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传统组成部分的旧体诗词

长期以来，传统中国有“诗歌王国”之称，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名篇佳作脍炙人口，历代诗人灿若星辰。自先秦，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及清中叶，旧体诗词都备受推崇。唯有到了晚清，传统中国遭遇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一切无不处在动摇和改造中，旧体诗词也是在这一历史特定时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批判，新文学也是在批判旧文学的斗争中披荆斩棘开辟新路的。

传统是在一定区域内由综合因素长期化合而成的，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即便传统文化在物质形态上有消损，精神层面上也会留存久远。维特根斯坦说：“先前的文化将变成一堆废墟，最后变成一堆灰烬，但精神将在灰烬的上空萦绕盘旋。”[4]如何处理与传统的关系，既是理论课题，更是现实问题，庞朴说：“过去我们对待文化传统有几种做法。一种叫做彻底与一切旧的文化传统决裂。五四运动采取的就是这个办法。”“第二种办法，叫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面吸收，一面批判。这个听起来是很好，但是也做不好。”紧接着，庞朴说：“对于传统，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既不能用割断的办法，也不能用肢解的办法。或许，只能有第三种办法，叫做慢慢地转化……让我们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慢慢地转化。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会很长，可能很痛苦，也需要更大的自觉”。[5]

事实正是如此，所有用粗暴手段以为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又重新回到问题域，需要重新定位和阐释。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旧体诗词在民国文坛的地位和作用就是近年来一再被讨论的话题。众所周知，胡适、陈独秀揭纛的白话文学革命吹响了对文言传统文体进攻的号角，旧体文学一时间成为激烈论争对象。借助有偏向的传播，在意识形态话语参与塑造的情形下，今天留在普通读者心目中的“旧派”早已被污名化，不会外语却翻译了大量译著的林琴南，留着小辫、穿着长袍马褂、满嘴“茶壶茶杯”理论的辜鸿铭，鼓吹国粹却又离婚别娶的梅光迪们，成为耳熟能详的坊间谈资。大量非历史的、道听途说之说四处传播，把这段历史剪裁、增补、扭曲得面目全非。本来没有这么激烈的，被描述得血雨腥风；本来只是意见分歧，被夸张为不共戴天；本来只是文化事件，被描述、整合为政治事件；本来应有的学理性分辩，被人为嫁接了价值判断、主义之争。

旧体诗词作为旧文学的样式，在民国时期受到重大冲击，被贴上“死文学”的标签。通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上至少列举了新旧文学的三场斗争，即与林琴南的斗争，与学衡派的斗争，与甲寅派的斗争。这些文学史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林琴南、梅光迪、吴宓、章士钊等领军人物塑造为新文学甚至新文化的对立面，有意无意中将语言工具的论争上升到价值判断和主义之争上去。其实，虽然章士钊曾一度担任教育总长，试图借助权力挽文言于既倒，扶植旧派势力，但终因其地位不稳，政令不能发挥应有效力而显得孱弱。其实何止章士钊无力，章士钊所服务的北洋政府也因政争和军阀拥兵自重而自顾不暇，是典型的弱政府。

作为传统组成部分的旧体诗词，在民国时期出现身份和表现上的“暧昧”现象。先来说说身份上的暧昧现象。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刘半农、郭沫若等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提倡者，对旧体文学猛力攻击，称之为“死文学”，要将其送入博物馆，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又在大量使用旧体文学，如他们都写了大量旧体诗词，写半文半白甚至全文言的信件，作的挽联无一例外用对仗平仄工整的传统旧体形式。旧体诗词等传统文学形式既被新文学家们诅咒、恶骂，同时又被他们不厌其烦、浑然不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应用，这就是笔者所言的身份“暧昧现象”。若细致考察新文学家们的日常交际使用的文字情况，对旧体文学形式的使用实在颇为惊人。接下来聊聊旧体诗词在表现上的“暧昧”。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旧体诗词等传统文学形式进入民国时期，对照晚清以前的旧体文学，发生了种种新变。同样是旧体，但传达的内容却与传统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以严复为例，他翻译的西方经典政治理论著述《群己权界说》《天演论》等，用的是文言，但表达的观念是解构君主专制传统的，鼓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动摇了“君权神授”的根基。黄遵宪、梁启超们在晚清开始在旧体诗词里面嵌入大量新词汇，民国时期这种现象更是有增无减。凡有野心的旧体诗词作者都竭力表现旧体诗词融汇新词汇、新观念的能力，吴宓以旧体诗词形式翻译西方诗人的现代诗，他的朋友吴芳吉也将大量的新名词融入旧体形式中。在表达方面，民国时期旧体诗词风格总体上有从古奥文雅向浅白通俗的演变趋势，胡适作的一些旧体形式的诗词，可以说就是“白话文体+旧体形式”，像陈寅恪那样坚持作古奥文雅的旧体诗词的人其实是不多的。

“五四”新文学昂然踏入文坛主流，旧体文学日渐式微，在新兴媒体上所占比例越来越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值得一探究竟的是旧体文学是完全消隐在历史的忘川之中，还是幻化千身，融入新文学，如前人所言“千山有水千山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呢？这无疑是值得深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