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的首次高峰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首次高峰的原因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英国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国际法西斯主义的抬头、英国共产党以及左翼读书俱乐部的成立及开展的活动、苏联建国后取得的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使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以及文学文化界人士迅速向左转，英国左翼文学再度呈现出繁荣局面。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出现第一次高峰，绝非空穴来风。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已经呈现一定程度的热潮，只不过国内外学术界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红色的三十年代”，而对此关注不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不断暴露的社会经济问题和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促进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的发展，使文学界再次把注意力转向与阶级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大量左翼文学作品出版，代表作有詹姆斯·威尔希的《地下世界》（1920）,J.D.贝勒斯福德的《革命》（1921）,H.G.威尔斯的《像神一样的人们》（1922），玛丽·艾格尼丝·汉密尔顿的《跟着我的领导走》（1922）,H.R.巴勃的《红色天空下》（1922,1926年重印）、伊特尔·卡尼·霍兹沃斯的《这种奴役》（1925），亨利·格林的《生活》（1929），艾伦·威尔金森的《冲突》（1929）等。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紧扣时代，丰富多彩，涉及“俄国十月革命”“英国战后社会动乱”“1926年英国大罢工”“失业恐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18]等，为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的繁荣作了铺垫。

20世纪30年代英国左翼文学出现首次高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英国左翼文学在20世纪40年代步入低谷。20世纪30年代是国际左翼文学的黄金时代，又被称为“红色三十年代”，其英国左翼文学之所以繁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1929—1933年席卷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萧条，酿成英国严重的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9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股票交易所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标志着一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拉开序幕。英国遭受沉重打击，大批银行倒闭，大量工厂废弃，生产大幅削减，市场严重萧条，大批工人失业，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被饥饿、失业和贫困所困扰。而令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政府最头痛的问题是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仅仅出现过短暂的经济回潮，1920年经济大萧条就已经在英国开始，到1921年3月，“已有200多万人失业”[19]。20世纪20年代大批工人失业的困境没有丝毫改变，到30年代失业情况日益加剧，到1930年6月，失业人数达到1761000; 1931年6月达到2707000，而到了1933年，失业数字攀升到了2955000[20]，占投保工人人数的23%。广大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生活极端贫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1939年，英国仍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工人生活在英国医药联合会规定的最低营养标准之下”[21]。英国的经济大萧条从1920年“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间“数百万家庭都要靠国家救济即通常所说的‘失业救济金’维持生活”,“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没有就业机会的环境中长大的”。[22]可见，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给英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带来致命打击。

二是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经济危机给英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带来空前的灾难，工人罢工斗争持续不断。1925年，英国煤炭工业陷入困境，利润锐减，矿主要求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遭到矿工的坚决反对。1926年4月30日，矿工工会发动全国矿工工业总罢工。1926年5月3日，全国职工大会总委员会号召总罢工，于是声势浩大、震撼英国的全国总罢工爆发，参加总罢工的行业有煤炭、钢铁、电气、铁路、建筑、印刷等，高潮时总人数达到6万人。虽然职工大会总委员会采取了投降政策，罢工中约有2500名工人被逮捕，但矿工们坚持罢工斗争达9个月之久。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和力量，有利于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三是国际法西斯势力抬头。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深刻的政治危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用发动侵略战争的办法转嫁国内危机，摆脱国内经济政治困境。意大利、德国和日本迅速成为法西斯国家，并把侵略的触角伸向国外。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1935年，纳粹政府背弃《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实施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德国再次成为军事强国，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1935年，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军队入侵非洲独立的国家埃塞俄比亚；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国，史称“西班牙第二共和国”。1936年，西班牙右翼势力在佛朗哥的领导下发动叛乱，阴谋推翻共和政府。以总统阿扎尼亚为首的共和政府军和人民阵线左翼联盟，与以佛朗哥为首的国民军和长枪党等右翼集团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战争。在纳粹德国、意大利的纵容下，叛军胜利，共和国解体，佛朗哥开始在西班牙实施独裁统治。西班牙内战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与国际进步力量之间较量的预演。国际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促使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寄希望于社会主义。

