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细读与熟读

在文学文本分析的理论范畴中，20世纪由英美“新批评”提出的“细读”理论在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中，文本分析的实际含义可表述为：细读文本。”[1]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吸收和借鉴（如果算上20世纪初对“新批评”的引进，“新批评”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细读”作为文本分析的基本方法，已经得到学界普遍的公认。然而，与“细读”的巨大影响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从80年代至今，真正运用“细读”法进行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的研究成果仍然十分匮乏；在仅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还存在着大量的误解误用。这既令人感到遗憾和困惑，也不能不令人沉思：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理论资源的巨大浪费？

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学界对“新批评”之“细读”法的借鉴，大多局限于一种挪借式的操作，而没有在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与其呼应的理论，这样，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理论旅行中，“新批评”虽然数度造访中国，有时还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受到“众星捧月”般的追捧，却始终未能在中国落地生根[2]。作为中国的学者，在借鉴西方文论时必须有比较的视野，在比较中将中西文论互证互释，互相发明，才能在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将西方舶来品内化于中国文论自身的传统中，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就英美“新批评”的“细读”理论而言，宋代诗学理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熟读”是与之最具互证互释性的理论范畴，可以说，二者是分别代表了中西文学文本分析特征的基本范畴，对其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中西文论在文本分析层面的相互对话和相互成全。这种比较研究可以从话语形式、话语内涵和话语功能三个方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