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蚊虫之灾当天就解决了。

地铺的问题也在当天晚上睡觉前就解决了。

革命化的“红专食堂”第二天中午就出现在铁路小学教学楼后面的高大的杨树林里。“厨房”和“餐厅”用杉木和苇席搭成。“餐桌”是同学们按照巧妙的规划和设计一锹一锹就地精心修建起来的。“餐桌儿”和“坐凳儿”都是用土筑就的。先在草地上作两个同心圆。外圆直径两米，内圆直径一米。然后把两个圆之间的泥土挖掉，挖成一个40多厘米深的圆形壕沟。修整得平整光滑的壕沟沿儿就是“坐凳儿”。再把从壕沟里挖出来的土堆到内圆上压实，就打造成了“餐桌儿”。这样，由席棚和几十张“餐桌儿”组成的“餐厅”就造成了。这是人们从没见过的“餐厅”，是这些年轻人珍爱的革命的创造。

但是“红专食堂”的工作并不顺利。副食好办，按照东北满族的饮食传统，除开鱼虾之类，可以多吃炖菜和拌菜。小鸡儿炖蘑菇，牛肉炖土豆儿，猪肉炖粉条子，猪肉炖扁豆茄子，凉拌黄瓜粉皮儿等等，轮流着吃。因为学院对“李大钊创业团”有伙食补贴，红专食堂的副食特别丰盛，然而主食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解决了，最难的是蒸馒头。在炊事班的务虚会上，女生们个个信心十足，说自己在家里做过饭，会做包子、饺子、馒头、面条儿。可是谁都没有想过，在家里做的都是几个人的饭，十个八个的馒头，是在室内操作，而如今蒸的却是二百多人吃的成百上千的馒头，是在三伏天烈日当空的半露天下操作。发好的面，使过了碱，时刻都在不停地继续发酵！第一锅馒头又白又大又甜，第二锅馒头白里透紫，第三锅馒头呈淡淡的紫色，而后面的馒头便越来越紫，越来越小，越来越酸，终于酸得让人不敢碰它们了！

同学们对着眼前的“彩色馒头”发愁。

主食班的几个女生躲在角落里默默地流泪。

有人悄悄地说：“扔了吧，另做呗。”

但是有人唱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两个班的党支部书记交换意见，讨论馒头问题。乔家槐说：“这是几十斤白面，不能扔。吃了它。党员带头儿！”另一个支部书记说：“对，吃了它！”

党支委们一致同意支部书记们的意见。十几名党员都默默地吃起了酸馒头！

古全和一次从饭笸箩里抄起两个酸馒头，转身就狠狠地咬了一口。

所有的团干部也跟着吃酸馒头，大家都抢着吃酸馒头。一大笸箩酸馒头转眼间就吃光了！

古全和想，炒菜，炖肉，煮稀饭，熬姜汤，都不难，难的是蒸馒头。他知道问题在使碱上，使碱必须考虑到气温的变化和时间的长短。可是怎么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儿呢？光靠摸索试验是不行的。不能天天号召大家吃酸馒头。他准备派人回学校去求援。不知是谁把这件事传到铁路食堂。帮助他们搭过席棚、垒过炉灶的铁路食堂的那朝柱师傅听到了这个消息，立刻跑来。他说：“听说你们做出了‘酸馒头’？”

他的话让大家听了苦笑。

那师傅说：“大热天儿蒸馒头难的是使碱。这要靠经验，你们一时掌握不好。这好办，我来教你们。”那师傅剃得精光的头，在中午的阳光的照射下闪闪放光。“你们到铁路上来干这么危险这么累的活儿，为啥？还不是为了建设咱们的国家嘛！你们还为俺们修了通往货场的煤渣路，俺们得谢谢你们呀！帮你们办好伙食是俺们分内的事儿！”

在那师傅给伙食班的同学们讲解发面的技术时候，王璐朝古全和跑来，随手递给他一张报纸，说道：“上面有重要社论！”

古全和见报纸的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做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他觉得新奇，便认真地看起了它的正文。看过之后随口对王璐说道：“‘驯服工具’？什么意思！人怎么能是工具呢！即使是个比喻，也太消极了。”古全和虽然已经是正式党员，也经历过反右派斗争和双反交心的锻炼，却还是缺少一些组织观念。他认为，凡是错误的东西，不论出自哪里，出自什么人，都在可以批评之列，而他不知道，世界上有些东西，有些人，即使是错误的，事实上也是不可以随便批评的。在中国，几千年来都是这样。

“小声点儿！”王璐提醒古全和，“听说这篇社论是刘少奇写的。”（这是当时的一种传闻，未必属实。）

古全和想，“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刘少奇有错误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的。”

王璐的父母都是老红军，牺牲在抗日战争的末期，他是由他叔叔和婶婶抚养成人的。他叔叔是国防委员会的委员。王璐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学习成绩中常，生活上邋里邋遢，即使在夏天也常常穿着他叔叔送给他的那件宽大的将校呢的旧军上衣。他中学毕业于江城市立中学，是古全和校友，因此觉得和古全和特别亲近，加之古全和是党员，年级的领导，政治上可靠，便经常向他透露一些他从他叔叔那里听来的小道儿消息。比如说刘少奇结过几次婚，彭德怀的脾气大，等等。

