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郭沫若诗歌的最初浪漫

郭沫若一生的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五四”时期。主要贡献在诗歌方面。作为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女神》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张扬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震撼了一代青年，适应了时代的精神需要。这是郭沫若的辉煌时期。这个时期，他成为新诗的奠基者。第二是抗战时期，这一时期，郭沫若的创作成就主要在历史剧方面。他告别了“五四”时期的那种朝气，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激情也衰落了。第三是解放后，由于郭沫若身居要职，杂务缠身，加之其创作观念的实用化，主张标语口号诗，虽写下了大量诗歌，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取。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变化大，但郭沫若主要是诗人，而非政治家。因此，评价这个人物，应着眼于其文学成就。郭沫若的《女神》表现了一位天才诗人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真诚的个性，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起到了开创者的作用，其文学史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五四时期，郭沫若诗歌的出现，被诗坛称为“异军突起”。郭沫若的诗歌张扬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其胸襟和视野的开阔、感情力度的强悍、想象力的丰富，以及形式的不拘一格，给当时的诗坛极大震撼。郭沫若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创造精神和反叛精神。他的《天狗》张扬了自我和大无畏的反叛精神：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我是月的光，

我是日的光，

我是一切星球的光，

我是X光线的光，

我是全宇宙的Energy（能量）的总量！

我飞奔，

我狂叫，

我燃烧。

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

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

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

我食我的肉，

我吸我的血，

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

《天狗》最初发表于1920年2月7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一文中说：“在一九一九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年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凤凰涅槃》、《炉中煤》、《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一批想象丰富、激情澎湃的诗歌，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写下的。《天狗》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这首诗借用“天狗吞日”“天狗吞月”的民间传说，塑造了一个狂放不羁、气势磅礴的“天狗”形象。这个形象既是五四时期觉醒的古老民族的写照，又是具有彻底破坏和大胆创造精神的新人形象，体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氛围、时代情绪。

全诗分四节，诗人以“天狗”自喻，第一节的“吞”，第二节的“光”，第三节的“飞”，分别展示了“我”的大无畏的反叛和从大无畏的反叛中吸纳了力量以及把力量转化为“飞”的行动。第四节以“天狗”的还原，表现新的蓄势待发状态。诗歌想象力的诡异，感情的激越，形式的奔放、不拘一格，充分体现出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民主和自由的时代精神。

郭沫若的《匪徒颂》表达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地球，我的母亲》则充满了对劳动、创造的颂扬。《女神》最突出体现的是对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的歌颂，表现了与宇宙万物结合的自我力量。突出体现了诗人所接受的泛神论思想，也集中呈现出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风貌。

郭沫若诗歌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一种超越时代、超越社会的力量，比之胡适的白话诗，有着不同凡响的情感张力。他大胆而直露地表现自我，以及反叛黑暗传统的决绝态度，让当时好些诗人感觉到新诗的基点找到了。施蛰存在后来回忆说，早年看胡适的白话诗，总感觉缺少了什么东西，而郭沫若诗歌的出现，才感受到这才是现代诗。闻一多也说，郭沫若的诗歌，这才是新诗的方向。整个中国新诗，因着郭沫若诗歌的出现，发生转变，并基本确立了郭沫若诗歌作为现代诗的基础的格局。

郭沫若的诗歌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诗歌精致的形式，其诗的不规范、突进、粗俗，适应了那个时代精神的要求。狂飙突进的时代只有情感的极度张扬，想象的大跨度跳跃，才能表现大变革时代的力度。今天的诗歌，强调感情节制、含蓄，那是由于时代处于不同的阶段所致。所以，今天我们似乎更喜欢后来的戴望舒、徐志摩等的朦胧、优雅、含蓄，以及曲折多变的情韵。但郭沫若诗歌的想象力和感情的激越是后来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以现在的眼光评价郭沫若也许会出现一定的偏差，为数众多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对郭沫若的诗歌不屑一顾，认为郭沫若的诗歌不是好诗。然而，如果从文学史的立场上来看，我们不能否认郭沫若诗歌在新诗史上的开创者之地位。在郭沫若之前，人们一度评价说胡适是中国新诗第一人。而郭沫若诗歌产生之后，则认为，胡适固然是新诗创作的第一人，但是，郭沫若才是中国新诗第一人。郭沫若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上彻底打破了传统诗歌固有的审美以及创作形式。他的诗歌真正体现了五四时期的反叛精神。后来的戴望舒、艾青等，延续的都是郭沫若的诗歌方向。

郭沫若的创作贡献主要是《女神》集，浪漫主义手法突出、强劲。这也与郭沫若的心性有关。郭沫若生性放荡不羁，小时候就多次因调皮捣蛋而被校长勒令退学，他喜欢庄子、屈原、李白这些浪漫派诗人、所以天生具有浪漫情调。五四时期，他发起和领导的创造社也是一个以主张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为宗旨的充满反叛精神的文学社团。20世纪20年代他的诗歌创作突出彰显了他的狂放风格。如果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了五四文学对封建黑暗势力的批判的话，那么，郭沫若的诗歌则更倾向于讴歌未来，比之鲁迅、郭沫若的诗歌更体现了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因为五四是狂飙突进的时代。郭沫若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基石，中国的新诗才沿着浪漫主义的轨道开始不断地尝试和探索。

郭沫若诗歌重点在于表现感情。这一点在戴望舒、徐志摩、李金发的诗歌中有了继承，而闻一多走了另外一条路。也是从反方向中沿着郭沫若的诗歌开始了形式的探索。正如闻一多在自己的诗歌主张中说：诗歌感情要节制，感情节制才有厚重深沉的情怀。郭沫若诗歌的感情是不节制的，那是因为诗人的自我情感特别充沛，难于抑制。

到20世纪30年代，时代的风云变化，使中国的浪漫派诗歌较难蓬勃发展。由于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使现实主义诗歌更符合社会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下，浪漫主义诗歌在变型中得到了延续。艾青的诗体现了这种浪漫的变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