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理论、方法、资料

本书在使用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历史学科制度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军事史、民族史的理论和方法。本书将运用国家治理理论与地理认识论等理论，具体阐释如下。

（一）国家治理理论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将“国家治理”政治理念写进党的会议决议。何谓国家治理？持阶级史观的学者认为自有国家以来，就有国家治理，即将国家治理视作阶级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现象之一，实质为通过国家治理的属性及职能发挥，实行政治统治，缓和社会矛盾，处理社会冲突，维持统治秩序总体稳定。习近平总书记阐释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85]国家治理体系表现为建立一整套国家制度，各项制度之间做到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相互配合。而国家治理能力是政府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个层面事务的能力，即制度执行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建设科学、先进、高效、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而不断提高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国家制度的构建、运转和落实执行要靠人，人的素质同时也是决定治理能力的关键。

受上述精神启发，笔者尝试运用国家治理理论进行历史研究，将历史时期国家治理界定为历代王朝政府依照制度体系建设，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疆域范围内的土地和人民。历史时期国家治理能力关键是吏治，即官吏队伍。国家治理体系代表着王朝制度建设，是治理能力的前提与基础，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有利于提升治理能力，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贯彻、实施的保障。反之，二者相互抵触、摩擦，甚至陷入恶性循环，将导致国家治理失败，王朝发生更迭。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受到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并发生过治理模式转型。其中，集中化多层次治理模式比较契合历史上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情况，笔者将这种治理模式概括为中央政府为了达到有效治理目的，将国家疆域划分为多层次的行政区划单元，通过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制衡的形式进行集中管理，行政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最终为中央政府所控制。

（二）地理认识论

封疆大吏对省情的认知，涉及地理认识论相关知识。从认识论角度而言，人类对外界环境的认知存在感性认识（即感知）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感知，即人对环境中存在的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产生感性认识，以此为基础，经过思维加工过程上升为理性认识，即思想、观念。感知过程会受到人的智力水平、知识素养、性格特质、思维惯性、利益动机等方面影响，表现出一定的主观色彩和个体差异性，认识结果则为感知的质量所左右，并由此支配人的判断、决策和行为。

现代地理学科人文地理学分支中有“感应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构成应用地理学的一对新兴“姊妹学科”。感应地理学研究人们对不同地理环境认识过程的反应特点、形成机制和相互关系，着重研究不同居民集团（包括旅游者、生活在特殊环境的人群）和决策者对环境的感应认识，并编绘各种居民集团的构想地图，为规划和决策提供依据。换句话说，感应地理学研究不同集团、阶层的人群如何认识环境，行为地理学则研究人群认识环境之后的反应性行为。感应地理学研究对环境灾害地理学研究具有强烈影响，业有的两大领域是灾区居民心理感应和宗教环境感应。[86]

“地理知识论”（geosophy）则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对地理知识演化的脉络进行了复原和审视。赖特（J.K.Wright）发明了“地理知识论”（geosophy）一词，相当于地理学中的学术史，是研究“由于人们愿望、动机和评判的视角不同，而对各种地理观念的真实性或虚假性所持有的不同看法”[87]。在批判科学地理学的同时，其为倡导研究“地理观念”做了最好的逻辑铺垫。

清代封疆大吏对所辖行政区域的认知，包括自然地理认知，例如山川、气候、植被、土壤，即自然环境诸要素的认知，又包括人文地理认知，例如行政区划沿革、方位形势、风俗、城池、关隘、学校、物产、民族、户口等，其中核心问题是区域人地关系。地方官对区域人地关系态势的综合认知和判断，其精确尺度、深刻程度，是能否做到审时而治、因地而治、因俗而治的先决条件，也决定着行政管理的成效，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通过区域地理认知结构理论来解析封疆大吏的区域地理认知问题。区域地理认知结构是指人类头脑里形成的区域地理知识结构，换句话说，区域地理知识结构通过内化效应在认知者头脑中形成观念的内容和组织方式。区域地理的知识结构，涵括区域的地理位置、地理特征和地理差异等知识，即认知的客体，通过认知的主体——人，经过感觉、知觉、想象、思维等主观能动过程，内化为人的区域地理认识、地理观念，乃至于形成思维模式。追溯区域地理认知结构的来源，不外乎存在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种形式，结合官员的地理认知具体分析，直接经验是指官员实地踏勘和观察，间接经验来自官员阅读地理志书、访问地方耆老所得。

