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郑和出使非洲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郑和七下西洋的时代背景
（一）明初综合国力的增强为郑和下西洋奠定了物质基础
综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一代盛世多出现于新王朝建立的初期，明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重要的朝代，在建立之初，也曾一度有过辉煌的时期。1368年正月，原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在南京登上皇帝宝座，宣告了明帝国的建立。然而，朱元璋从蒙古贵族手中夺来的江山，呈现出的却是一片不幸与苦难的景象。元朝末年，由于封建统治极其腐败，加上连年灾荒，社会经济已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广大农村田园荒芜，城乡百业凋敝，流民如潮，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十万，大江南北，哀鸿遍野，饿殍满路。到朱元璋即位之时，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战乱之后，广大农村更是一片荒榛，人烟断绝。能否改变这种极为严重的社会残破局面，关系着新创国家的存亡。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新建立的政权，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扶植工商业的措施，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复苏。
经过元末农民战争以后，土地兼并趋势得到缓和，一方面，明朝廷下令把农奴和奴婢解放为自由民，限制官私奴婢的数目，招抚流民，让他们返乡务农，于是自耕农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为恢复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又下令减省徭役，使广大农民安心于男耕女织，努力从事农业生产。对那些“不事生产而游惰”和私自藏匿外地的“莠民”,“皆迁之远方”，以示惩戒。如此一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迅速增多，以致已耕田地不敷使用。在这种情势下，朱元璋又实行了积极的垦荒政策，大力开垦荒地，移民屯田，规定凡是荒芜田地，一律不承认旧有的地权，凡垦荒成熟即归垦荒者所有，垦荒多者得地也多，少者得地则少。同时，在垦荒过程中，进一步限制土地兼并。尤其是规定对新垦荒地免征税粮，这是一种更为优惠的政策。在一系列鼓励垦荒政策的推动下，广大耕农大力垦荒，洪武元年（1368）全国垦荒之数为180多万顷，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就翻了几番，激增至850余万顷，辽阔的农村出现了“骎骎无弃土”的兴旺景象。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为发展农业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屡下明诏，规定地方官凡遇百姓提出兴建水利，都必须即时报告。洪武二十七年（1394），又分遣国子监生及水利技术人才巡行天下，督修水利。洪武二十八年（1395），据地方报告，各处共新开塘堰40987处，新挖河渠40162处、河道4162条、陂渠堤岸5048处。明初水利建设的显著特点是：大、中、小各项工程应有尽有，遍布全国各地，不仅是农村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包括广西、宁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落后边远地区都在兴修水利。明初大力发展水利建设，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增加粮食生产的同时，明初统治者还大力提倡改良土壤和革新农具，积极培植和发展农村副业，推广经济作物的种植。早在洪武建国前两年，即在所辖之地下令凡农民有田5亩至10亩者，必须种植桑、麻、木棉各半亩，10亩以上的按比例加倍，不种桑者罚绢1匹，不种棉麻者罚棉麻各1匹。洪武元年（1368）更在全国实行这一政策。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天下卫所屯军士兵，随地所宜，每人种植桑树、枣树100株，并兼种柿、栗、胡桃之类。洪武二十五年（1392），令凤阳、滁州、泸州、和州等地农民，每户种桑200株、枣200株、柿200株。洪武二十七年（1394），下令民间如有空闲之地，鼓励种植桑、麻、木棉，并一律免征赋税。由于实行这些政策，在盛产桑棉的地区，丝织和棉纺成为农民主要的副业，每年生产大量的丝织品和棉织品以供国内外的需要。洪武时期，曾连年向各地驻军赏赐大量棉布、棉花、战袄等，各地每次赏赐之数，都以数十万计，可见当时棉花生产和棉织业的兴盛。
