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早期《论语》英译及译本释要

就现有资料而言，《论语》最早的西文译本并非英语，而是署名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的“四书”拉丁语译本。该译本手稿现藏于意大利罗马国家图书馆伊曼努尔二世馆（Biblioteca Nazionale Vittorio Emanuele II），标题为“神父罗明坚收集的资料”（A P. Michaele Rogerio collecta），编号“Fondo Gesuiticon. 1185/3314”。手稿的第三部分即为《论语》，其标题是“De Consideratione”（直译为“论省察”），完成时间大概在1592年。[1]而第一部在西方刊印的《论语》拉丁语译本，则是由两位佛兰芒（Flemish）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鲁日满（François Rougemont，1624—1676）[2]与奥地利耶稣会士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1624—1684）及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5—1696）编译完成的，其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或以拉丁语表述中国人的智慧》（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3]该书1687年出版于法国巴黎，除《论语》之外，书中还包括《大学》和《中庸》的译文以及译者们撰写或编译的一些资料。[4]次年，在阿姆斯特丹又出版了该书的法语编译本，书名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道德教训》（La Morale de Confucius，philosophe de la Chine）。[5]而1691年这个法语编译本的英语转译本又在英国伦敦出版，题为《孔夫子的道德教训——一位中国哲学家，他的鼎盛期在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前500多年——本书是该国知识遗产的精粹之一》（The Morals of Confucius.A Chinese Philosopher，Who Flourish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oming of Our Lord and Saviour Jesus Christ.Being One of the Most Choicest Pieces of Learning Remaining of That Nation）。[6]

既然《孔夫子的道德教训》是一个转译本，那么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论语》英译本，则应该归于在印度传教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1809年，马士曼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出版了《孔子的著作，包括原文及译文；前附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论文》（The Works of Confucius；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with a Translation.To Which Is Prefixed a Dissert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第一卷。[7]然而，该书虽是直接译自《论语》原文，却并非全译本；因为这一卷中只包括《论语》“学而”第一至“乡党”第十的内容，而第二卷则始终未见刊印发行。

因此，《论语》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可能要记在另一位英国新教传教士高大卫（David Collie，？—1828）的名下。1828年，高大卫的“四书”英译本在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马六甲（Malacca）出版，其书名为《通常被称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译文及注释》（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Translated，and Illustrated with Notes）。[8]该书既可能是《论语》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也可能是“四书”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此外，在译本《序言》（Preface）的注释中，高大卫也提到了上述马士曼的《论语》译本。[9]

在此之后的1861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首位中文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出版了《中国经典：附有译文、注疏、绪论及详细索引》第一卷（The Chinese Classics：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vol.I，Containing Confucian Analects，The Great Learning，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10]该卷包括《论语》（Confucian Analects）、《大学》（The Great Learning）、《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 Mean），与其同时出版的第二卷为《孟子》（The Works of Mencius），[11]因此这两卷其实也构成了一部“四书”英译本。在第一卷的《序言》（Preface）中，理雅各对华人黄胜（Hwang Shing，1827—1902）的协助以及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5—1899）[12]对“主题词和专名索引”（indexes of Subjects and Proper Names）的汇编工作表示感谢。[13]此后，在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及修订上，理雅各几乎倾注了余生的全部心血，其不仅在译文上数次修改以极尽典丽考究，而且在注释的专业性与丰沛程度上也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其之后的汉学家或中国典籍的翻译者，鲜有能望其项背者。

当然，《论语》的翻译并不会因为这一高峰而止步不前，但后来者即便无法翻越，也不可能无视这一伟大的存在。1869年，英国语言学家、汉学家、剑桥大学第一任中文教授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14]也推出了他的《论语》英译本，其题名为《论语：被西方世界作为Confucius而知晓的孔子的言论》（The Lun Yü：Being Utterances of Kung Tzŭ，Known to the Western World as Confucius）。[15]据译者本人所述，该译本于1861年1—2月在北京完成；那么，其与理雅各《中国经典》初版本第一卷的发行时间应该基本相同。而译者翻译《论语》恐怕并非为了出版，只是数年之后出于避免原稿散佚之故才少量发行。此外，威妥玛还提到他在注释中经常采用一位中国学者K.的观点，[16]而此人在解释《论语》时主要遵从的是“汉儒”而非宋代的朱熹（1130—1200）。[17]这一点确实与其之前的马士曼、高大卫、理雅各多倚重朱熹《论语集注》[18]的做法有所不同。