清代官箴书强调官员上任伊始应精读地方志，掌握治下的土地和人民状况，说：“一邑之山川、人物、贡赋、土产、庄村、镇集、祠庙、桥梁等类，皆志书所毕载，而新莅是邦，一为披览，则形胜之兴衍厄塞，租庸之多寡轻重，烟户之盛衰稀密，咸有所稽，而政理用是以取衷焉。”[88]并告诫官员不读地方志，无从谈及治理得宜：“民情土俗，悉载志书之内，不看志书，必不能因地制宜。”[89]

可是，清人也注意到志书和官绘舆图普遍存在粗疏、讹误的情况，建议官员到任必须手绘舆图，才能对辖区情况有正确的认知：

州县到任，工房书办例绘舆图呈核，所呈之图，类多不全不备，甚至南境山川列入东西，东境山川列入南北，此等舆图，全无用处。须仿开方计里之法另绘确图，以备查核，假如本邑疆域自东至西，横宽一百里，即于纸上横分十格，自南至北直长一百里，即于纸上直分十格，四方八面，总共一百格，每格长宽各十里，（每格长宽不必定，是十里即以一格破为两格，每格长宽各五里亦可）其不止百里，或不及百里者，各随幅员之长狭，以定格眼之多寡，先将县城坐落何处，用墨笔填入格内，再将境内山川方向，塘汛远近，图甲名目，村落大小，市镇繁盛僻偏，以及关隘桥梁庙宇等项，并四至四隅界抵何处一一按方按里，用墨笔填入格内，然后按东西南北四乡界址，用朱笔划分四段，（不必定是四段，只看本境向来分作几乡，即划作几段，如向分图甲者，即随图甲之多少而划之）。庶本境形势，或长或方，或尖斜，均可一目了然，而山川、村镇、道路等项之方向远近，亦无不了如指掌，至图所不能尽载者，如烟户多寡、钱粮数目、保甲姓名及某处肥饶、某处瘠苦、某处怕水、某处怕旱、某处是何风俗、某处出何土产、某处有绅士某某、某处有富户某某、某处有正人某某、恶人某某之类，另载一册以辅，图之不逮，仍随时留心考查，如图册有舛错处，即随时改正，平日肯如此费心，临事可不下堂而理矣。[90]

至于强调官员赴乡村实地考察，倾听民声，考察民情，察验桥梁、关隘、寺观、祠庙、堤堰、道路的记载，就不胜枚举了。官修志书通过天文、地理、建置、食货、学校、武备、土司等类目，为“异地为官”者施行国家治理提供必备知识储备，实地踏勘能深化官员的地理认知，处理政务活动是相关知识的具体运用，锤炼其治理能力。以上为地理认识论在官员行政实践中发挥的作用。

（三）研究资料

本书利用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以下几大类：一是督抚文集，包括奏议、日记、年谱、文告、诗歌等，奏议是封疆大吏治理地方的第一手资料，关乎政令推行，反映地方重大军政活动，以及皇帝、中央政府机构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决策、政务往来等，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二是档案，直接利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汇编的大型档案资料集《光绪朝朱批奏折》和《光绪朝上谕档》，参考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纂的《宫中档光绪朝奏折》。三是实录、会典、方略，实录是综合性编年体资料集，记载朝廷政务活动，本书利用仁宗、宣宗、穆宗、德宗等朝实录和《宣统政纪》。会典主要记载典章制度、政策法规，本书利用了《光绪朝会典》、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朝官修方略保存有关重大军事征讨活动的上谕、奏折、文报等档案资料，本书利用了恭亲王奕䜣领衔修纂的《钦定平定云南回匪方略》50卷。四是传记，利用了《清史稿》《清国史》人物传和《清史列传》，以及数种职官年表。五是地理志书，包括官修地理总志以及从通志到府厅州县志一级的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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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国瑜主编，木芹编写：《云南地方史讲义》下册，云南广播电视大学1983年版，第133—146页。

[2]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5卷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7页。

[3]（清）谭钧培：《谭中丞奏稿》卷5《调补滇抚谢恩折》（光绪十二年十一月），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湖北粮署刻本。

[4]（清）林绍年：《林文直公奏稿》卷2《补授滇抚谢恩折》（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5]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载《滇史论丛》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6]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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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徐春峰：《清代督抚制度的确立》,《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李霞：《清前期督抚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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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杜家骥：《清代督、抚职掌之区别问题考察》,《史学集刊》2009年第6期；王雪华：《关于清代督抚甄选的考察》,《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督抚与清代政治》,《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刘凤云：《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史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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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龚小峰：《两江总督的定制及职掌探述》,《史林》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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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