手工业在明初的经济发展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朱元璋曾明令各行“工技专于艺业”，规定诸工匠在应役之外，允许个人自由从事商品生产，鼓舞了手工业者的生产热情，也刺激着他们发挥各自的智慧和创造性，努力提高产品的工艺水平和推出新产品。随着手工业产品花色品种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手工业产品的销路逐渐扩大，手工业生产的门路也就越来越广，于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手工业者的队伍。据洪武年间的统计，全国共有匠户232089名，为明初手工业按部门进行一定规模的生产经营准备了雄厚的技术力量。在明朝廷努力经营之下，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和印刷等工业部门，当时都有较大的发展。官方在全国各铁、铜产地设立冶炼所，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同时鼓励民间开采冶炼，每30分仅抽税2分，民间开办的冶铁、炼铜等小矿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纷纷兴起。在原料充裕的情况下，全国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在经济较发达的东南各城镇，建立起很多丝织厂，广招工人，使用提花机等进行生产。明初规定苏、松、杭、嘉、湖五府织造，都有常额。为适应生产上的需要，这些地方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家庭纺织业，逐步向具有一定规模的纺织工场发展。当时，杭州经济实力较强的工场主一般都有四五台杼机，雇工十数人。陶瓷业发展尤为迅速，形成了大规模的手工工场，出现了像景德镇这样举世闻名的瓷器生产中心——拥有官窑、民窑三千余所，年产品种繁多的精美瓷器数以百万计。造船业继续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广，乃至东北吉林、黑龙江等地都设有造船厂，而以位于南京龙湾的龙江船场规模最大，能制造载重千吨以上性能良好的远洋巨舶。
明初对发展商业相当重视，对经商实行了一系列保护性的措施。针对元代的弊政，洪武十三年（1380）裁撤了全国的税课司局354所，改由各府州县直接征税，税率很低，规定“凡商税三十取一”。农具以及军民嫁娶丧葬之物、舟车丝布之类全部免税。当时，在农业和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有丰富的商品供应市场，更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明初，不仅一些大城市商贸相当发达，就是一些中小城镇也都呈现一派商贾云集、买卖兴旺的景象。
洪武时期农、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明初社会经济的繁荣，一个昌盛的明帝国开始在东方崛起。虽然，朱元璋侈行分封，导致建文帝执政时，中央与各地诸王的矛盾激化，爆发了一场“靖难之役”，但经过此役，朱棣夺取政权，从而使朱元璋开创的大业得以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明成祖朱棣同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都把振兴经济、令家给人足，视为治国根本大计。朱棣曾颇为感慨地说，若“使四海皆给足”，自己进餐时，即或没有丰盛的美食，没有乐队来助兴，也会感到快乐。如果说明太祖朱元璋是在元末农民战争所造成的累累创伤的基础上，力求国家臻于富强，那么，明成祖朱棣所面临的，则是在国家经历了“靖难之役”的浩劫之后，去恢复和发展各项生产事业，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朱棣即位以后，继续执行洪武时期一系列的“安养生息”的政策。长达近四年之久的“靖难之役”，给洪武时期以来初步繁荣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在战区，所遭受的破坏更是惨重。为了使百姓能够安养生息，朱棣所实行的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比朱元璋更注意到“宽猛适中”。针对一些皇亲国戚、文武群臣和地方官吏不顾朝廷三令五申，任意加重百姓负担的行为，朱棣以身作则，努力给予纠正。朱棣在颁布施政方针时，再三强调文武群臣不要有负于明太祖朱元璋“创业之艰”，要继续执行明太祖“安养生息”的治国方针。朱棣曾郑重声明：“朕当守成之日，正安养生息之时。”通过一些事例，说明他是言行一致的。朱棣刚来南京亲政时，居处之后宫被建文帝于败亡时焚毁，东宫也全被拆掉，却没有大兴土木、建造新宫。所以，当楚王桢要求资助兴造私邸时，朱棣不答应，要他对王府中宫室损坏之处，姑且让护卫之人随时修葺，等到丰年之时，然后量力调拨军民为之。朱棣还告诫楚王桢说：“天下初定，众心未安，劳困未苏，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馁。安养休息，方在此时。”嗣后，当他闻知代王桂劳民伤财，擅自大兴土木，立即予以制止，同时以此为例，下令“自今王府非得朝命，不许擅役一军一民，及敛一钱一物，不听从者有罚。”此外，朱棣一再严令各地方官“毋横敛一钱，毋妄兴一役”。他经常派遣御史视察民间疾苦，考核各郡县长吏贤否，惩办那些肆意加重百姓负担的官吏。与此同时，对受战争影响较大的地区，蠲免赋税。像北平顺天、永平、保定三府，因战争期间供给军需特别劳民，得免田租二年。至于赈济灾荒，鼓励农民垦田，令官给耕牛农具种子并免赋税等措施，洪武时行之有效，朱棣依然一一遵行。
