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奥登是个庞然怪物”：青年奥登的成名

在充满幻灭、颓废的20世纪20年代，英语诗歌方面的杰出代表是艾略特，然而自从他于1928年旗帜鲜明地把自己定义为“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政治上是保皇主义者，宗教上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信徒”[10]之后，他在年轻一代中便失去了曾经的先锋派吸引力。关于这一时期的英国诗坛，美国学者贝雷泰·斯特朗（Beret Strong）是这样描述的：“在英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分别代表着高级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两个不同阶段；第一个十年以T.S.艾略特的《荒原》为代表；第二个十年以有关共产主义具有拯救力的诗歌为代表。”[11]正是在艾略特遁入了宗教和保守主义、叶芝（W.B.Yeats）驶向了“拜占庭”的神秘体系的时候，奥登以1930年出版的《诗集》（Poems）迅速成为诗坛焦点，“给迂腐、沉闷、故步自封的英国诗坛漂亮的一击”[12]。内奥米·密契森（Naomi Mitchison）旋即在《周末评论》（The Week-end Revirew）上盛赞该诗集是“新一代”崛起的标志[13]，奥登也迅速成为整整一代先锋诗人之中最独领风骚的一位，甚至以他的姓氏冠名了同时期优秀的牛津诗人们——“the Auden Generation”（奥登一代），还出现了一个专有的词汇——“Audenesque”（奥登的，奥登式的）。

关于奥登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诗坛的境况，英国诗人兼文学批评家杰弗里·格里格森（Geoffrey Grigson）的界定更为栩栩如生——“奥登是个庞然怪物”：

奥登从不随波逐流。奥登并不温文尔雅。无论是在创作还是生活上，奥登都不落窠臼。他不走布卢姆茨伯里派[14]的路子，不沿袭汉普斯特德[15]文化圈的传统，也不依循牛津、剑桥或者罗素广场[16]那些人的模式。奥登写尚在求学的少年。奥登时不时地咬手指甲。奥登写诗时会押韵。奥登信手拈来各种诗体。奥登并不讨厌豪斯曼。奥登更接近吉卜林而不是威廉斯。奥登更喜欢杜米埃而不是蒙德里安[17]。奥登更有可能阅读冰岛英雄传奇而不是《海浪》……

奥登是个庞然怪物。[18]

在这里，“monster”既有“怪物”的意思，也有“庞然大物”的意思。虽然格里格森认为奥登的诗风与时代主流格格不入，有“怪异”之嫌，但他基本上是站在肯定的角度评价奥登的非同寻常之处，因而“monster”有了一层“庞然怪物”的含义。格里格森随后更是为“庞然怪物”添加了一个形容词——“有能力的”（able），认为英语诗坛鲜见“有能力的庞然怪物”，而奥登无疑位列其中。多年后，英国学者雷纳·埃米格（Rainer Emig）沿用了格里格森对奥登的界定，在《威·休·奥登：走向后现代主义诗艺》（W.H.Auden：Towards a Postmodern Poetics，2000）这本专著里系统阐述奥登诗艺的重要方面，戏称自己是在“驯服庞然怪物”（taming the monster）[19]。

然而，奥登并不是一个容易被“驯服”的“庞然怪物”。一方面，“怪”字侧重于强调体态的惊人，这是暗指奥登诗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格里格森不但认为“奥登是个庞然怪物”，还指出奥登的诗歌“怪异”（monstrous）。持类似观点的人很多，比如埃德温·缪尔（Edwin Muir）就认为奥登诗歌中所展现的想象非常“奇异”（grotesque）[20]。除了“怪异”、“奇异”，内奥米·密契森、迪莉斯·鲍威尔（Dilys Powell）和杜德雷·费茨（Dudley Fitts）等评论者还不约而同地用到了一个词——晦涩（obscurity），甚至认为这种晦涩造成了理解的障碍。后来的评论者也都或多或少地谈及了这一问题。在整个30年代，“晦涩”成为评论者言及奥登诗歌时最惯常使用的词语之一，以至于奥登有时候不得不需要向人们解释自己的作品，甚至萌生了要为“晦涩”致歉的冲动。[21]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20世纪末期，“晦涩”的角色发生了变化，逐渐从造成理解障碍的“元凶”转变成奠定奥登诗风的“功臣”。无论“怪异”、“奇异”和“晦涩”随着历史变迁演绎了何种角色，这些抽象词汇都很好地说明了奥登的诗歌并不“平易近人”，而造成这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诗歌内容的丰赡和诗歌技巧的实验。

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曾这样评说奥登：“他就像一位百科全书编纂者，喜欢搜集、分类和诠释大量的信息，力图将自然现象、精神体验、人类历史和潜在情绪融合成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躯体、思维、感觉和智力呈胶合的状态。”[22]门罗·斯皮尔斯（Monroe K.Spears）在谈到奥登时，也强调了他思想和学识的广度，认为他对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神学、存在主义哲学、人类学、生物学、地质学等领域均有涉猎，并及时掌握了这些领域的最新成果。[23]在诗歌技巧上，奥登对英国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以来的诗歌，直至现代的霍普金斯（Gerard Hopkins）、哈代（Thomas Hardy）、叶芝、艾略特等人的诗歌均有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继承和发展。他不但能写严肃诗，还能写轻松诗、打油诗，诗体更是多种多样，举凡颂歌、十四行诗、田园诗、挽歌、谣曲、书信体诗文、宗教诗剧等都有尝试，屡有创获。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在剖析奥登的诗艺时说：“他如此多才多艺，诗体风格已经达到了令人目眩的多样性”，因而“不可能加以任何形式的精确分类。”[24]

