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前言

在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研究领域，已有许多学者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拙著拟从接受过程中的方式入手，将之概括为移植、误读、纠偏和阐发四种现象进行阐述，包括20世纪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研究的缘起、目标和方法以及20世纪中俄文论关系的历史进程等。

中国“移植”俄国文论，从时间上看，主要表现在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中国革命文论发展的早期；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即中国社会全盘苏化的时候。从具体事件上看，它又突出表现为中国早期革命文论对“拉普”的照搬、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对“苏联模式”的照搬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教材编写上的全盘苏化。照搬俄国文论的正面效应和负面影响都非常明显，我们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进行仔细的甄别和分析。

中国接受俄国文论时，很多地方其实都是“误读”。因为从文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无论是文本的本意，还是作者本意，都是多元的。而多元意义的存在，又必然会导致误解。同时，因为某些历史的原因，也可能产生故意的误读。笔者拟以中国对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误读为个案进行分析。例如，中国对《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的误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列宁在文中所提的要求，并不是一切出版物上的原则，并不是对一切写作事业的要求，可是后来的某些宣传家却把他的意见扩大为对整个文学的指导原则；二是列宁在谈论作为党的全部事业之一部分的写作事业时，也肯定了它的特殊性，强调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但后来有些人宣传时忽略了这点，对全文总体意思误读。我们应该反思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中国接受俄国文论中的“纠偏”现象可分为这么两类：一类是接受某类俄国文论时，发现其缺失，直接对其进行纠正，如胡风“主体性”理论对世界范围内（包括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忽视主体性这个缺陷的纠正。另一类是在接受某类俄国文论时，客观上对另一种文论接受中的缺失进行了补救，如中国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时出现了极左倾向，但在接受民主主义革命家“别车杜”等的文论时，对这种极左倾向起到了纠正作用。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现象，中国文论发展过程中还有与此类似的情况，其原因我们或许可以通过“纠偏”来找到答案，即当某一事物发展充分或过分的时候，必有另一种主张对其纠正，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深究。

中国对俄国文论的阐发，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其鲜明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周扬、冯雪峰等，他们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进行阐发，使之适应中国文论的发展，是为中国化。五六十年代有钱谷融，他以高尔基的文论为基点，大胆提出“文学是人学”。新时期以来，钱中文则对巴赫金的理论进行了阐发，提出了“新理性精神”理论。中国当代文论到底应该如何发展，以及中国文论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外国文论的关系，上述学者的做法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

20世纪中国接受俄国文论，是怎样接受的，为什么会这样接受，中国接受俄国文论产生了什么结果，这都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笔者拟从三个方面来回答，即接受机制、接受立场和接受效应。从接受机制来看，中国对俄国文论的译介，有的是从俄文直接译介，有的是从日文、英文或者法文等译过来的，是为接受中的多维渠道。有的是直接接受俄国文论原文本，有些是别人接受之后，我们再接受别人接受的东西，为接受的多级模式。从接受立场来看，中国接受俄国文论，有时是出于为革命发展或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为接受的功利立场；有时是出于一种纯粹的文论自身建设发展的考量，为接受的审美立场。从接受效应来看，俄国文论从文化根源来说，属于与中国文论异质的西方文论，而俄国文论中的异质性被中国接受之后，刺激了中国文论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

中国当代文论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利用好俄国文论资源，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