明太祖朱元璋曾实行屯田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到永乐时期，民屯、军屯都有了新的发展，收效更为显著。除了移民屯田和招募屯田两种形式外，永乐初年还多次迁徙罪囚屯田。朱棣更重视的是发展军屯，战事一结束，即命五军都府移文各都司，令卫所屯田如旧制，年终以其交粮的多少，分别给予奖励或惩罚。永乐初年，又进一步制定了赏罚制度，还在各屯田处所设置红牌，把赏罚条例逐一书写在上面，敦促屯田军士恪守。这种赏罚制度，是因地制宜而实行的，随耕地的土质肥瘠不同，定出不同标准的岁收之数，肥田多收，薄田少收，较为合理，更有利于发挥屯田军士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增加军屯的员数，对于那些调离原卫所从事其他工作，以及犯法被罚到边疆充军的军士，都命令他们复回原卫所屯田。为了加强对军屯的管理工作，朱棣多次派遣官吏分赴各地妥善安置屯田军民，整理屯种事务，改善经营方式，更定军士屯守的数目等。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永乐时期的军屯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军屯制度的完善，又极大地推动了军屯事业的发展。当时，从大江南北，到边陲地区，乃至沿海卫所，都有屯田。大力发展屯田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永乐时期，军屯所获，不仅很大程度上节省了军费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军屯税粮又成为明朝财产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水利建设事业，在永乐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洪武时期大力兴修水利，对发展农业生产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朱棣极力要尽快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自然十分重视兴修水利，搞了不少重大的水利工程。如修治疏导吴淞江，就是其中之一。永乐元年（1403），浙西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刚登帝位的朱棣，深以吴淞江水患为忧，即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前往治理。夏原吉日夜筹划，疏浚吴淞江下游，上接太湖，度地为闸，以时蓄泄，使苏淞一带农田得以旱涝保收，当地百姓获益匪浅。此外，一些地方官吏还主持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当时，山东东阿县西南有一大片积水，使当地饱受涝害，知县贝秉彝根据地势高低，凿渠将积水引入大清河，使水洼干涸，得沃壤数百顷，地方百姓大获其利。明初的农业生产，在永乐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与当时举国上下重视兴办水利有很大的关系。
永乐时期的工商业也发展得很快。洪武时期获得一定发展的矿冶、纺织、陶瓷、造船、造纸等各项生产事业，由于郑和下西洋，以及遣使四方各国发展对外交往所产生的客观需要，不仅经营规模扩大了许多，并且在各地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工场。商业的发展继续得到明成祖朱棣的大力扶持，照旧实行洪武以来“三十税一”的轻税政策。“靖难之役”结束后，一些遭受战乱祸害，百姓流徙，商贩罕至的地方，朱棣下令免征两年商税，以利商业复苏。在迁都北京以后，于皇城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称为“廊房”，招商引资，鼓励各地商贩来京城营业。迁都北京以后，为便于南粮北运，重新开通济宁至临清的会通河，又引汶水、泗水入运河，从此南北通航，行商往来大为便利。这有力地促进了运河沿岸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等地商业的发展，一时之间，商贩聚集，四方百货交易量成倍增长。工商业的振兴，促成了中小城镇向大城市的转化，作为全国商业集散中心的33个大城市，在永乐年间开始形成，全国各地商业贸易日趋繁荣。
