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欣闻熊群荣副教授的博士论文《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他的导师我非常高兴，其研究是他多年努力的结果，其成果是北洋史研究中的奇葩，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北洋史、北洋社会，北洋人物尤其是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中，几乎是一边倒的倾向，没有任何肯定之处，什么北洋社会是黑暗的社会，北洋人物尤其是北洋军人——北洋军阀反动透顶，对内反对民主共和，镇压人民民主运动，为争权夺利诉诸战争，军阀混战不已，人民痛苦流离；对外懦弱，分别依靠不同的列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国家积贫积弱，任列强欺侮等。这些研究自有其价值之所在，在特殊年代对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反对列强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方面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些不是北洋史的全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人物、北洋军阀为了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曾经付出不少的努力，不然的话，如何解读北洋时期思想文化方面曾经出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如何解读经济方面曾经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如何解读外交方面国家利权的逐步回收，不平等条约的部分废除或修改，如何解读北洋时期现代教育的确立和发展，如何解读现代工业的初步发展。北洋社会、北洋时期虽然非常混乱，政治纷争不已，政局混乱，但乱中有发展有进步，为国家后来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有一种误判：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反动落后的清王朝，打倒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移植了西方社会的现代民主制度，中国就发展进步了，中国就强大了，乃至“驾泰西而上之”。而没有考虑到的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在西方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是在现代教育、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结果，以这种制度完全移植到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传统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中华民国初立时期，几乎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翻版，宪法、国会、内阁、政党，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民主、自由政治氛围的营造，选举、监督、弹劾等机制的确立，不亚于欧美社会。践行结果如何？理想的民主宪法累年讨论却一直产生不出，临时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数次被抛弃，国会屡被解散，内阁如同走马灯似的更换，长者一年半载，短者几个月乃至几天，北洋社会持续仅仅17年，内阁竟然有四十几届之多。人民所期望的国家、社会竟然如此混乱，原因何在？长期以来我们的解读就是北洋军阀的破坏、北洋军阀的无知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翻阅史籍，的确如此。无论是北洋社会前期袁世凯的统治，还是北洋社会后期皖直奉系军阀的纷争，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现代民主社会的罪魁祸首，长期以来我们对北洋军阀的声讨和抨击是正当的，正义的，合乎历史的逻辑。

现代民主社会——西方政制在中国没有确立的原因归罪于北洋军阀没有过错，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没有更深刻的原因，我们的回答是存在的。北洋军阀当政如此，其他政治势力与政治派系当政亦然，革命党人出身的阎锡山、唐继尧等不也演变为军阀割据一方吗？孙中山先生依靠的革命党重要人物陈炯明不是也要割据一方称雄广东吗？进步党人出身的蔡锷将军因去世过早，不然也一定成为军阀。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因为清末民初社会不是一个平凡的社会，是一个动荡的社会。清末民初社会——即晚清、北洋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代，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在中国社会大变革、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就是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纵横交错，相互斗争，诸如向西方学习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矛盾，西学与中学的矛盾，现代与传统的矛盾，新与旧，中与西，革命与改良等同时存在，既矛盾又相互影响，社会变局成就了乱局。但在变局、乱局中社会发展了，进步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而在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中崛起并执政的北洋集团政治势力如何面对社会变革，在大变革中所起什么作用，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向。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初期，传统的、延续中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威权政治被废除，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治国理政零效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受多层限制而不能行使，而国家面临的困境急需解决，诸如维护国家主权的沙俄策动的外蒙古独立问题，英国支持的西藏分离问题，中国内部的南北统一问题，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问题等都需要强人、强政府的智慧和能力，西方民主政治体制显然不太符合民初国情。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政治势力对西方民主政治体制的抵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务实性，符合中国国情的自然选择。如果进一步上升到理论层面，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西方政治文化的抵触和反击。从现代化理论层面分析，现代化的各个领域，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法制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一致发展的原则。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现代化一支独秀，在其他领域现代化还不怎么发展的情况下，政治现代化急促发展，必然引发更多的矛盾和危机。北洋社会的发展经历说明，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直接移植是不成功的，实际上也不可能成功。100多年前不可能，100多年后的今天更不可能。在中国不可能，在世界其他国家也不可能。美国在伊拉克铲除了萨达姆的统治之后，推行其美国民主模式，造成伊拉克社会动荡与混乱，则是更好的说明。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集团政治势力形成于清末新政时期，是清末新政时期主导社会发展的政治力量，北洋集团的主体——北洋军人，北洋将领群体的形成，是清末军事改革成就的象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有过现代军校学习的经历，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现代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辛亥革命鼎革之际，他们的视野和严格的纪律，成为社会整合与变革的主要力量，南北新军合作，顺应了革命党人开辟的民主共和道路，共同推翻清政府。北洋集团的领袖人物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北洋集团、北洋军人从而成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统治力量。北洋集团与革命党人有合作，有斗争，他们的合作创造了推翻清政府帝制，创立中华民国新时代的业绩。他们的分歧和斗争，成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最为主要的政敌。作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统治力量，与革命党人的斗争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和激烈的。长期以来我们注重的是研究他们的斗争，忽略他们的另一面，即在与革命党人斗争的同时，如何应对国家和民族危机，如何对国家进行治理。现有的研究北洋史、北洋集团的成果中，鲜有研究北洋集团对国家治理的成果，熊群荣博士的《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弥补了这一研究的缺憾，是非常可喜的。我认为其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特色主要体现在这样几点：