古全和相信社论是刘少奇写的，不过这没能改变他对“驯服工具论”的看法儿，他认为那篇社论不符无产阶级的民主精神。他想，共产党是个创造新世界的党，共产党员是开创新生活的战士，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要求把他们变成工具呢？这不是在鼓吹比奴性更甚的奴性吗？封建帝王也不曾这样公然要求过他的臣子呀。他认为所谓“奋发有为”是一句废话，因为它是以无条件地服从为前提的。而共产党员不应该无条件地服从任何个人。那样一旦党的权力落到个人手中，那共产党员不就变成个人的工具了吗？古全和自以为他一辈子都没有认可过“驯服工具论”，而在多年之后，他才吃惊地发现，他实际上奉行的也是“驯服工具论”。

李大钊创业团的同学们不分日夜地进行着紧张、艰苦、危险的劳动。他们吃喝睡眠不能定时，十几个人一组像煎鱼一般睡在一个个地铺上。这对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头一次。他们感觉新鲜、有趣、快乐，在短短的几天里就适应了这种火热的生活。57级1班的团支书王璐同学已经开始创作题为《风雨铁道线》的剧本儿了。他的创作活动启发了古全和。古全和利用劳动的间歇，给同学们讲世界文学常识，并倡议、组织和出版了16开的油印刊物《铁道线上》，隔天一期，发表同学们即兴创作的诗歌、散文和小故事，并在这个小小的刊物儿上开展文艺评论，把劳动锻炼、思想改造和专业学习结合起来，鼓舞了同学们的劳动热情，培养了同学们的专业思想，活跃了同学们的劳动生活。

转眼间两周过去了，同学们吃得好，睡得好，劳动好，学习好，按时出色地完成了所有的任务，得到铁路局领导的赞扬，个个心情愉快。不过这段时间古全和的心情从来都没有平静过。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吴月英老师向他转达的步行健书记的三点指示，念念不忘劳动安全问题。同学们每次执行任务，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晴天或是雨天，他都在劳动的现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车皮进站、打开的每一个环节。他知道，绝大多数同学不仅没有在铁路线上劳动的经验，即使一般工农业劳动的经验他们也没有，不能理解当前的劳动有多么危险。而他念初中寒假时曾经在这里拣过煤核儿，不止一次地目睹过发生在铁路线上的流血惨案，知道一旦发生人身安全事故，对刚刚开展的教育革命会有多么严重的消极影响。所以他连觉都不敢踏踏实实地睡，甚至没有在宿舍里给自己留下床位，一天24小时，只是夜里偶尔忍受着蚊虫的叮咬，躺在露天的“红专食堂”里的那条没有油漆过的旧槐木长凳上打个瞌睡。

今天下午四点，古全和随同57级同学到第三货栈卸矿石。

每逢卸矿石，古全和都站在靠近站台的车帮一边，小心地扫视着车厢下面是否有人，盯着乔家槐或是徐文良打开车厢的每一个动作。因为此时此刻最容易出现伤亡事故。自重数吨车皮，即使空载，即使以每秒几厘米的速度运行，也足以把阻挡它的人在刹那间撞倒在地。另外，当装载着四五十吨矿石的车皮，打开车厢一侧挡板的时候，那用沉重的山榆等硬杂木制造、又用沥青浸泡过、自身重达数百公斤的车帮，在几十吨矿石的侧压下，突然落下来的刹那，它的力量不下万斤，不管是谁，只要稍一和它接触，都会粉身碎骨。所以古全和强行规定，并反复强调，打开和关闭车帮的活儿，一律由乔家槐和徐文良亲自指挥操作，其他任何人不得插手。今天，在打开第一个车厢时，平时爱说爱唱、自由散漫的娄倩倩正站在车帮的下面忘形地说笑。而当指挥放下车帮的乔家槐发现她突然跳进危险地带的时候，车帮已经带着可怕的动静和巨大的力量朝她的头上砸去。眼见她就会脑浆迸流，一命呜呼。周围的人个个惊得目瞪口呆。虽然能救她的人就在一米的距离之内，可是没有人能在十分之一秒内完成把她从险境中推出去的动作。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要结束。这时，一直全神贯注地盯着卸车过程的古全和，突然挥起一支拐杖，横扫娄倩倩，把她扫倒在地。她跌了一跤，摔破了胳膊肘，却拣了一条命。娄倩倩不理解她的麻痹大意可能导致的严重恶果，还嘟嘟囔囔，说古全和大惊小怪，多此一举。这件事让古全和意识到，有些同学仍然缺少安全意识，收工后立刻在现场召开全团大会，再次强调劳动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严肃地重申这样的一条劳动纪律：任何人不得站在即将打开的车厢的五米之内，打开车皮的活儿只能由两位支部书记亲自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得擅自接触车厢的开关，开车厢前一定要反复提示，上下呼应，认真检查，确保车帮下面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