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文学”的范畴意义与多种可能[1]
徐新建
余红艳博士的专著即将出版，其以四川行省为聚焦，阐述多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区域意义。作者立足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空间与表述的对应关联，呈现了“文学中国”的微观案例及其所映照的“多元一体”。
“多民族文学”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学界日益重要的新概念和新范畴。与以往先后出现过的“兄弟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及“各民族文学”等相比，“多民族文学”的突出特征在于将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中国文学拓展为新的多元整体。在这整体中，以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体为前提和基础的中国文学呈现出新的结构，以民族为边界的文学单位不但彼此平等，而且互为主体，交相辉映。
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来说，“多民族文学”具有指向学理与实践的双重功用，一如笔者阐发过的那样，其不仅有助于“建构一种新型的族群构架”，而且还可以用来“谱写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2]作为新创建的学术概念和范畴，“多民族文学”产生的影响是显著的。如果说过去的“兄弟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等概念分别确立了汉族以外其他民族之文学地位的话，“多民族文学”的命名则标志对多民族国家整体文学的催生。正如潘年英强调的那样，文学研究领域中从“各民族”到“多民族”的跨越，意味着建构和确立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即“承认那些边缘的、不入流的文学其实也是一种文学，甚至还有可能是一种更有价值的文学”[3]。
此外，作为能跨越国别、关联世界的学术范畴，“多民族文学”的重要价值还堪比现代全球体系中，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前提、国别文学为单位日趋呈现为整体的“多国文学”。以这样的范畴变革为前提，过去以“西方文学”（或“欧洲文学”）为中心、“非西方文学”为边缘（或陪衬）等级划分且分离表述的格局，将让位于多元对等并关联互补的“世界文学”，即自歌德、马克思等以来便被许多诗人、作家和思想家所向往的文学整体——The word literature。[4]在这意义上，“多民族文学”范畴还具有不同语境中的多重含义：在多民族国家层面，它意指一国范围内的各民族文学；而在世界各国组成的全球构架中，则指向既包含所有国家同时又超越国界的文学共同体，也就是英文书写的Multinational literature（多元民族文学）或文学人类学研究者倡导的Anthropological literature（人类整体文学）。[5]
在近代中国的话语变迁意义上，“多民族文学”范畴的创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坎坷不易，曲折艰辛。其中的关键所在，是少数民族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历史性登场。晚清至民国，先有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激进主张，[6]接着是南方梁聚五、杨汉先等提出“五族共和”之外苗夷民族的地位诉求，[7]再后来便出现了与新中国“共同纲领”相呼应的“民族识别”及各民族在国家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平等互助。正是在这样的多元一体语境下，以少数民族和汉民族长期并置兼容为基础，多民族文学的命名和实践，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日益正式地展现于中国文学与文论的话语之中，成为面对历史与当代的“文学中国”时难以忽视和逾越的新工具。[8]
如今，继2004年在成都举办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的十余年后，[9]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研究正朝向历史和地域的纵横向度推进。[10]历史维度的拓展表现为从当代向古代回溯、延伸并力求用“多民族文学史观”将古今打通。[11]地域维度则分别从国内与国际两个方向展开。对国内，学界对“多民族文学”的关注逐渐转向不同区域的具体呈现，考察由多民族实践构成的“文学中国”如何在特定区域中体现一体多元。[12]面向国际的空间扩展体现为多民族文学的跨文化比较，其中最突出标志是“世界少数族裔文学”（World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研究与对话的践行。[13]
在结合历史变迁的论述上，郭明军博士论述过“多民族文学”范畴在时间向度的延伸。其将目光转向20世纪前半叶，聚焦民国个案，从卢前对“边疆文学”的论述入手，阐释现代文学史上“多民族文学”观念的早期勃兴。通过郭明军的杷梳辨析，我们看到在那被视为长期战乱和动荡的岁月里，卢前这样的有识之士就已树立了多民族文学眼光与胸怀，开始“把藏族文学、蒙古文学、苗族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并论及了“维吾尔文学在中国文学上的贡献”。[14]
这样的开拓贡献值得如今的文学和文论史家关注。
与此对应，余红艳博士的专著《天府镜像与文学中国：当代四川多民族文学发展研究》，重点在于空间之维，也就是把关注聚焦放在了多民族文学的区域呈现。如上所述，作为由广袤且不同疆域构成的多民族大国，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的体现，无疑需要从具体多元的视角入手，对特定区域的各自特征予以足够重视方可窥见整体格局的真实全貌。仅以四川大学多民族文学研究团队的成果为例，在此之前便有陆晓芹、梁昭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民间歌唱传统、龙仙艳对湘黔边地苗族古歌的考察阐述、阿库乌雾（罗庆春）对彝族作家“双语写作”的专题阐发及叶荫茵通过苗族银饰和刺绣文案挖掘的符号象征与身体叙事和陈晓军对“少数民族文学在贵州”的剖析等。[15]
余红艳的专著以四川行政区域为单位，阐释汉族与少数民族诗人、作家既独行特立又相互依存的文学关联，并力图由此出发，联系国家叙事的整体图像，揭示“文学中国”的多元构成和空间意义。作者欲阐发的观点是：“整体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应涵盖不同层面的区域表述”，强调应重视对“多民族文学的发生发展场域构造与状貌”的观察，由此“呈现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现状。”[16]