另一方面，“庞然”二字侧重于强调体积的庞大，这暗示了奥登身为诗人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奥登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自信和渊博，而且也因为早慧在同龄人中间颇有威望。早在1917年，奥登和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就相识于圣爱德蒙德预科学校（St.Edmund’s School），后者虽然比前者年长近3岁，却依然折服于小奥登的知识面：

在我们这些人的印象里，他顽皮、傲慢，常常因为自己知晓的那些虽然不体面但吊人胃口的秘密而洋洋得意。他自豪地向我们传播性知识和科学知识，即使他经常将那些科学术语发错音，也足以令他在同学们中间确立起一种特殊的地位，有点类似于巫医在愚昧的未开化人群中的角色。[25]

奥登在大学期间依然风头强健。有位同学说他“长得不是一般地孩子气”，却有“了不起的聪明劲儿”，说起话来语速很快，滔滔不绝，显得与众不同。当学长问他有没有写诗的时候，还是新生的奥登“从口中拿出烟斗，手托着下巴，朗诵了近半个小时的诗”，令旁人目瞪口呆。[26]此后，奥登结识了学长戴—刘易斯（C.Day-Lewis）、学弟麦克尼斯（L.MacNiece）和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等人，这些牛津才子们在奥登的组织下，讨论文学问题、切磋诗歌技艺、编辑《牛津诗歌》（Oxford Poetry），俨然是一个小规模的文学团体了。据斯彭德回忆，奥登那时候已经视自己为这个团体的领袖了：

他认为，文学的中心舞台正空置着。“显然，他们在等待某人莅临。”这口吻听起来似乎预示着他在不久的将来会占据那个舞台。不过，他从没有只把自己看成是明日的文学之星。他寻找同伴和追随者的意愿很强烈，不仅找诗歌领域的，还有其他艺术领域的。他看着墙上的静物画说：“他将成为画家。”那是罗伯特·麦德雷画的。他的朋友衣修伍德会成为小说家。查默斯也是团体里的一分子。塞西尔·戴—刘易斯是诗人同伴。一群新生艺术家在他脑子里成形，就像一群内阁在政党首领的脑子里。[27]

与此同时，伙伴们和同辈们对奥登的才能也心悦诚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甘愿受到他的“影响”。以斯彭德为例，在斯彭德犹豫着写散文还是写诗歌的时候，奥登斩钉截铁地认为他只能写诗歌，斯彭德欣然接受了；在奥登说自己得花三个星期写出一首好诗的时候，原本一天能写四首诗的斯彭德，马上改成三星期写一首诗；在看到奥登把现代工业文明写进诗歌之后，斯彭德的诗歌内容有了改变……以上种种事例说明，奥登的诗歌素养和人格魅力，让他具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威性，以至于他不需要使用手段或策略就可以团结伙伴们，不需要讨好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信赖与支持，这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奥登一代”（the Auden Generation）的领军人物。

乔治·奥威尔（George Owell）是这样描述这些牛津才子的：“这群作家跟乔伊斯—艾略特那一代作家相比，最突出的一点是，新一代作家的共同点更多，更易于归为一类。从技巧上说，他们都很相近，而从政治上看，他们简直都区分不开，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对于对方的批评，也都是温言温语的。”[28]虽然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奥登诗人们的创作才能和政治立场持批判态度，但他的这段话至少表明了“奥登一代”内部的诸多共性和紧密协作，而在这一群年轻作家团体当中，奥登无疑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位。内奥米·密契森早在1930年就敏锐地指出，“年轻人正崇拜他，模仿他”[29]。如果说密契森的观点更多地代表了文学前辈对后辈的殷殷期盼的话，那么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的自我剖白则说明了年轻人对奥登影响力的认识：

在1929年和1930年的剑桥大学，我起初就发现，在稀疏平常的智性谈话中，核心主题往往是诗歌。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几乎从未谈论过政治，也未曾思考过政治……只有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比如生育控制，看起来需要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们去斡旋。

到了1933年底，情形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谈论的唯一话题几乎就是当代政治，绝大多数的较优秀毕业生是共产主义者，或者说，是左派。文学上的兴趣仍在持续，只不过性质有了不少改变；在以奥登先生为首的牛津派的影响下，我们成了共产主义的同盟。的确，要说共产主义在此时的英国主要是一种文学现象（一种“战后第二代”规避荒原的尝试），这一点都不为过。[30]

贝尔是一位到过中国教书最终死在了西班牙战场的年轻诗人，他的这段话写于1933年12月，除了提到“以奥登先生为首的牛津派的影响”，也表明了他们那代知识分子纷纷“向左转”的历程，间接地指出了奥登核心影响力的来源，即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社会语境以及奥登的时代敏感性。

由此可见，奥登的文学旨趣和创作实践积极呼应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文坛的价值取向，这为他赢得了普遍的关注和众多的拥趸，也促使他成为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