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公共素材”流传样态的改变及其意义

周秦汉作者与作品的对应，除了是现代学术史的基本叙事方式之外，也呈现于《汉书·艺文志》之中。可以说这是《汉书》以来就形成的“共识”。《汉书·艺文志》是后代人了解早期学术流变最为基础的文献，也是后世人勾勒、描述先秦学术、文学概貌的主要依据之一。20世纪以来，周秦汉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叙事结构，虽然受到了现代学术体系的规范，但最为基础的描述却还是以《汉书·艺文志》为原型的，即以“六艺”、“诸子”、“九流十家”等“图书或知识分类”为基本线条的叙事结构。可以说，《汉书·艺文志》对周秦汉图书的分类不仅在目录学上影响深远，更是直接构筑了周秦汉学术进程的想象基础。

但是，《汉书·艺文志》本身便隐含着文献的变迁问题，这是古今学者多有忽略的。正如上文所言，《汉志》基于刘向校书。这次校书改变了多数先秦古书的流传样态。《汉书·艺文志》所载，在可考证之范围内，多数古书均可看出刘向校书前后的流变的痕迹。出现于春秋或战国，写定于西汉，正是《汉书·艺文志》载录的多数图书成书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些古书经刘向等人整理后，在语言文字、篇章多寡、内部结构等方面与它们的早期传本有很多的不同。

至此，可对刘向校书与古文献流变之关系略作总结，简而言之，有以下六点。

其一，刘向以中秘书为整理对象，官府、大臣、民间之书，仅供参校，中书无有者，或中书本完善者，刘向并不做整理，自然无整理记录，因此亦不见载《七略》与《汉志》。故《汉志》未见之书，不能视为刘向未见之书。《楚辞》为刘向所编，中古文《易》、费氏《易》为刘向参用，《张侯论》为刘向所习见，均未见《汉志》也。

其二，刘向所校诸书，每种常有多个传本，传本之间差异颇大，每本所含篇数及篇次，每篇所含章数及章次、每章文字多有不同，因此刘向的校书几乎属于重编，特别是六艺经书之外的传、记、诸子与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类图书分别由任宏、尹咸、李柱国负责）。

其三，刘向以恢复、保留文献原始面貌为目的，其对文本的改动，主要改正错讹字句，调整篇、章编次，对于明显的异文，则予以保留，《晏子》之编为其显例。因此，刘向校书的目的主要是整理出一部善本，结果亦是如此。这也是传世周秦文献主要以刘向校本为祖本的原因。

其四，《汉志》因据《七略》，《七略》出于《别录》。故《汉志》所载图书除班固新入三家五十篇外，均为刘向新校之书。新书相比于整理之前之旧书，面目已全然改观。《汉志》表面上虽然是考镜源流的目录，实则记录了有哪些文献在西汉末年发生了文本形式上的巨大变革。

其五，刘向之前，与篇的别行相似，以单章形式存在的文本也是当时主要的文献类型之一，有出土简帛为证。同时，章也是刘向校书中原则上不作改动的单元（讹字除外）。经由刘向对中秘书的整理，秘府所藏单章文献群被“归化”入诸子传记，作为独立文献类型存在的单章便在刘向的文献系谱中被“过滤”掉了。因后世文献以刘向校本为主，故单章形式的文献群逐渐失传。原本此类文献群乃是战国秦汉之间的“公共素材”，因其消失，诸子传记之书失去了“第三方”文献证据，不利于后人对战国秦汉学术史的理解。又因各古书之间互见文献极多，失去单章文献群，极易误导后人依据古书之先后，重建一条本不存在的传承或代际之路。另外，因这类文献群的存在，也使得战国秦汉古书与其“作者”、“时代”的对应变得模糊。

其六，六艺、诸子、诗赋的整理情况并不相同，就六艺中的传记、诸子两大类文献而言，刘向整理出的文本，乃是一类文献的综合归束之本。即《汉志》六艺、诸子书目除六艺经本之外，多数书目标识或代表了战国秦汉的某一类文献，而非某一部书（汉代人所作传、记除外）。诸子书除《吕氏春秋》、《淮南子》外，此种特点尤为明显。

总之，《汉志》遵照中心与边缘的原则，以六艺为中心作了知识的区域划分，然后每一部类大体按照“作者”年代的先后排列文献，构成了上古图书的年代序列。但这个年代序列，并不能有效地概括西汉之前的文本的历史，因为纸面上的古书，并非就是之前存在过的那些。《汉志》的书单，就其性质而言，代表的往往不是一部部今天意义上的古书，而是一个个的庞杂的文献群落。这些群落在西汉以后，逐渐被优善的刘向校本所取代，文本逐渐单一化和经典化，完成了早期文本由类群向单书过渡的过程。

具体到本书所述的“公共素材”，它们在刘向校书之前，应有三种存在样态：一是被采择进入某些古书，如《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二是单独以短章的形式流传，如郭店楚简之《太一生水》、《鲁穆公问子思》、《尊德义》等；三是结成“素材集”，如刘向校理后的《韩非子·储说》、《说林》、《韩诗外传》等。刘向校书之后，被采择入古书和原本结集的部分得以流传下来，但短章的形式却大部分消失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编入《新序》、《说苑》。

短章的消失，意味着战国秦汉各古书之间的互见段落失去了参照。这样一来，互见极易被我们理解为古书之间有转抄关系。诸子之间因这种“转抄”，又很容易被构建出某种学术传承关系。如果独立短章流传至今的话，上述传承是否存在一定是可以重新讨论的。这就是独立短章的价值所在。从新出的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分析，这种独立流传的短章，也是我们所说的“公共素材”的主要形式之一，是战国乃至西汉初年文献流传的一种重要形态。这种短章的消失，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对古书内容、体例及其成书的判断。这应是我们误读《汉书·艺文志》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误读也就直接影响到我们以何种方式讲述那段学术史、思想史或文学史。

我们从“公共素材”的存在中，还可以发现古书的材料适用时限冲破了传统学术史结构的边界。当我们以《汉书·艺文志》奠定的图书或知识分类作为学术进程描述的依据，勾画出的是枝脉状图景，组成枝脉结构的是一部部图书以及其“作者”。在这种描述中，图书和作者往往是单一时间性的“点”，如孟子和荀子是战国时代继起的大儒，《孟子》也是早于《荀子》的著作，并代表了孟、荀不同的思想和儒学体系。二者文章的不同，除了个人风格的差异外，也被认为是文学变迁的证明。在这种表述中，二者有前后清晰的年代关系。这作为一般性的描述，是合理的。若作细密分析，则《荀子》中会有客观抄录的早期材料（即“公共素材”），其材料的适用时限不止于荀子及其时代，上限甚至逾越了孟子时代。如果再联系后人附益之内容，可以说《荀子》是有“长时段”适用性的文献，其中的材料有多个层次，分属不同时代。类似《荀子》的古书还有不少，如《左传》、《礼记》、《考工记》、《吕氏春秋》、《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等。这些“长时段”适用文献放到枝脉结构的学术史模型中，必然会模糊各古书之间的年代关系，使得部分枝脉失去历时性“线”状“进程”，消解了这种结构的合理性。从《孟子》到《韩非子》，再到《淮南子》、《史记》，这些“公共素材”均被采用。它们的撰述时限及流变还有待研究，但基于其“长时段”的通用性，它们无法作为某一特定时期的材料来使用，同样无法适应枝脉结构的学术史描述。那么，关注某位“作者”，诠释“属于他的”作品，以及叙述其在时代中的变迁，此种叙述方式的适用度就遇到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