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1810—1865）婚前名为伊丽莎白·史蒂文森（Elizabeth Stevenson），1810年9月29日出生在切尔西，父亲是苏格兰籍的神体一位论教派（Unitarian）牧师，后在伦敦财政部门供职。伊丽莎白刚满周岁，母亲就去世了，童年在柴郡纳茨福德的姨妈家度过。1821年她去寄宿学校就读，1828年回到父亲身边。1832年，伊丽莎白与神体一位论派牧师威廉·盖斯凯尔结婚，成为英国文学史上为人所熟知的“盖斯凯尔夫人”，定居曼彻斯特。盖斯凯尔（盖斯凯尔夫人）[1]于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40年代中后期进入写作盛期。1848年她匿名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巴顿》（Mary Barton），有对中下层人民悲惨生活的刻画和对社会残酷现实的描写，在读者界和评论界引起极大的轰动。一举成名之后，盖斯凯尔受狄更斯之邀为他的杂志供稿，她为此创作了一部描写乡村单身女子社区生活的幽默风俗小说，1851年12月到1853年5月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这就是《克兰福德镇》（Cranford）。1853年盖斯凯尔发表了《路得》（Ruth），对堕落女子和单身母亲题材的大胆处理引发了轩然大波。1854年9月到1855年1月间，盖斯凯尔开始连载《北方与南方》，描写北方工业文明和南方农业文明的冲突与融合。1857年她出版了《夏洛特·勃朗特传》（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ё）。此书的出版同样引发了非议，批评者说她为了美化勃朗特的形象而杜撰故事。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她将精力放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直到1863年才发表一部以法国大革命时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西尔维娅的恋人》（Sylvia’s Lovers）。1864年8月，她开始连载代表自己小说最高成就的《妻子与女儿》（Wives and Daughters）。1865年11月12日，当小说还剩最后一个章节时，盖斯凯尔心脏病突发，在汉普郡的新居里溘然长逝。
盖斯凯尔的文学声誉在一百余年间历经沉浮。在19世纪中后期，她主要以“工业小说”《玛丽·巴顿》闻名，到了19世纪末，她的代表作换成了家庭题材小说《克兰福德镇》，声名随着时光消逝而逐渐黯淡。等到20世纪初，境况稍有起色，却在三四十年代又被学界巨擘F.R.利维斯和戴维·塞西尔略显专断的论断再次放逐到文学荣誉殿堂的边缘处。利维斯对英国维多利亚文学研究界在二三十年代推崇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夏洛特·杨格（Charlotte Mary Yonge）、柯林斯（Wilkie Collins）和盖斯凯尔等人的潮流嗤之以鼻，尤其对批评界将盖斯凯尔与奥斯丁和乔治·艾略特放在一起并称为经典作家一事感到义愤填膺。为了凸显他的英国小说史上“伟大的传统”脉络，利维斯毫不留情地将盖斯凯尔斥为“次要作家”。[2]塞西尔如此评述盖斯凯尔在女性问题上的姿态：“盖斯凯尔最突出的特质是女性气质（femininity）。”[3]不过他对此并非抱有赞许的态度，而是责怪盖斯凯尔过于驯服，满足于当时社会将妇女限制在家庭领域的做法。塞西尔给盖斯凯尔下了一个论断：“在维多利亚女性温驯的鸽舍里，她们（夏洛特·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是雄鹰。而我们只需看一眼盖斯凯尔夫人的画像，看她那妩媚面纱下柔和的眼神，立刻就知道她是一只鸽子。”[4]塞西尔这个评价影响深远，使盖斯凯尔的声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贴上保守和消极的标签。抛开激进的女权主义思维定势不谈，塞西尔关于“鸽子”的判语精准地道出了盖斯凯尔的生活状态。在维多利亚文化语境中，“鸽子”代表着纯洁与忠诚。[5]盖斯凯尔在维多利亚时代确实是一位颇有纯洁与忠诚美誉的淑女作家。