由于明成祖朱棣进一步执行了明太祖的治国方针，全力促进农、工、商业的发展，迅速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使明代在洪武时期社会经济初步繁荣昌盛的局面，至永乐朝趋向鼎盛。“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储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在永乐一朝，全国人口、税粮征收、丝棉布帛等征收的数字，都创下了明朝近三百年中的最高纪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汉朝有过“文景之治”，是为封建社会初期的盛世；唐朝曾出现“贞观之治”，素称封建社会中期的盛世；明成祖朱棣在位的22年间，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内政外交成绩卓荦，成为明代的极盛时期，也不愧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盛世。
明成祖朱棣即位以来，在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政治上继续实行中央集权，消除诸王的割据势力，使封建皇权进一步强化，并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理。明成祖朱棣执政以后，自始至终，为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巩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南方，派遣沐晟、张辅等率军反击安南的入侵，进而讨平安南，设置交趾布政使司；命顾成等率部平息了贵州地区的叛乱，设置贵州布政使司。在西方，则封诸西僧为法王、国师、西天佛子等，以羁縻西藏，并分遣使者去宣慰抚喻西域诸国。沿海一带，命总兵刘江大破倭寇，缘海设防。辽东方面，则创置建州、海西诸卫，以控制女真诸部，并建立奴儿干都司，陆续增设卫所，进一步加强了东北边防。在北方，从永乐八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10—1424），明成祖朱棣亲自率军出征，大举讨伐蒙元遗族鞑靼瓦剌，迫使鞑靼瓦剌向西北退却，北边由是奠安。明成祖朱棣在维护祖国统一，开拓、经营和巩固边疆方面的功绩，是远在其父朱元璋之上的。在文教方面，明成祖朱棣办学校，兴教育，阐扬传统文化，不遗余力，在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主要标志，就是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的纂修。所有这些，充分说明明成祖朱棣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比较英明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君王，是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大业的当然继承者。正因为如此，在洪武以来国内搞得较好的基础上，凭借着明帝国的强大实力，明成祖朱棣高瞻远瞩，有心于追溯历代盛世中帝王的业绩，进而向往在海外树立威望，享有盛名，在临御之年，中国出现为历代所未有的“万邦来朝”的太平盛世。
（二）郑和下西洋适应了时代发展和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
永乐十四年（1416）四月初六，为纪念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归来，明成祖朱棣为刚落成的南京天妃宫之纪念碑撰写了碑文，开宗明义，向世人道出了有志于发展与海外诸国关系的宏愿：“仰维皇考太祖高皇帝，肇域四海，幅员之广，际天所覆，极地所载，咸入版章。中外怀柔，幽明循职，各得其序。朕丕承鸿基，勉绍先志，罔敢或怠，抚辑内外，悉俾生遂，夙夜兢惕，唯恐弗逮。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2]在15世纪初期，中国是世界上社会文明程度较高，文化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永乐盛世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把东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当时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心。在当时的中国，成熟、发达的礼仪，是中华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一个重要标志。海外诸小国，当时还处于相当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越是远离亚欧大陆的海外小国，其文明发展的程度相对越低，不少地方还处于未开化的原始部落状态。处于这种社会形态，是没有什么礼仪可言的。