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前史

本书主体部分穿越晚清最后30年，上起甲申易枢，下至辛亥革命，其间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清末新政等诸多史事皆学界过往之探研重点，研究成果比比皆是。然以派系斗争而言，所获甚少，不难追溯。

新中国成立后30年里，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核心一直是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史、革命史，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最受青睐，发表的成果蔚为大观。自1980年代末起，学术禁忌渐渐突破。

宝成关先生著《奕慈禧政争记》[8]应是晚清派系斗争研究的开篇大作，该书1980年便已面世，但不知为何直到10年后再次出版时才引起广泛关注。《奕慈禧政争记》一书，以官方文书档案为主，兼采部分私家著述，笔记野史，口碑逸闻，资料非常丰富。本书以奕的生平为范围，以奕、慈禧间的政争为主线，着重考察奕集团的兴起，奕与慈禧从联合到冲突的始末，揭示了这一政争对咸丰初年至光绪中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及社会等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该书引起学界的强烈反响，短时间内先后有四位专家作评[9]，皆以褒扬为主，尤其肯定其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这一侧面，对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创新与突破。遗憾的是，这股研究势头未能持续，很快便消解了。

苗长青先生撰《晚清官僚派别派系研究》[10]，是主题最明确的官僚派系研究专著。该书以“官僚派系”为核心概念，并分别论述自鸦片战争以降，历同、光两朝，至宣统初期，中央及地方派系发展与对抗的历程。然本书虽以“官僚派别派系”标榜，却有大半内容谈帝后及满洲亲贵的党结，全书所引论据绝大部分是今人通论性著作，并多以“抵抗派—投降派”“洋务派—顽固派”“维新派—守旧派”等二元对立观简单处理，很难体现出作者自身亦承认的“丰富多彩性”。以上因素使这部倾向以专题讨论而非编年纪事的著作，在整体深度上不免有些缺憾。

相较于苗著，有一部90年代末出版面世，但实际成书年代甚早的作品，给人深刻印象，此即石泉先生之《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11]。该书原稿为1948年作者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所完成的硕士论文，由陈寅恪教授指导。唯此文完成后，命运多舛，失踪数十年，直至1991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重见天日。就晚清政治派系论著而言，本书不失为一成功范例。石著以1894至1895年，中日朝事冲突与其后战和决策为核心，探讨清廷内部政治因素作用及其影响，求与稍早面世的王信忠名著《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互参。无论就翁系南派与李系北洋间的权力抗衡，或逐渐形成的帝后两党，及其与和战演变之关联，石著都能有发前人所未发，而不失中规中矩的表现。虽然在史料运用上仍较有限，一定程度影响了论述的深入，但以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条件，已属难得。

21世纪之初，台湾学者林文仁从地缘关系与派系分合的角度，研究晚清政局的演变态势，颇有新意。一是以军机处汉大臣为中心，探讨1861—1884年的南北派系之争，剖析清朝决策核心人事布局的内部变化，以观察晚清政局变动的复杂场景。[12]二是以“帝后党争”为中心，截取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85—1898）间的中枢政事，钩玄抉要，论析清政府内部各种政治派系的分合与争斗，展示其中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面相。[13]该书资料扎实、考证严密，取精用宏，胜义纷呈，可为新世纪晚清派系斗争史研究的上乘之作，将推动大陆地区晚清政治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唯林先生两著对其中客观存在且枢纽全局的核心主线——满汉矛盾——着墨甚少，似欠圆满，是以笔者萌发了本书的选题灵感。

同在台湾的高阳，原名许晏骈，出身晚清仕宦名门之浙江仁和许家，自幼即在以宫闱旧闻为床头故事的环境中成长，以历史小说家闻名于世。然其1980年代所出数本作品深涉晚清派系斗争，如《同光大老》《翁同龢传》《清末四公子》《清朝的皇帝》[14]等，考据功力深厚，发人深省。许氏私淑陈寅恪，其综合运用官书、档案、日记、笔记、函札、诗文的能力，在“知人”基础上“论世”的能力，对晚清派系斗争的抽丝剥茧，今世罕有匹敌者。唯许氏之天才想象力亦双刃剑，抽丝剥茧须环环相扣、自圆其说，故自矜专断处难免，最明显的如光绪六年慈禧与荣禄私通而后“小产”说。但无论如何，其对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发覆，功不可没。而笔者所见，除林文仁先生前书多有采信，戚其章、姜鸣、董丛林等先生偶有征引外，其他专业史学者罕有借重，窃以为此恐不公，《同光大老》等四著绝非止于一般的历史小说，于晚清政治史难于绕开。

除高阳半文学半学术的四部作品，近20年来面世的晚清派系斗争研究专著总共仅有5部，而其中唯1940年代写成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在第一章里对满汉矛盾有专节讨论。盖清史研究一直受到政治形势的过度影响，民国建立前后有过长期的“反满”阶段，50年代末政府为民族团结计通告停止使用“满清”一词，满汉矛盾与斗争几乎成为学术禁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渐开放，但影响犹存。以致冯尔康先生多年来不断强调，清史研究要努力“排除政治对学术研究的干扰”[15],“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16]。这应该是学界至今仍无一部满汉矛盾斗争研究专著的主要因素。

