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州华人自立教会兴起的历史背景与原因

广州在20世纪初兴起华人自立运动是与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紧密联系和分不开的。中国教会自立运动是中国教会发展史，特别是基督教教会发展史上的头等大事。[2]中国教会自立运动萌芽始于19世纪60年代。李金强教授指出：“中国教会的自立运动，早于1862年，厦门闽南长老会，在该会传教士主导下，首先成立‘漳泉大会’，实行自养自治，为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先声。”[3]

在20世纪前20年里，中国教会自立运动蓬勃发展，出现了由以前以美国传教士传教为主，转而以华人教牧人员承接传教，自立教会纷纷出现的新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有以下原因的。

第一，在19世纪中后期，基督教来华传教，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外国传教士凭借了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因此这种侵华“洋教”（foreign church）遭到中国人的普遍反对，民教冲突不断，教案频繁发生。面对群情激愤，华人基督教友意识到教会必须改变19世纪以来由以外国传教士掌握的差会为主进行传教的局面，进而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中国教会自立运动。李金强教授说：

华人教友遂觉醒教会须要“改头换面”，脱去“洋教”外衣，由此促成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产生。此一运动目标乃要求脱离西差会或教士的管治与供养，传教主权，实行三自，进而联合各教会，而最终达成建立具有与中国文化结合的本色化自立教会。[4]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Special Committee on Survey and Occupation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ee）主席罗炳生（E.C.Lobenstine）在《中华归主》序言中指出：

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青年最近在《教务杂志》上发表议论说：“传教士的工作虽然很有成绩，但没有成功地在中国基督教中建立起对教会工作的主人翁感。”他的话是对的，他指出了一种确实存在的可悲事实。今后几年的当务之急就是在中国教友中树立对教会的主人翁感，使教会真正成为中国的教会。[5]

而在该报告“第十章 中国教会 第二节 自立的中国教会”中亦指出：

在中国许多地方，几乎在每一个大宗派里都有一种健康的自养、自治、自传运动在进展中……中国人要求一个洗去了洋教污名的教会，这个愿望促使若干中国基督徒组织与各宣教会所建立的教会组织毫无关系的教会……[6]

第二，浸信宗派的特色所致。浸信宗派特色是“强调宗教自由与宽容等信条……以‘信而受浸’、‘教友平等’及‘独立自治的地方教会’”[7]，故该会的教徒均受此影响，有了自立、自治的意识、要求与传统。

另据《两广浸信会联会会刊》所载的《两广浸信会的信仰、组织与精神》一文介绍：

体制组织：浸信会的体制既然是根据新约圣经的教义，所以每个会友都有其独立自主的向神崇拜，和对教会服务的义务。教会尊重每一个会友（不分阶级、性别）的意见，每一个会友对教会都有直接应负的责任，是一个最民主的，最富集体的教会……

独立精神：浸信会在两广是素以自立精神求教会的发展，每一个会友都奉献其资财，时间，才能为教会作宣传福音，服务人群；并在事业上也充分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