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中，礼仪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标志，在中国古代有关“礼”或“礼仪”的文献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如《曲礼》中讲：“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3]《冠义》中讲：“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4]这里讲的人与禽兽的分界线，实际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作为一代雄主的永乐大帝，高瞻远瞩，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先进大国，对还很落后的“海外诸番国”，应负有“教化”的责任，应以中国先进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影响他们，走到他们中去教导他们，使之懂得礼仪，改变其野蛮落后的“夷习”，以与中国共享太平之福，从而令海内外都得益于这千载难逢的盛世。在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中，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都没有谁能像明成祖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应对海外落后国家进行教化，以促使其由野蛮向文明转变，并不断提高其文明的程度，促进其社会的进步。明太祖朱棣能够这样去想、这样去做，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的。
在明成祖朱棣执政的15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发展，社会母体内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当时，世界历史也处于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前夜。时代要求人们逐渐打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日益具有世界性。明成祖朱棣致力于加强和扩大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正是符合了时代的要求，与稍后西方早期殖民者不同的是，明太祖朱棣加强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联系，不是奉行殖民掠夺的方针，而是传承文明，发扬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历来就愿与外界友好交往的优良传统，对海外诸国实行了睦邻友好的方针。加之在明朝永乐年间，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的鼎盛时期，更重要的是，明成祖时期中国对外还算是开放的。当具备了这种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又充分利用了中国和海外诸国间长期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的成果，在中国造船业、航海技术高度发达和具有悠久航海传统的基础上，当明成祖朱棣将自己在海外谋求发展的宏图全权委托郑和去实施之际，郑和作为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就应运而生。郑和“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唯恐弗逮”,“竭忠于国事”[5]；以其卓越的才能、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领导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郑和下西洋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比欧洲航海家要领先许多年，而且在忠实地执行明成祖朱棣赋予的使命的过程中，为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关系，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15世纪初期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为防御外族入侵，都很重视边防。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就是为防御匈奴而修建的。明代以前，外族大规模入侵，几乎都是从内陆西北、东北边境而来。中国的海岸线虽然很长，海岸以内的腹地却极其广阔；中国的北、东、南三面，都有海洋像屏障一样包围环绕着中原。历代以来，中国周边沿海国家均比中国落后，综合国力较中国相差甚远，又为造船水平和航海技术所限，无力从海上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和持久的侵略。大海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所以明代以前，历代有海而无防，导致历代统治者“重陆轻海”，从不担忧海外国家会对国家和封建统治造成什么威胁。况且与中国为邻的沿海国家太少，仅朝鲜、日本、越南而已。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隔着浩瀚的南海，就显得远了一些。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兴盛时期，不乏热衷于开疆拓土的帝王，但他们都致力于在内陆开拓疆域；在他们看来，中国周边沿海国家和海外民族，得其地不能创造什么财富，得其民也成不了什么大事，不值得为之耗费财力人力去经略。从这一立场出发，历代帝王在关注海外贸易之外，再没有兴趣去考虑国家在海洋上还有其他什么利害关系。