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批评界的风向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盖斯凯尔的几部作品被奉为“工业小说”的正统，文学声誉有所复苏。[6]盖斯凯尔研究在20世纪末再度勃兴，成了维多利亚文学研究中的热点。随着盖斯凯尔文学声望的节节高涨，英国主管文化的官方机构也做出积极姿态来认可她的文学成就：2010年9月25日，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仪式，将盖斯凯尔的名字绘在诗人角的花窗玻璃上，以此纪念她的两百周年诞辰。[7]盖斯凯尔终于跻身英国诗人角中为数不多的、被主流文化机构经典化和正统化的卓越女作家之列。至此，盖斯凯尔在英国文学史上长期以来的模糊地位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堪称明朗的标识。
盖斯凯尔终生过着波澜不惊的英式中产阶级生活，以居家为主，在作品中也喜欢描写居家生活。她似乎在传递着这样一种理念：婚姻与家庭是女性的理想归宿。盖斯凯尔的生活看起来完全顺应和接受了维多利亚社会在家庭分工上男人掌管外事、女人打理家务的意识形态切割。此乃根据性别差异而做出的切割，深层原因在于强化女性对男权社会的臣服。[8]朱迪斯·牛顿（Judith Newton）对盖斯凯尔这种“幼稚”和“自满”的做法感到愤懑不平，她认为，盖斯凯尔不仅赞美了这种将女性纳入狭窄家庭领域的意识形态，并且还扬扬自得地将其一股脑儿全盘展现给我们。[9]其实朱迪斯·牛顿对盖斯凯尔的谴责过于情绪化和简单化，不过她在这里表达的并非单纯是个人的愤懑，而是代表了女性主义运动潮流中长期以来对盖斯凯尔存在的不满。在这些女性主义学者看来，盖斯凯尔的生活和作品都是在维护维多利亚父权制社会文化叙事中的道德神话——“家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的形象。
“家中天使”一说源于考文垂·帕特莫（Coventry Patmore）于1854年发表的同名诗歌，它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流行的文化符号，专门用来指称维多利亚社会“理想中”的女性：为丈夫、子女和家务奉献一切的贤妻良母。赞美理想化女性是西方文学中源远流长的传统，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叙事中对“家中天使”概念的颂扬则含有更加明显的父权意识形态：通过文学话语的重复和衍生，不断强化这一理想化的概念，客观上达到了使女性将其内化进潜意识的作用，以此维持社会基于性别差异而产生的意识形态切割。除了考文垂·帕特莫这首广为流传的诗歌外，批评界认为罗斯金（John Ruskin）的《皇后花园》《芝麻与百合》的序言以及《手握钉子的命运女神》（Fors Clavigera）等系列作品对女性的理想化构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家中天使”的形象。
从19世纪末期以后兴起的女性主义立场看来，即便是盖斯凯尔这种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做法也是不利于女性彰显权力。她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叙事强化了对女性的奴役，将女性活动和施展权利的领域限定在家中，女性因为家庭职责而失去了发展自我的机遇。在女性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盖斯凯尔所持有的这种观点是对父权社会意识形态的臣服，是弱者的表现，她毫无察觉地将男性投射到女性身上的欲望和凝视内化成自己的潜意识，并以此来支配自己的言行。关于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学术界有多种阐释理论，很多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使用“恋父情结”模型来解释家庭关系，如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认为“女性被要求通过父亲的眼睛来观察世界”，伊林·卡沙克（Ellyn Kaschak）提出了“安提戈涅模型”，认为生活在父权制文化中的女性“需要重建被男性凝视碎片化的自我”，卡罗·吉利甘（Carol Gilligan）等学者指出这种自我的片段化分裂通常发生在青春期，“女性会内化父权制为她们的身体和思想制定的观念，开始怀疑自己的思想和欲望”[10]。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要想获得解放和发展自我的机会，就应该突破家庭领域的界限，打破父权社会对女性劳动分工的歧视和压迫。这一思想立场的明确肇始者是弗吉尼亚·沃尔夫，她对此最著名的论断出现在《女人的职业》一文中：女人要想写作，就得“杀死家中天使”。