延安文艺中的主要部分是指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也有更为直观形象的部分,它们包含了音乐、美术、歌舞、戏剧等各种艺术形态的广泛运用,只是由于笔者受自身所学和所从事专业限制,研究主要限定在文学领域,并且是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意义上展开探讨,所以本书题名“延安文学研究述论”;但是,本书所选论文有些仍然涉及戏剧、美术、音乐等艺术形态和延安文化运动,则还是用“延安文艺”来说明。书中也有采用传统用法“解放区文艺”和“解放区文学”的,均尊重作者原意。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延安文学是一种较为独立的文学形态,它跟20世纪40年代其他区域的文学并不一样,具有一定美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品格,此种超越性品格因为加入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信仰维度,而使其具有更为真切和久远的当代价值。当然,其具有的某些历史局限性也是为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所内在决定了的,而其局限性其实也恰好构成了延安文学的重要特色之一。
刘增杰先生曾将解放区文学(延安文学)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颂扬为基本格调的研究阶段(时段为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第二个阶段(约为20世纪80年代)是解放区文学研究的蜕变阶段;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解放区文学研究获得根本性改变的阶段。”[1]这种划分在总体上勾勒出了延安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但是,由于延安文学跟政治文化等具有非常复杂的关联,考察延安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也必须跟一定时期的政治文化语境、文艺思潮以及学术界总体的认知水平与研究条件结合起来予以综合理解。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进程的深入展开,国外汉学家尤其是一些华裔学者的延安文艺研究成果也被译介过来,并且不断被国内学界所阅读和熟悉。于是,国内外学者的合力性展开,也为人们理解延安文学及其与现代中国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多重视角和研究方法,以及种种互为冲突的观点,而21世纪以来的延安文学乃至更大范畴的延安文艺研究也才有可能在此之上予以蓬勃展开。
当我们开始考察延安文学研究的时候,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对于延安文学文献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延安文学研究之所以日益走向成熟,已经越来越具有较强的学术品格和学科地位,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者越来越具有较为自觉的史料意识。延安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走向深入,跟延安文学史料文献得以持续整理和出版是密切相关的。作为延安文学研究的学术史考察,首先对此应该有着一个较为自觉和清醒的梳理与把握。
前述刘增杰对延安文学研究三个阶段的划分,其实已经包含了对于研究者所处历史文化语境和理论观念嬗变等因素的考量在里边。延安文学研究自其诞生伊始就已经开始了,而把延安文学研究历程跟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发展历程联系起来,可知延安文学研究不仅是一部有着特定研究对象的学术史,更是一部文化思潮和文学观念变迁史。从文化语境、观念的变迁与延安文学研究的关系来考察并建构一部延安文学研究学术史,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可以把刘增杰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予以具体补充和延伸,勾勒得更加翔实一些。比如,20世纪40年代人们对延安文学发展的初步总结和批评,其实也是延安文学研究的最初阶段;20世纪50—70年代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视域中的延安文学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随着方法论和新的文学史观念的兴起,而出现了众声喧哗却也二元对立的延安文学研究景观;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现代性文学观念的深入认知和反思,出现了延安文学研究的“再解读”现象和区域文化研究视角;21世纪以来,延安文学研究更是进入了文学—文化、文学—社会等宏阔视野下的纵深发展时期,取得了长足发展,当然,也存在着一些必须予以严肃正视并予不断解决的问题。这是迄今为止延安文学研究呈现出来的基本历史状貌,体现了较为丰富的文化逻辑架构,有其较为坚实而广泛的学理基础。
21世纪以来延安文学研究新气象的出现和渐次形成,其实离不开20世纪90年代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21世纪以来的延安文学研究乃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接续和强化而已,而其直接原因在于一批新锐学人的迅速出现和成长,他们中不少人把博士论文的选题敏锐地限定在这个领域,而另外一些学者在进行20世纪40年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时,也往往不断驻足于此。这样经过将近20年的不懈努力,研究界终于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取得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它们所内含的创造性品格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新的延安文艺研究也就日渐形成和崛起了。研究者在延安文人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延安文艺审美和文学形式研究、延安文艺制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如何认知和评价这些具有创新性的延安文学研究成果,自是延安文学研究学术史撰写者必须加以认真考察并予论述的重要问题。
本书所选论文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有关延安文学研究之研究的论文,当然也包含了一些对于延安文艺研究方法论和延安文艺当代价值认知的文章在里边。感谢诸位作者富有智慧的思考和论述。书中25篇文章的集中展示和呈现,一方面显示了对于延安文学研究历程及其成就的追踪和评述,另一方面显示了延安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不断深入探究的诸种可能性。这些,其实已经呈现出了一部较为分散的延安文学研究学术史的雏形,或者说,不仅为人们深入而准确认知延安文学提供了有益借鉴,而且为人们撰写一部较为全面而富有学术分量的延安文学研究学术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学理思考和参照。建构一部延安文学研究学术史,既有较为客观的学术要求,也需要撰写者具有更为精深高远的学术视野;在对研究成果和学术文化脉络的叙述和评析中,要求研究者对于延安文学及其研究均有一种能够包举万千却也举重若轻的学术能力。而要能在研究和书写中做到举重若轻或驾轻就熟,倘若不具备能够进行学术和文化穿透、评判的眼光与思想之力,那也会限制其学术史写作可能达到的深度和所能取得的更大成就。
袁盛勇
2018年10月5日于陕西师范大学嘉木斋
[1] 刘增杰:《于平静里寓波澜:读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