中国在海洋上平安无事的局面，在元朝时开始受到冲击，来自日本的倭寇，当时不断地骚扰中国沿海。倭寇即日本以掠海为生的武士。倭寇很早以来就有抢掠中国沿海的劣迹，到了元朝时期，与中国的冲突升级，开始成为中国沿海的边患。这与元朝初期曾一度用兵于日本有一定关系。在元世祖忽必烈执政期间，曾连续六次派使臣去日本，想通过“诏谕”来达到使日本“臣服”“朝贡”的目的，但都未能奏效。忽必烈并不就此终止，在至元十一年（1274）和至元十八年（1281）两次出动大军东征日本，结果遭到日方的顽强抵抗，又遇上暴风雨，使元军大部分葬身海底。两次东征的失败，迫使元朝统治者放弃以武力征服日本的方略，转而禁止日商来华贸易，或对来华日商提高抽分比率，作为对日本的惩罚手段。元朝对日商采取遏制政策，自然引起日商的不满，从而不断与元朝官方发生冲突，同时不可避免地要祸及百姓。1307年、1309年日商连续两次在宁波与地方官吏发生冲突，制造了烧毁官衙、烧掠民居的恶性事件。日商一旦对元朝官方采取这种极端的泄愤和报复手段，便一发不可收，逐渐形成对中国沿海长期的掳掠，其危害程度虽不及明代的倭患，但已扰乱了中国海疆的安宁，成为明代倭寇问题的发端。
在元代，中国沿海个别地方虽然发生日商侵扰的事件，但总的来说，沿海地区还算是安宁的，没有出现让元朝廷感到震惊的严重局面。中国在海洋上基本平安无事的局面，到明朝初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初洪武、建文时期及永乐初年，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多事之秋”，中国与周边海外国家的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在西南沿海，由于安南黎氏政权对占城和中国西南边疆肆无忌惮地进行侵略扩张，攻城略地，杀戮百姓，造成了中南半岛以及中国西南沿海地区严重的紧张局势。安南自宋朝以来，陈氏为王，世代称藩于中国。明朝建国之初，洪武二年（1369）六月，安南国王陈日煃即遣大臣来朝贡，并请封爵。明太祖朱元璋于是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要他忠于职责，维护陈氏政权。同年十二月，朱元璋对建国三年以来，在海外诸国中安南最先来中国朝贡表示赞赏。直到洪武末年，陈氏各王都能恪守祖训，与中国友好相处，中国西南沿海倒也平安无事。当然，在数十年间，中国与安南之间没有任何摩擦也是不可能的，即或偶尔有安南侵扰中国西南边境的事件发生，明朝廷也不愿事态扩大，兴师问罪，仅限于发一纸文书诘责，同时不接纳安南的朝贡，以示警诫。
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朱元璋以安南出兵攻掠广西思明府永平等寨为由，拒受安南的贡品，并致书安南国王陈炜，对安南入侵广西之事进行谴责，同时诏令广西布政司不得接纳安南入贡。在明朝廷表明了这种态度之后，安南就有所收敛，事态也就没有继续扩大。在洪武时期，安南与邻国占城之间时有兵争，明朝严守中立，对任何一方要求给予军事援助都严加拒绝，同时劝告双方罢兵，息事宁人。在明朝的劝告之下，两国都有所收敛，双方冲突没有进一步激化，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洪武时期西南边境相对平静的局面，到建文时期就全被破坏。建文二年（1400），安南国相黎季犛父子篡夺王位，改国号曰大虞，在国内横征暴敛，实行残酷统治，对外大肆侵略扩张，不仅攻劫占城，杀人掠畜，欲灭其国，而且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相继侵占广西思明府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及云南宁远州猛慢等七寨。直至永乐初年，由于安南黎氏政权肆无忌惮地对外侵略扩张，造成了中南半岛以及中国西南边疆严重的紧张局势，直接破坏了南海地区的安宁。在东南沿海及南海诸岛屿，当时各种反明势力活动十分猖獗。从洪武元年（1368）开始，浙江昌国县兰秀山反明武装集团屡次叛乱，攻入象山县，生擒县官，当地居民也被劫掠一空；叛乱失败后，余党逃往高丽等海外国家，成为明朝新政权的心腹之患。更有方国珍、张士诚的余党及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豪强地主这一部分反明势力，人数不太多，能量却很大，经常以沿海岛屿为据点，渡海攻城劫掠，在沿海地区骚扰捣乱；或与其他反明团伙串通一气，联络海外国家，共同与明朝廷相抗衡。