[11]沃尔夫的思想对现代女性主义运动思潮有着重要影响，她所倡导的女性主义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后来批评家对盖斯凯尔的判断，使他们在解读盖斯凯尔时很难摆脱先入为主的定见，然后在评论盖斯凯尔时又不断用叙事力量强调和塑造盖斯凯尔性格保守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就难免以偏概全了。实际上，即便强烈主张“杀死家中天使”的弗吉尼亚·沃尔夫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盖斯凯尔写作提升女性整体地位的强烈道德关怀。作为称职的评论家，她能够客观看待盖斯凯尔的贡献，认为盖斯凯尔与夏洛特·勃朗特比起来，是个“更具有民主意识的作家”“或许缺乏个性”，但与勃朗特不同，盖斯凯尔的世界是“每个人的世界”。[12]
盖斯凯尔在生活中通过参加慈善事业、救助落难女性以及支持女性运动等实际行为参与维多利亚社会的妇女维权事业。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这些“家中天使”来说，她们参与到公共领域的体面机会并不多，根据家庭出身不同，常见的途径是进厂务工、从事慈善事业或者当作家。女性成为作家，并将自己的作品发表供读者阅读这一行为本身就使自己具有了公共性，而她们正是将写作当成施展自己公共影响力的工具。苏珊·兰瑟指出：
到了19世纪中叶前后，以英美两国为首的一些女性作家用小说建构起一种“独立的”（separate）家庭“领域”（domestic sphere），它虽非正统之道，却也颇具道德权威。19世纪女性主义、废奴运动、工会运动和禁酒运动，以及其他带有激进色彩的改革运动的历史凸显出的情况是，女性似乎具有更强的道德感，以此为据，她们便可以通过与家庭和宗教相关的话语来插手公共领域。[13]
在兰瑟看来，女性可以通过与家庭和宗教有关的话语来间接插手公共领域，女性作家除了可以在实际生活中通过慈善或者政治活动插手公共领域以外，她们还有另一种实现女性权威的途径：通过文学的虚构叙事，在象征的世界里使小说的女性人物施展自己的道德力量，间接参与到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公共领域。
早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巴顿》中，盖斯凯尔就关注女性地位与公共领域问题。盖斯凯尔在这部小说中涉及经济压迫、工会运动、阶级斗争和法庭辩护等公共话语。《玛丽·巴顿》的出版使盖斯凯尔遭到很多非议和攻击。对于她遭受攻击的深层次的原因，林德纳（Christoph Lindner）的评述一语中的：盖斯凯尔（在小说中涉足政治经济学）跨越了维多利亚社会给女性作家划定的界限，“她作为一名女作家潜入了在十九世纪被认为是属于男人们的领域”[14]。《克兰福德镇》则通过更为间接和委婉的策略来涉足公共领域。她在其中用保守却更加稳健的方式关注女性社区的家庭生活与家庭话语，以此来凸显女性的集体力量。紧随《克兰福德镇》之后，她立刻发表了一部比《玛丽·巴顿》更典型的作品《北方与南方》（North and South），以此表达自己让女性直接进入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的愿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是女主角玛格丽特直面暴动的工人，挺身而出保护男主人公桑顿。玛格丽特属于英国小说史上最早跨出女性家庭领域而进入政治公共领域的女性作家之列。在《北方与南方》之后，盖斯凯尔的性别立场更趋保守。她在最后一部作品《妻子与女儿》（Wives and Daughters）里将注意力聚焦于家庭领域，塑造了一个逐渐走向淑女典范的女主角。盖斯凯尔的收官之作比早期作品在性别立场上显得更保守，不仅如此，她的早期作品在性别问题叙事上还或明或暗地表现出两重性。
盖斯凯尔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已经为批评界所注意，但是长期以来，她在小说故事内容和话语表达两个层面对女性生存境遇和情感体验的思考并没有得到较为透彻的剖析，其中所具有的建设性意义及其局限性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掘。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创作中的盖斯凯尔在女性问题上都表现出既进步又保守的两重性。就她的小说而言，不仅单部作品具有此种两重性，而且不同作品之间，有的较为进步，有的又较为保守，构成超越具体作品的更大范围内的两重性。以往的论著往往以单向度的批评视野看待这些问题，要么从传统阐释定见出发，贬低盖斯凯尔小说有意或无意体现出的萌发状态的女性意识，要么又从女性主义理论的固定框架着手，在性别政治上过度拔高盖斯凯尔小说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到目前为止，批评界忽略了其文本中存在的各种叙事结构和性别政治的两重性。这不仅容易造成扭曲作品含义，难以看到其中的丰富内涵，也容易忽略作品中重要的深层内涵。