随着学界共识的日益达成，“多民族文学”正取得与“少数民族文学”等既有范畴相比肩的地位。与此同时，由于使用者对范畴理解的不明晰，也存在不少界限模糊的混用。有的学者忽略了中国多民族的多元特征，将其简化为二元对立的1+55，即“汉民族”+“少数民族”。[17]有鉴于此，急需正本清源，消除歧义，廓清“多民族文学”的范畴内涵与意指，从逻辑与现实的对应出发，通过在时间、空间及价值，也就是历史、地域与思想的三维中加以验证。
在逻辑与知识论意义上，范畴体现的是对客观存在的主观分类。[18]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范畴选择，不同选择折射不同立场和价值取向，继而产生各自有别的话语体系。在近代汉语的表述演变中，与人群分类及判别相关，就出现过同情并承认边缘群体的“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及至后来的“少数民族”“兄弟民族”等与凸显自我中心、强调去民族化的“宗族”“边胞”乃至“一个民族”等立场迥异的对立选择。[19]
根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研究，在人类的知识演进过程中常有划时代的革命出现。革命的发生源自“范式”（Paradigm）转移。构成范式的要素即包括了特定时代惯常使用的概念、术语和范畴。[20]这就意味着当某一论域出现根本性概念及范畴的新旧交替时，变革就开始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价值观念革新和话语体系置换。在社会科学的研究及实践领域，以“民族”（“国家”）为词根的概念和范畴就不断经历着与时代关联的范式转移。例如，英语中可被汉译为“民族”或“国家”的nation一词，当用作政治与文化修饰语时，便由national为基点，延展出从international到multinational的转变。National意指“民族的”或“国家的”“国民的”“国族的”。加上介词inter（在…之间）后，可译作“民族间”或“国际的”“族际的”，表示相关与跨越；换以multi-（多…的）关联，则变为“多元民族（的）”也就是汉语的“多民族”，只不过汉语可用名词修饰名词，故可将后缀“的”省去，派生出与此相关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文化”与“多民族文学”等。可见从nation（民族、国家、国族）成为具有特定功能的范畴开始，被其修饰、命名与规定的文学、文化乃至国家，便不断由本族（国）为“中心”，转向注重跨界关联的“之间”直至强调交流互补之“多元”的话语演变。若以现代文学的拓展趋势为例，呈现的图景正好是，即：
族别文学—→比较文学—→世界文学
其中的“族别文学”可与“国别文学”并置，兼容着多民族国家的各民族文学；“比较文学”象征跨族际、跨国界的关联对照；作为最终理想目标的“世界文学”就是跨国界的多民族文学，指向的是多元民族的整体文学。
1871年，法国诗人鲍狄埃（Eugène Edine Pottier）创作的《国际歌》被誉为歌曲版的《共产党宣言》。其不但唱响了劳工革命的欧洲战歌，也通过“英特拉雄耐尔”的概念（口号）标志全世界无产者迈入跨国联合的时代。“英特拉雄耐尔”即international的音译，用其与Communism相加，则组合成“国际共产主义”。汉语转译后的歌辞不仅突显了“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主人”信念，而且期盼“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拉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21]
2016年10月，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不同民族作家、学者汇集成都，参与四川大学与西南民族大学共同发起的“首届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论坛”。会议发表了以“平等、正义、爱”为主旨的《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宣言》，呼吁：
让我们用人类心灵的力量和文化多样性的魅力，守护脚下每一寸神圣的山河！用锐气、智勇与信心，开辟世界少数族裔文学未来发展的光明之路！用友谊和歌与诗，追寻人类生命的恒久价值和意义！[22]
笔者有幸参与了此次论坛筹办和《宣言》撰写。如今看来，“平等、正义、爱”的主旨既是“多民族文学”的成果体现，亦揭示了此范畴的价值根基。
回到余红艳这本以四川一省为聚焦的专著，若将其与上述背景相勾连和对照，即不难看出作者对“多民族文学”这一范畴的实践性延伸。如前所述，本书的突出贡献在于通过结合四川案例的实证分析，揭示了此范畴在国家话语的结构中，如何经由行政化的空间格局得以呈现，从而在学术批评及知识生产的意义上，扩展了“多民族文学”作为特定范畴的运用可能。我想，作为毕业于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专业的博士，余红艳不但以本书证明了自己的学业成果，同时由一己个案回答了“何为文学人类学”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过博士论文的完成式书写，呈现文学人类学“做什么”和“怎样做”，从而跳出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词语困扰及其派生的自我纠结。
是以为序。
[1] 本文曾以专栏“主持语”形式与余红艳博士的同组文章一并刊发，经修订增补后改为序。
[2] 徐新建：《表述与被表述：多民族文学的视野和目标》，《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50—55页。
[3] 潘年英：《从“各民族”到“多民族”：一种新文学史观的表述与建构》，《文学人类学研究》（总第一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205页。
[4] 参见乐黛云《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化多元化》，《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69—74页；徐新建《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贵州省文化厅编《面对世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页。
[5] 参见叶舒宪《“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三论当代文学观的人类学转向》，《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4期，第1—9页。