为了解除种种来自海上的威胁，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一些对策。洪武三年（1370），明朝刑部遵照朱元璋的旨意审决了自高丽引渡回来的兰秀山叛民陈君祥等，给予逃往海外的反明势力一定的打击。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七日，朱元璋又命令将方国珍旧部和兰秀山无田粮而充船户的居民共111730人分隶各卫为军，加以羁束，并借以加强明朝海军的力量。与此同时，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洪武十四年（1381）十月十八日，为防止沿海奸民私通倭寇，朱元璋又对一些易遭到倭寇侵袭的沿海城寨下令，禁止沿海居民在各城寨间私自往来，并在当地增设卫所，加强对倭寇的防御。同时进一步厉行海禁，甚至不许出海捕鱼。唐宋以来，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以及部分当地守军，纷纷靠贩海经商赢得厚利，有的从中牟取暴利成为一方富豪霸主，而海外诸国商贾与他们进行贸易，盈利也很可观。在元末纷乱时期，沿海商贾及居民贩海经商更不受官方的拘束管制，盈利较从前更为丰厚。
一旦明朝建立，明太祖朱元璋唯恐异己势力通过海路在“外邦”找到避难之所，进而与海外国家相勾结，来危害明朝的建国大业。朱元璋为此实行海禁政策，对中外的海上民间贸易加以各种限制，遂断海民衣食之源，又绝豪富海商发财之机，自然要激起海商和海民们强烈的反明情绪。尤其是浙江舟山群岛兰秀山居民，因其位处东南沿海与海外交通的冲要之地，历来活跃于海上，从海外经商中获得厚利，更是不能忍受明朝廷的海禁政策。在兰秀山居民数次颇有规模的叛乱失败以后，虽有明朝廷的严厉镇压和三令五申，但兰秀山居民仍违禁出海，一直难以禁遏。明朝廷无计可施，只得采取清野之策，在洪武二十年（1387）干脆废除在舟山群岛所设的昌国县，将岛上居民全部迁往内地。明朝洪武时期实行的迁海政策，不仅针对舟山群岛，而且施于东南沿海浙江、福建、广东各省有人居住的海岛。洪武中期开始实行的迁海政策，前代未曾搞过，没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加之这是一种御敌之策，其开创者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又是以为政严苛令属下不敢怠慢，所以地方当局在实施迁海政策时就过于偏激，反而造成不良后果。
乾隆时编纂的《乾隆通志》中，对当时的一些情形作了记载。在洪武中期，福建右卫指挥李彝在当地大肆索贿，贪得无厌，老百姓甚为怨恨。当时有福清人林扬，一向崇尚气节，不畏权势，于是便率领乡亲们起来抗争。李彝大为恼怒，利用朱元璋唯恐沿海奸民以海岛为据点与海外国家相勾结的心理，在隐瞒当地民众“闹事”的事实真相的同时，将当地海岛位置分布形势绘制成图，上奏朝廷，并别有用心地说：“海坛山本来是一座孤岛，向海外只需一昼夜便可到达琉球，而到内地最近的城镇东城却要航行三昼夜”云云。朱元璋听罢先是一惊，再细看所上海图，就更不放心了，于是下旨道：“各省孤岛，对人民的生计既然没有什么用处，又被其他人用来为非作歹，可以将当地居民尽行迁往连山城附近居住，由官府给官田让他们耕种，给宅舍居住。”居民迁徙，如果官府能够妥善安排，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问题就在于当时官府在执行迁海政策时，过于严苛，对岛民来说，简直是祸从天降。在接到朱元璋关于迁海的命令后，福建、广东省官府即命令沿海各岛及澎湖三十六屿居民，限在三天之内迁往内地，迟到者处死。举家渡海迁徙，又不给渡船，只给三天时间，过时就要处死，这对那些仓促之间找不到渡船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要他们的命。为了活命，那些没有船的居民，只得把家里的房梁、门板、床板等都拆下来，编成木筏渡海，木筏经不起风浪，无数岛民因为木筏倾覆而被大海吞噬。
浙江强行迁海的做法也相当苛刻霸道。浙江宁波、台州、温州滨海都有一些较大的岛屿，明朝初期，位于这些岛屿上的城镇，其规模有的相当于内地城市的一半，有的相当于内地城市的3/10，都是一些大姓在此聚居。当时，汤信国奉朱元璋之命巡视海疆，怕这些岛屿会引来倭寇，于是强令当地居民迁往内地城市，中午以前迁走，原有身份不变，中午以后才迁，就要去充军。朱元璋实行迁海政策，本是为了防御倭寇，如果在迁徙过程中能妥善安置诸岛民，应该不会激起岛民们的反抗，可是地方当局反其道而行之，在执行迁海政策时，采取了一些极端严厉苛刻的措施，就不能不激起诸岛民们对朝廷强烈的不满。其中有些人不惜铤而走险，勾结海外国家，尤其是与倭寇相勾结，或联合武装走私，或混迹于倭寇及海盗之中参与劫掠，不仅为患浙、闽、粤沿海地区，而且干扰了中国与海外诸国传统的交通往来。