出身中国人民大学后居海外的孔祥吉先生在晚清史研究方面颇著声名，其学术研究注重发掘大量的档案史料和私人函札，重新解释若干史实，判断敏锐，新见迭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及《晚清史探微》[17]两著收录了作者的3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申易枢、甲午海战、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等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很多论文关涉晚清派系斗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再说戊戌变法》[18]是喜用反常思维做“反常”历史的张鸣先生大作之一，该书主要从帝后政治二元结构、满人政治、戊戌变法的操作等三方面探讨了变法失败的原因。张先生所析满人“旗下政治”、清季的“政治补丁机制”颇有新意，对满汉矛盾亦有所揭示。该书注释不多，文笔通俗流畅，窃以为其可读性并未影响其学术性。

《重读近代史》[19]是学术底蕴和学术成就为学界所公认的朱维铮先生多年重读近代史的札记。全书史论结合，思想的火花四处闪现，每一个观点都有理有据，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虽篇幅不长，却通俗易懂，内涵丰赡。关于满汉矛盾，朱先生从满汉双轨制、清朝的“儒术”、清代的“神道设教”、武圣怎会压倒文圣等多个角度进行了阐述，令人深思，给读者很大启发。

另有几部近年的晚清政治史大作——《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戊戌变法史事考》，厘清了一些重大事件的基本史实，对笔者大有启发和帮助。朱东安先生深入探讨了曾国藩集团崛起的主客观条件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的重大影响，并有曾氏集团与清政府间矛盾斗争的全面分析。[20]桑兵先生解读了大量长期被误读或者不能解读的新旧史料，将其融会贯通，深入分析了趋新各派、海外华侨、外国来华势力、地方督抚及秘密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确证了康有为及其保皇会在庚子勤王事件中的主导作用，全面、生动地阐释了庚子勤王运动之于晚清政局变化的深刻影响，由此重建出被保皇会故意扭曲的史实，大大改变了以往学术界对于庚子勤王运动的基本认识，并引起人们重新估价1900年中国政治版图变动的趋向和意义。[21]茅海建先生坐了7年冷板凳去收集、分析资料，通过缜密的统计数据，科学的逻辑推理，解决了戊戌变法事件的内在起因、矛盾斗争、外国势力影响等许多有深度的学术问题。[22]

探析清朝政治，不可忽视满洲及八旗制度的研究，有3本新清史理路下之著作于本书关系密切，令人深思。美国学者路康乐教授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民族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23]是唯一一部从民族关系的视角，以满族的兴衰变化为切入点，较完整地展示了清末新政时期、辛亥革命以后满汉关系状况及其对政治权力的影响的著作。同在美国的欧立德教授多年研究满洲史及八旗制度，其《满洲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24]一书认为满族的精英集团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维持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意识，依靠的就是八旗这个严密、独特的组织。满洲的成功就在于它对族群主权的体认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朝在中国成功地维持了近300年统治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的“汉化”，而在于它能有效地利用自己与内陆亚洲诸少数民族。杜家骥先生的《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25]同样注重清朝历史的满族特色，该书深入全面地考察了八旗领主分封制度、领属关系，揭示了八旗与政治有关的各种制度、现象及相关事件，以八旗领主分封制为核心概念来窥测它对清代政治的影响。

相较于专著的缺失，有关晚清派系斗争的论文至今已有近百篇，现择其代表性文章简述。

1961—1962年，清初主要社会矛盾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有关满汉关系发表了近10篇论文。刘大年先生在《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26]中提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间里，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李燕光先生撰《清代的满汉民族关系与满族的阶级关系》[27]一文，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突出满汉人民联合反抗地主阶级。戴逸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两文[28]，分别涉及奕集团及慈禧与奕的争斗。这些文章虽然大多囿于阶级斗争史而忽视、否认民族对立和民族斗争，但毕竟表明了满汉矛盾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客观存在，其发覆之功不可没，遗憾的是之后便开始了近20年的沉寂。

到了80年代，相关研究开始回升，共有约20篇论文发表，主题大多集中在同光年间的清流党、帝党及后党，亦有特定阶段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分析，多数论述趋于客观。代表作如任茂棠《试论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帝党》[29]；丁名楠《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斗争概述》[30]；赵秉忠《论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31]；林敦奎、孔祥吉《鸦片战争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探析》[32]。

1990年代以后，晚清派系斗争论文大量发表，除了对帝党、后党及清流等传统热点的继续和深化外，亦有不少文章直接探讨晚清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至于满汉矛盾已不再刻意回避和掩饰，直接以此为主题的论文就有不下10篇，大多集中于清末新政及辛亥革命时期。