第一，资料丰富，史料基础扎实，是研究冯国璋的其他成果不能比拟的。

冯国璋是清末中国军事现代化中成长起来的著名军事将领，对清末军事现代化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民国当立，先后出任直隶都督和江苏都督，再任副总统和代理大总统，登上中国权力的最高峰。北洋集团分裂，冯国璋为直系军阀的领袖，与皖系军阀领袖段祺瑞分庭抗礼。冯国璋可谓民初著名具有军政实力的人物之一，然而学术界对冯国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爆发，他出任新军第一军军统，镇压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党新军力战，先后攻陷汉口、汉阳，为清政府立下赫赫战功并被清政府授予男爵。代理大总统期间，与总理段祺瑞同室操戈，掀起新一轮的府院之争等。对冯国璋的总体研究，体现在冯国璋的传记之中。然而目前所看到的十几部冯国璋传记，陈陈相因，没有多少新内容。总而言之，学术界对冯国璋的研究，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内容重复，研究缺乏深入和力度。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关键在于冯国璋史料的不足，挖掘不够，利用不够。熊群荣是一个极为勤奋的学者，为收集挖掘冯国璋的资料几下北京、天津、保定，还利用自己家居南京的优越条件，利用点滴时间，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收集资料。熊群荣还是一个勤俭持家、艰苦朴素的学者，出外查找资料，大部分乘一般火车，购买硬座车票，在当今的学者家庭非常少见。为什么，为了节约成本，为了家庭的生活。熊群荣的努力取得不菲的成效，挖掘了不少未刊档案资料，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挖掘了《冯国璋督直时函电稿》，在天津档案馆挖掘了《为请援案整顿市政合同核议事给天津商会的指令》、《直隶都督府为改定商团制服事致天津总商会指令》、《直隶都督府为商团请领枪支事致天津商务总会批》、《直隶都督冯国璋为水患灾民倡捐的函》、《直隶都督兼署民政长指令》等指令、批示和信函，督直部分主要依据这一部分资料撰写。不仅如此，还充分利用了近年刊出的档案资料和其他资料，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2010年出版的《北洋政府档案·江苏都督府及督军公署》以及几部大部头的档案资料，如天津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徐世昌卷》《吴景廉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等，还充分利用了《北洋政府公报》、《江苏政府公报》以及《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资料以及文史资料等，其资料比较丰富，是研究冯国璋的其他成果所无法比拟的。

第二，有比较明确的理论为指导，研究视角新颖独特。

作为历史学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论文，除了丰富扎实的史料外，还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指导。除了必须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指导外，熊群荣论文还以现代化理论、现代国家治理理论为指导，研究冯国璋在治理直隶、江苏六七年间所体现出来的能力及其成效，对冯国璋的能力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这些也是目前冯国璋研究所不具备的，完全可以称之为创新之处。不仅仅具有创新意义，而且还隐喻现实意义。国家目前处于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时期，特别注意对国家的治理能力。清末民初社会变革时期是国家的特殊历史时期，极其困难时期，要求执政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北洋集团、冯国璋治理国家、治理地方不仅不是成功的，而且多有糟糕之处，对他们的治理能力进行考察，为当今治理者所借鉴，历史镜子的作用就在这里。

第三，其选题是恰当的，其论述和观点是独特的。

熊群荣研究冯国璋没有选择全面研究，而是选择冯国璋研究最为薄弱的地方——督直、督苏时期。其实冯国璋督直、督苏不管对冯国璋个人，还是对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整体都是非常重要的。对袁世凯来说，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初立，虽然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能够直接控制的仅有北方的直隶、山东、河南少数省区，二次革命击败国民党，其势力才扩张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直隶、江苏地方，是北洋集团统治国家最为重要的地区。直隶为北洋集团的发迹之地，清政府设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进行治理。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首都设在北京，直隶为京畿之区，不仅治理直隶，而且还有拱卫首都的重任。江苏位居长江中下游，地理位置及战略地位重要，在经济上是国家最为富庶的地方，政治上是晚清政府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驻地。辛亥革命及以后又是革命党势力雄踞的地方，江苏地方对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对于北洋集团整体利益，对于袁世凯对全国的控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袁世凯选择冯国璋先后督直、督苏，是袁世凯的明智之举，是对冯国璋的极大信任，是对冯国璋能力的充分肯定。熊群荣的研究证实了袁世凯的部署是得体的，冯国璋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先后确保了直隶、江苏区域的社会稳定并进一步发展，为袁世凯在全国集权体制的确立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也为冯国璋自己经营地方，逐步演化为军阀奠定了基础。这样的研究，这样的结论是属实的，非常有见地的观点。督直及督苏研究是对冯国璋研究中最为薄弱的地方，熊群荣的研究，弥补了冯国璋研究的这一缺憾。

尽管熊群荣的《冯国璋督直及督苏研究》拓展了冯国璋的研究，有许多创新之处，为北洋史研究、为北洋人物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大大丰富了北洋史研究、冯国璋研究，但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比如资料挖掘还不够，冯国璋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一名儒将，秀才将领，其应该重视自己的文字资料，其与家人、朋友、上司、部下的通信、函稿，应该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还有，清末民初社会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冯国璋与外国军人、新闻记者、传教士、驻华使馆人员应该有来往和交流，而外国军人、新闻记者、传教士、驻华使馆人员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对冯国璋这样一位军政人物，肯定要对冯国璋的资料进行收集和保存。而在熊群荣的研究中，很少利用这方面的资料，说明冯国璋资料的收集和挖掘还有一定的空间，希望熊群荣博士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努力，以冯国璋的研究推动北洋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是为序。

张华腾

2020年1月30日于沪上书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