盖斯凯尔通过《克兰福德镇》（1853）和《北方与南方》（1855）来建构自己在家庭领域和公共领域提升女性地位的构想，[15]在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体现出性别立场上的两重性。《妻子与女儿》（1866）这部后期作品通过故事与话语两个层面的互动来描述女主角逐渐走向维多利亚淑女典范的过程，更为保守的性别立场与早期作品形成了某种对照。盖斯凯尔通过不同叙事模式的虚构作品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建构自身地位做出努力，同时她在意识形态立场上的两重性又使她的作品具有难以摆脱的不同程度的保守性，导致作品中不断出现叙事两重性和悖论。即便在早期作品中，盖斯凯尔在建构女性理想地位的同时又披露或无意识地暴露出理想本身的虚幻性，而这种复杂性迄今为止未引起批评界的关注。批评界也忽略了盖斯凯尔在《妻子与女儿》这部后期作品中故事内容和话语层次交互作用的复杂和微妙。本书还注意揭示盖斯凯尔在叙述女性地位的过程中，对现代性的深刻思考和回应。
《克兰福德镇》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经常被归入西方女性乌托邦小说传统中。它聚焦于一个由大龄单身女子组成的、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乡村女性社区。盖斯凯尔将其并置在真实的维多利亚社会旁边，建构了一段与女性集体力量有关的叙事，表达自己对维多利亚女性地位问题的反思。这是一部表面上较有积极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而实际上在作品的深层出现了性别立场上话语与故事之间的断裂，构成相反走向。看到这种两重性才能较好地把握作品的深层意义和内涵。由于这部作品表层对女性乌托邦的建构，作品深层次上在性别立场上的两重性和复杂性最容易被忽略，也因此最具有挑战性和研究价值，本书首选这一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北方与南方》和它的姊妹篇《玛丽·巴顿》一样，探讨工业化和阶级界限问题。这两部作品存在很大差异，但就研究盖斯凯尔对女性地位问题的叙述而言，她们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似性，都具有性别立场上的两重性和复杂性。相比之下，批评界公认《北方与南方》在文体、叙事能力和意识形态内容等方面都更成熟，从文化冲突角度探讨了阶级问题，具有更宽广的生活视野。[16]此外，作为跨越女性家庭领域疆界而进入公共领域的女性，玛格丽特·黑尔比玛丽·巴顿更有典型性。有鉴于此，《北方与南方》是更好的分析对象。盖斯凯尔的最后一部作品《妻子与女儿》被公认为她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妻子与女儿》关注的是女主角莫莉如何在传统父权制框架内逐渐发展成维多利亚淑女典范的过程，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具有维多利亚社会特色的保守性别立场和前面两部小说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构成一种更大范围内的两重性。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妻子与女儿》展示了女主角向“淑女”发展的内心世界，所用叙述技巧被诸多女性主义作家用于刻画具有自主意识的女性人物角色，因此它在性别立场上具有一定的复合性，迫切需要加以探讨。从叙事形式与结构角度出发，能够考察到盖斯凯尔在女性地位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复杂态度。
[1]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一直被称为“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盖斯凯尔研究协会”（Gaskell Society，1985）已达成共识，倾向于在研究著述中直接用“盖斯凯尔”称呼她。本书在行文中遵循国际学界的最新惯例。
[2] F.R.Leavis，The Great Tradition，New York：New York UP，1963，pp.1-2.
