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张志强

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山东地区在整个夏商周时期都是极其重要的，山东古文化在整个中国文明史进程中，有其特殊地位。” 山东古文化就是“夷夏东西”说中东方的夷文化，莒文化是山东古文化的代表，也是东方夷文化的代表。

“莒”字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指用竹编织的圆形盛饭器，《诗·召南·采蘋》曰：“予以盛之，维筐及筥”，《毛传》释曰：“方曰筐，圆曰筥”；另一种说法是指量器之名。莒的含义更可能与在竹筐上涂泥烧制陶器的制陶工艺有关，陶器的发明很可能较早出现于以莒地为中心的东夷文化。“莒”象征着东夷文化的“制作”高峰，因而“莒”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东夷文化的象征。

莒文化与齐鲁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是层累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则是表现为古层与新层之间的并列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的关系。莒是山东地区文化的古层，齐与鲁则是层累在莒文化古层上的新层，是基于西周的册封而层累叠加于文化古层之上的新文化因素。正如刘永凌研究员在书中所阐述的，由于姜尚本是夷人，所以将他册封回故土，使得齐地的文化与古层文化之间形成一种相顺继承的关系，而鲁地的文化，由于是周公之封地，所以更多代表着周室的文化。莒作为商代的方国，在周仍然保留了方国的地位和形态，与齐鲁等“以藩屏周”的子弟姻亲之国的政治地位差别当然很大，而这种政治差别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莒国在东周时代的命运。

本书对莒文化的梳理，揭示了山东文化的古层，同时恰当地梳理了齐、鲁、莒三者之间的文化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山东文化的渊源和演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刘永凌通过对莒文化的深入研究，尝试对莒文化的开发提出了一系列设想，打通了古今莒文化，以莒文化的精神贯穿古今，为莒文化拓深了历史文化的厚度，为莒文化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纵深的文明视野，很有现实意义。

中华大地积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同地域都在中华文明版图中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地位。如何发掘不同地域的文化，不仅是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更是丰富我们对中华文明多元构成认识的需要。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关系，不仅是文化为经济搭台，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必须以文化繁荣为目标，这是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化自信开启文明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刘永凌研究员关于莒文化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新时代发掘地域文化时代意义的重要范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历史文化研究与现实研究深度结合的范例。

是为序。

2020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