马艾民先生认为洋务运动时期，清廷联合、借重汉族地主中迅速崛起的地方势力派，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兴办洋务；对外交涉于列强之间，延缓了清王朝的覆亡，满汉联合是洋务运动时期政治的一大特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3]高强先生指出，满汉矛盾使满洲贵族统治下的中国缺乏一种鲜明的民族观念和国家意识，此与全国上下齐心合力进行战争的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成为导致中国甲午惨败的重要因素之一。[34]汤志钧先生提出，甲午战争后，翁同龢和帝党主战、拒和，是爱国的举动；和改良派相结合，促使了变法的实现。对这一时期的翁同酥和帝党应予肯定，不能因其是“统治阶级”而忽之。[35]余英时先生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斗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36]迟云飞先生对于清末新政时期的平满汉畛域问题作了专门探讨。认为清政府在推行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大环境下，主要实行了四项平满汉畛域的措施：一是准许满汉通婚；二是任官不分满汉；三是旗民编入民籍和筹旗人生计；四是司法同一。其中第一、四两项实行较彻底；其余两项成绩较少。宣统年间，平满汉畛域的措施推行趋缓，尤其出现“地方平而政权中枢不平”的局面，这种情形，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和清廷的覆亡。[37]

楚双志先生的研究表明，贯穿宣统朝始末，在统治阶级内部，利益集团的争斗十分激烈。皇族亲贵派、政治中心的汉族官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立宪派等四个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的争斗，造成统治中枢瘫痪，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38]马铭德先生指出，晚清满汉之间的矛盾，是清朝灭亡的一大主因。清末新政应该说给庚子动乱后的中国带来了改革的新契机。但是，自戊戌政变以来“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传言，使清朝统治者深深警觉到，任何变革不能以满族丧失政权为代价。由此出发，晚清的任何变革，都不可避免地与满汉政争缠绕在一起。[39]

杨国强先生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怎样在中国发遑以及沉寂，反满意识为何又突兀而起的问题有深入探研。认为种姓意识以古人为源头，引入的民族主义以西人为源头，面对满人在整体上的贫困化和衰弱化，两者都不是当日中国内在的东西和真实的东西。因此反满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由观念派生的观念，由观念支撑观念的思想的跳踉。其间的激烈曾经感染一时，而后来论史，则常常经不起究诘。[40]王开玺先生认为自清王朝入关至清廷灭亡，满汉民族、满汉官僚间的矛盾是存在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但有些问题却决非仅是以满汉矛盾所能解释清楚的。由于时人某种民族情绪的激扬，满汉官僚间的矛盾被人为地扩大凸显出来。有清一代满汉民族、满汉官员的矛盾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和。在民族危机时刻，清王朝内部的满汉官僚，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皆不可避免地走上各民族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内的道路。[41]

李学智先生的研究发现，清王朝在涉及国家统治权力的问题上向来异常敏感，满洲贵族集团唯恐汉族官僚势力的增长威胁其统治特权。所以，在清末政治改革中，满汉关系遂成为极为敏感、至为关键的问题，始终是这一政治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由于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满洲贵族集团囿于狭隘的集团利益，唯恐在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改革中失去统治特权，故表面上大张旗鼓，煞有介事，实际上却是敷衍、拖延、欺骗，乃至镇压立宪派推进政治改革要求，而且利用改革加强对最高统治权尤其是军权的控制，最后竟改出一个“皇族内阁”，终至人心丧尽。满洲贵族集团对于政治改革的如此态度和政策，非但未能挽救其统治权力的丧失，反而导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的激化，加速了其覆亡的命运。[42]朱东安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和两个层次，一是排满，一是革命。袁世凯在1908年下台时与满洲贵族发生了矛盾，因而与革命派在排满的层面相通，并共同完成了这个阶段的任务，此后即与革命派发生了冲突。革命派、立宪派和袁世凯都应该列入辛亥革命的“合力”之中。[43]有论者还从总体上概述了晚清满汉官僚的矛盾斗争及其势力消长，颇具开创性，唯其时段分期及探研，皆有不少可商榷之处。[44]

清初满汉矛盾与晚清满汉关系关切极深，然长时间以来学界鲜有深入研究，近年来姚念慈先生撰宏文多篇，于此贡献颇多。姚先生专攻清初政治史，卓尔不群，信奉历史研究的精髓在于它的批判精神，其由顺治遗诏、魏象枢独对、康熙“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等入手，于顺治、康熙两朝之满汉关系有深入探研，对满洲统治者之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有严厉批判，发前人之所未发，震聋发聩。[45]

另有两篇学位论文直接关涉满汉关系。台湾胡健国先生的博士论文《清代满汉政治势力之消长》[46]由萧一山、王尔敏、杨树藩三位方家联合指导，作者自承其主旨为“探讨有清一代满汉政治势力之消长，述其演变轨迹，究其因果关系”。文章着力论析了清代满汉之间“政治权力之掌握、政治权力之运用、政治权力之分配”，并有专章论述“清末最后之集权”。时至今日大陆学界仍无同类大作出现。吴磊对清末民初的满汉关系进行了分析，进而论述了中华民族国家的初期构建历程，其间也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加以梳理。[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