[3] David Cecil，Early Victorian Novelists：Essays in Revalua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48，p.152.
[4] David Cecil，Early Victorian Novelists：Essays in Revalua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48，p.152.括号中内容为引者注。
[5] 鸽子和雄鹰的意向在《圣经》与希腊、罗马文化中多次出现，英国宗教和世俗生活中一直沿用“鸽子”和“雄鹰”这对意象来喻说平和温婉与强力悍勇的对比。约翰·道恩（John Donne）在作于17世纪末的“宣布成圣”（The Canonization）诗里就写到二者的共存问题“And we in us find the eagle and the dove”。
[6] See Patsy Stoneman，Elizabeth Gaskell，Manchester：Manchester UP，2006，p.3.
[7] 诗人角的“哈伯德纪念彩绘花窗”（Hubbard）于1994年建成，盖斯凯尔是第七位留名其上的作家，之前分别是：亚历山大·蒲柏（1994年），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1591-1674，1994年），奥斯卡·王尔德（1995年），A.E.豪斯曼（1996年），弗朗西斯·伯尼（2002年），克里斯托弗·马洛（2002年）。
[8] 这个问题在丁尼生的长诗《公主》中被老国王总结和表达得最为精辟：“男人若需砝码，女人不吝天平急献之；此法永不移，如大地之根基，万物之底端；男人外出耕作，女人忙碌家中；男人舞刀弄枪，女人穿针引线；男人多用理智，女人更有情感；男人发号施令，女人惟命是从；不然，万物皆乱”。Alfred Tennyson，Alfred Tennyson：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ajor Authors，New York：Oxford UP，2000，p.178.
[9] Deanna L.Davis，“Feminist Critics and Literary Mothers：Daughters Reading Elizabeth Gaskell”，Signs：A Journal of Woman in Culture and Society，Vol.17，1992，p.515.
[10] Ruth O.Saxton，The Girl：Constructions of the Gir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by Wome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8，p.4.
[11] See Laura Marcus，“Woolf’s Feminism and Feminism’s Woolf”，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ed.Sue Roe and Susan Sellers，Cambridge：Cambridge UP，2000，p.225.
[12] Lisa Low，“Refusing to Hit Back：Virginia Woolf and the Impersonality Question”，Virginia Woolf and the Essa y，ed.Beth Carole Rosenberg and Jeanne Dubino，Hampshire：Macmillan，1997，p.260.
[13] Susan Sniader Lanser，Fictions of Authority，Ithaca & London：Cornell UP，1992，p.239.
[14] 殷企平：《在“进步”的车轮之下：重读〈玛丽·巴顿〉》，《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5]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非常复杂，在文学批评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哈贝马斯和阿伦特。不同理论家在它的外延和内涵上具有很大的差异。维多利亚文学研究界对“公众领域”一词的使用在内涵与外延上与阿伦特以及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存在重叠，更多的却是差异。它一般指家庭私密空间与社会公众空间的区别，有些接近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式“公共领域”概念（“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的区别对应于家庭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区别，而至少从古代城邦兴起以来，家庭领域和政治领域就一直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分离的领域而存在”），但它与城邦与政治生活没有太大关联，仅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将人的生存空间分界为家庭领域与社会领域。由于国内约定俗成的译法，以及为了文内行文的统一，本书仍将其称为“公共领域”。参见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刘锋译，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2页。
[16] See Pearl L.Brown，“From Elizabeth Gaskell’s Mary Barton to Her North and South：Progress or Decline for Women？”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28，2000，pp.345-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