[44][澳]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45][美]罗威廉（William T.Rowe）:《救世：陈宏谋与18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谢世诚：《李鸿章与晚清吏治》,《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等等。

[46]刘正伟：《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7]陈德鹏：《淮系督抚与晚清河南近代化的起步》,《安徽史学》2011年第3期。

[48]关晓红：《陶模与清末新政》,《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49]刘硕：《地方督抚与清末预备立宪》,《河北学刊》1996年第5期；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地方官制改革——兼论朝廷与地方督抚的关系》，载《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2003年版；王先明：《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的转型》,《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3期。

[50]喻大华：《东省督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1]邹建达：《清前期云南的督抚、道制与边疆治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2年，第4页。

[52]李友仁：《清代宦滇督抚生平概略》，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53]滕新才：《吴三桂与清初云贵开发》,《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54]研究鄂尔泰推行西南改土归流与云南水利建设的成果较多，如刘本军《震荡与回响：鄂尔泰在西南》，博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1999年；刘本军：《鄂尔泰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水利建设》,《思想战线》1998年第10期；梁盼：《鄂尔泰与云南治水》,《中国水利》2006年第14期；隋立宁：《雍正朝西南地区的社会改造——鄂尔泰改土归流与苗区经理》，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8年；张姗：《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贵州文史丛刊》2013年第4期；杨寿川：《张允随与清代前期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55]王燕飞：《清代督抚张允随与云南社会》，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6]吴伯娅：《王继文与云南的开发》,《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57]秦树才：《蔡毓荣与清初云南治乱》,《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杨永福、黄梅：《试论蔡毓荣的治滇思想及其实践：以〈筹滇十议疏〉为中心》,《文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58]周琼：《高其倬治滇农业思想初探》,《思想战线》2001年第5期；《高其倬治滇吏治思想初探》,《思想战线》2002年第5期；《从土官到缙绅：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归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59]龙永行：《评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黎瑛：《审时度势 未雨绸缪：论中法战争前岑毓英的边防思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3期；谢世诚：《论中法战争中的岑毓英》,《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刘启强：《中法滇越界务交涉前岑毓英的策略探微》,《红河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刘启强：《岑毓英与中法战争后的云南边防建设》,《红河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蔡寿福：《岑毓英在云南贵州兴办文化教育业绩》,《广西文史》2013年第1期；刘海泉：《晚清边吏岑毓英治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0年；等等。

[60]研究清后期某时段云南封疆大吏的成果有吴学芬：《清代嘉庆道光时期云南督抚与边疆稳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师范大学，2014年。

[61]陆韧：《云南边疆的现代化起步与社会变迁——基于贺宗章、丁文江红河地区亲历记的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62]《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民族史视角》,《“近代化”历程中的滇川黔边彝族社会——对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理论问题的思考》,《“沿边型”近代化模式与“近代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对“边疆民族型”近代化模式的再讨论》，载潘先林《民族史视角下的近代中国论稿》，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1页。

[63][日]石岛纪之：《近代云南的地域史》,《读书》2006年第4期。

[64]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1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中华书局2014年版。

[65]杨煜达：《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6]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7]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68]马琦：《国家资源：清代滇铜黔铅开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69]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70]田玉洪、刘建春：《晚清时期云南绿营的重建略论》,《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71]朱端强：《云南古代烟毒史初探》,《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72]宋光焘：《鸦片流毒云南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1962年版。

[73]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内容提要页。

[74]林满红：《清末本国鸦片之替代进口鸦片，1858—190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0年第9期。

[75][美]贝洛（David A.Bello）撰：《西南鸦片流毒：19世纪早期清政府在云贵川三省的禁烟》，张晓梅译，载陆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9—349页。

[76]林文勋：《“贝币之路”及其在云南边疆史研究中的意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

[77]张轲风：《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的空间表达：以“西南”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1期。

[78]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9]董枫：《清代地方的地理认知与社会控制：以泰顺县研究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年。

[80]郑天挺：《清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页。

[81]许曾重：《论清史分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

[82]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0页。

[83]赵尔巽等纂修：《清史稿》卷74《地理志》21，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84]统计资料来源于牛平汉主编《清代政区沿革综表》，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416页。数字由笔者计算得出。

[8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求是》2014年第1期。

[86][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4页。

[87][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69页。

[88]（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3，康熙三十八年（1699）金陵濂溪书屋刻本。

[89]（清）方大湜：《看本邑志书》,《平平言》卷1,《官箴书集成》第7册，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本。

[90]（清）方大湜：《工房呈舆图》,《平平言》卷1,《官箴书集成》第7册，黄山书社1997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