在明朝初年，一些犯事亡命之徒逃往海外，纠众滋事，严重损害了明帝国在海外的利益，使明朝廷深切地感受到来自海上的挑战。在东南沿海海盗猖獗的同时，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生。胡惟庸及其党徒为了颠覆朱明政权，不仅与蒙元遗族私通，而且与倭寇相勾结，企图借助他们的兵力，发动一场里应外合的政变。明朝廷内部发生的这一内外勾结、旨在颠覆中央政权的重大事件，因为与海外岛国日本直接有关，所以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致波及东南亚地区。当时，受胡惟庸事件的影响，三佛齐（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其都城在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一带）对中国顿生异心，哄骗明朝的信使，肆行敲诈。此事虽然让明朝廷感到愤怒，但由于当时朱元璋还无意于向海洋上发展，又为海上实力所限，所以对三佛齐也未曾兴师问罪。明朝廷在海外的威望由此进一步下降，加以海路不畅，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关系从此更疏远了。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也始终没有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来改善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关系，这样一来，到洪武末年时，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沿海30国之间，商旅为之受阻，信息也不能相通，商贸和外交关系处于瘫痪状态。面对着国门冷落的状况，当时的官员们，对好久不见海外诸国来朝贡都颇有一种失落之感。
明朝建国以来在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上所遇到的一系列困难，以及所面临的来自海上的挑战，到明成祖朱棣执政之时，仍是有增无减。建文四年（1402）九月，朱棣登基称帝才三个月，就有从东南沿海国家返回的使臣向他报告：海外诸国多数分居在海岛之上，中国军民中的一些无赖之徒暗中与他们相勾结，成了地地道道的海寇。朱棣在得到这一情报的同时，社会上又纷纷扬扬地传言建文帝已逃亡到海外，这不能不使朱棣虑及若建文帝果真在海外，有可能会借助这帮海寇的力量，联络建文帝的余党，并利用建文帝在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正统影响和号召力，进一步扩张，在海外建立复辟基地。在明朝建国之前，与海外国家交通往来，从事海上贸易，曾是朱元璋的宿敌张士诚、方国珍能与朱元璋争雄的财政基础；明朝建立以后，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以及其他一些与朱明政权作对的集团和团伙，仍以交结海外国家，或在海外建立据点与明朝廷相抗衡。因此，建文一派势力如在海外建立复辟基地，完全可能联络海外与朱棣政权相敌对的各种势力，并可像当年张士诚、方国珍那样从贩海经商中获得财力支持，进而与国内拥护建文帝的社会力量重新组合，形成卷土重来之势。
明成祖朱棣执政之初，在海洋上面临这样严峻的形势，是历代帝王所不曾遇到的。这种形势迫使朱棣不能不把视线转向海洋，为稳固自己的皇权统治计，朱棣既不能允许一切异己势力在海外有立足之地，也不能听任海外贸易的巨大经济利益落入敌对分子之手，同时还要使明王朝在海外享有较高的声望。事实已经证明，像其父朱元璋只是消极地实行“海禁”政策无济于事，朱棣只有另图良策。唯一可行的，就是像在国内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那样，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各个方面都在海外有所作为，全方位地迎接来自海上的各种挑战，实现海内外大一统的太平盛世。
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郑和奉朱棣的旨意出使海外，就实施了海陆一体化的海洋发展方略。由于实行这一方略，郑和在下西洋近30年时间里，抓住历史发展带来的这一机遇，努力迎接来自海上的各种挑战，在亚非沿岸各国中广泛开展了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在军事上也进行了3次大的战役，同时在海洋探险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不仅为明王朝解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而且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概括地讲，政治上主要是建立了亚非国家间的和平友好局势，树立了中国在海外的威望；经济上发展了亚非诸国间的国际贸易，带来了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历史时期；外交上使中国与海外各国的关系得到空前的发展，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军事上的胜利使海路畅通，海外各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文化方面主要向亚非各国敷宣了中国的教化，传播了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医疗技术，并增进了中国人民对亚非国家的认识和了解。所有这些，在使中国的国际威望得到空前提高的同时，也对国家的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郑和七下西洋，勇敢地迎接来自海洋上的挑战，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