四是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开展了一系列工人运动和政治斗争。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致力于工人运动实践，参与并领导了1926年全国总罢工。在这次全国总罢工中，英国共产党表现突出，为工人阶级树立了榜样。虽然1000多名党员在罢工中被捕，但英国共产党获得了较大发展，“党员人数由罢工前的5000余人增加到1926年9月的10000人”[23]，壮大了自己的力量。针对30年代的经济危机，英国共产党领导失业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进军。1931年，英国共产党又发动了“伟大的‘宪章运动’，呼吁工人阶级在反对失业的六点行动纲领上团结起来”[24]。1936年西班牙战争期间，英共组织了一支1500人的国际纵队英国营，其中有半数以上为英共党员。在两年半的斗争中，英国营牺牲者达526人，其中一半为英共党员。[25]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英国共产党组织了对日本禁运。1938年，针对英国张伯伦一直采取的绥靖政策，英国共产党组织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运动，提出了“张伯伦滚蛋，与苏联缔结和平同盟”[26]的要求。1937年，为了同劳工运动的左翼取得联系，组织“团结运动”，英国共产党参加和领导了伦敦公共汽车司售人员罢工和矿工、工程技术人员的斗争，开展了工厂支部和妇女工作。[27]1941年7月，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人民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希特勒的一切战争措施，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号召工人阶级增加生产，在英共的强烈呼吁下，1941年1月被迫停刊的党报《工人日报》于1942年9月复刊[28]。英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总体来说，由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共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树立了良好形象，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到1943年，党员人数上升到“5.5万人”[29]。

五是“左翼读书俱乐部”的建立，对英国左翼文化和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1936年，英国工党人士维克多·戈兰茨创办了“左翼读书俱乐部”，还创办了小型会刊《左翼书讯》（后改名为《左翼讯息》），到1938年，左翼会员人数发展到近6万人。“左翼读书俱乐部”从成立到解散，前后持续12年，“总共发行了‘月选新书’150种，绝大部分是时政评论、纪实报道和回忆录”[30]，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A.L.莫顿的《人民的英国史》，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中国在反抗》，乔治·奥威尔的报告文学作品《通向维根码头之路》《西班牙自白书》，韦伯夫妇的《苏维埃的民主》等位居出版书目之列。“左翼读书俱乐部”旨在唤醒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致力于宣传社会主义，介绍西班牙内战，介绍苏联的情况等。无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是战争期间，它都大力宣传了左翼进步思想，“极大地推动了那些力主社会平等和公正的激进思想的传播，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了英国人的社会意识，为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击败丘吉尔的保守党铺平了道路”。[31]

六是苏联国内取得社会主义建设辉煌成就，国际上大力支持西班牙人民的共和事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击败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国外树立了社会主义的良好形象。针对法西斯主义的猖獗，英国政府一直采取绥靖政策，引起英国人民的不满。在西班牙内战中，苏联对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了大力支援，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道义上，都赢得了英国左翼人士的赞扬。比起深受经济危机影响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所取得的成就引人注目，令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和公共知识分子刮目相看，社会主义呈现出一片生机。1928—1941年，苏联连续进行了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大战略任务，迅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现代的工业国。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达到全世界的13.7%,1937年工业产值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77.4%，工业生产水平由1913年的世界第五位和欧洲第四位跃为世界第二位和欧洲第一位”[32]，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和军事强国，消灭了失业现象，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国民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文化教育方面，苏联“增加国民收入中用于教育、科学和文化的比例，反对精神文化活动的全面商业化；珍惜和丰富国家各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实行与艺术家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相结合的创作自由；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物质保障水平”[33]。在社会福利方面，“五年计划则为苏联公民提供了免费医疗、养老金、疾病和残疾津贴、产假、带薪休假和儿童补助等”[34]。苏联采取的一系列国内经济、政治、文化政策及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英国工人阶级和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强烈兴趣，而当时英国出版的一些介绍苏联的著作，更对英国左翼人士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对社会主义苏联更加心向往之。1932年，著名的英国公共知识分子约翰·斯特拉齐出版时评小册子《即将到来的权力斗争》，认为“理想中的英国社会，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则是推动英国走向共产主义的客观工具”[35]。同年，著名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家韦伯偕同妻子出访苏联，1935年，二人合作出版《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一书，“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历史性成就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论，揭露了资本主义‘民主’、‘平等’的虚伪性，批驳了资产阶级对苏联的种种污蔑”[36]。1942年，他们又合作出版《苏联的真相》一书，受到英国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总之，苏联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政策及建设成就，在英国思想界引起强烈震动，激起英国左翼进步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浓厚兴趣，普遍感到社会主义制度将是人类美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