[6] 参见孙中山《中国同盟会盟书及联系暗号》（1905），《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6—277页。
[7] 参见梁聚五《苗夷民族发展史》，1951年刊印，收入《梁聚五文集》上册，李廷贵、张兆和编，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年版，第10—12页。参见张兆和《从“他者描写”到“自我表述”：民国时期石启贵关于湘西苗族身份的探索与实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9月。
[8] 参见徐新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前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报告》，《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年总第23期，第1—19页。
[9] 参见《2004年首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掠影》，《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0] 参见明江《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继往开来的十年之路》，《文艺报》2013年11月13日。
[11] 参见关纪新《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设》，《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58—62页；徐新建：《“多民族文学史观”简论》，《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第12—18页。
[12] 参见徐新建《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3] 参见首届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论坛《平等、正义、爱——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宣言》，《中外文化与文论》2017年总第37期，第212—215页。
[14] 郭明军：《民国时期的“多民族文学观”——以卢前〈边疆文学鸟瞰〉为例》，《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5—9页。
[15] 参见陆晓芹《“吟诗”与“暧”——广西德靖一带壮族聚会对歌习俗的民族志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梁昭《表述刘三姐：壮族歌仙传说的变迁与建构》，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罗庆春《双语人生的诗化创造：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叶荫茵《社会身份的视觉性表征——苗族刺绣的身份认同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陈晓军《“少数民族文学”在贵州：20世纪的回顾与思考》，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9年。
[16] 见本书。
[17] 李晓峰的论文梳理了概念混用现象，指出由于未能对不同概念的科学性及使用的规范性进行讨论和统一，学界存在“少数民族文学”“国内各民族文学”“兄弟民族文学”甚至“多民族的文学”等在不同语境的同时使用，以至于出现“表述相同但内涵多有差异的‘概念混杂’情形。”但该论述未能阐明“少数民族文学”为何会与“多民族文学”混用的原因，甚至还把中国的多民族文学结构简化为主体的汉民族文学及主体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学。这样的二元对立显然是有问题的，明显背离了由不同民族构成之多元一体性。参见李晓峰《“少数民族文学”构造史》，《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第8—11页。
[18] 参见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19]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瞿秋白等都使用过“弱小民族”概念并投以明显同情的关注。参见李大钊《狱中自述》（1927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3年第10期；瞿秋白《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向导》第90期，1924年11月7日；另见《瞿秋白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2—493页。相比之下，与之对立的突出例子可举民国时期的傅斯年与顾颉刚，后者明确反对中国多民族的提法，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参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9日。其后有蒋介石署名出版的《中国之命运》，同样主张对多民族的中国“去民族化”，提出用“宗族”“边胞”取代“民族”。参见蒋介石（署名）、陶希圣（执笔）《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版。
[20]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
[21] 据考证，有多人先后参与了《国际歌》的汉译。对于原诗的international一词，瞿秋白版本采用直译方式保留音节化的“英特纳雄耐尔”，萧三本则意译为“共产主义世界”。参见宋士锋《传播和实践〈国际歌〉：瞿秋白的未竟事业》，《瞿秋白研究文丛》（第9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316页；金点强《中文〈国际歌〉修改好几遍》，《传承》2010年第10期；中国党建期刊文献总库：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GXDS201010017&dbcode=CJFX&dbname=CJFXLAST&v=
[22] 首届世界少数族裔文学论坛：《平等、正义、爱——世界少数族裔文学宣言》，《中外文化与文论》2017年总第37期，第212—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