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新教传教士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1847—1927）于1895年在伦敦出版了《论语：附有注释及导言的译本》（The Confucian Analects：A Translation，with Annotations and an Introduction）一书。[19]詹宁斯的这部《论语》英译本被收入“约翰·卢布克爵士百部丛书”（Sir John Lubbock’s Hundred Books），[20]该丛书广泛收录了东西方宗教、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且在时间跨度上也较大。在“翻译说明”（Note on the Translation）中，詹宁斯虽然向理雅各在《中国经典》中所做的工作致以敬意，但同时也指出他的译文与理雅各多有分歧，有时甚至也不同于标准的中文注疏。[21]至于究竟何为《论语》之标准的中文注疏，詹宁斯并未明言，但恐怕亦多指朱熹的《论语集注》，也许还包括《十三经注疏》中的《论语注疏》。

19世纪最后一部《论语》英译本1898年出版于上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作者为曾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的中国学者辜鸿铭（Ku Hung-ming，1857—1928）。该书的完整标题为《论语：新颖而别致的译本，以引用歌德和其他作家来进行阐释》（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22]标题页上也确实引用了《浮士德》（Faust：Eine Tragödie）第一部中的一句名言：“繁华易逝，惟真长存（Was glänzt，ist für den Augenblick geboren；Das Echte bleibt der Nachwelt unverloren）。”[23]而这“长存”之“真”，想必亦是指其所翻译的《论语》。不过，终究为中国学者的辜鸿铭，却与“传教士-学者”理雅各突显《论语》经解的厚重历史不同，其在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时极欲卸去传统注疏的“重负”，而“轻巧”地以西方文学、哲学、宗教之片言只语相“附丽”。所以，当我们再来检视辜鸿铭在译本《序言》（Preface）中对理雅各的批评时，[24]心头不禁会有一般别样的滋味。

当时间进入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又有三部《论语》英译本问世。1907年，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之子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在伦敦出版了《孔子的言论：〈论语〉精华新译》（The Sayings of Confucius：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25]该书被列入“东方智慧丛书”（The 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由英国汉学家艾尔弗雷德·朗斯洛特·克兰默-宾（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1872—1945）[26]和印度裔医学博士沙普尔吉·阿斯帕尼阿尔吉·卡帕迪亚（Shapurji Aspaniarji Kapadia，1857—1941）[27]共同担任主编。在《编者按》（Editorial Note）中，二人指出编辑这部丛书的目的是要以一种谦卑的方式达成东方和西方的亲善与理解。[28]至于翟林奈的译本，不仅没有全部翻译（约占《论语》所有篇章的三分之二），而且还打乱了《论语》二十篇的原有顺序，按八个主题重新进行了编排。这八个主题依次为：为政（Government and Public Affairs）、个人德性（Individual Virtue）、孔子视人（Confucius’Estimate of Others）、孔子自视（Confucius on Himself）、杂言（Miscellaneous Sayings）、容色言动（Personalia）、他人视孔子（Confucius as Seen by Others）和弟子之言（Sayings of the Disciples）。翟林奈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西方读者可以更为系统地接受儒家的思想学说。[29]在译本的《导言》（Introduction）中，翟林奈还批评了理雅各和詹宁斯从基督教观点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苛责，后者尽管已经有所意识但却未能贯彻始终。[30]进而，翟林奈认为这种“苛责”势必会影响对《论语》的理解以及译文的准确性。但是，译者的“先入之见”与译文的“准确性”之间，恐怕并非是这样一种单一的决定关系，具体的分析我们会在实际的校释中适时地给出。

1909年，时任中国海关洋员的赖发洛（Leonard A. Lyall，1867—？）出版了自己的《论语》（The Sayings of Confucius）英译本。[31]在1925年的《第二版序言》（Preface to Second Edition）中，赖发洛指出：“这是一本面向英语读者的书，而那些除了中国学者以外不会有人对之感兴趣的长篇注释是不合时宜的。”[32]然而，这种堂皇的理由恐怕只是赖发洛简陋至极的注释在面对理雅各译本时的一种“自我辩解”而已。此外，赖发洛译本第二版的译文还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符合原文”的调整，[33]而1935年的第三版又再次做出了修改。[34]

我们在此所要介绍的最后一部《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英译本，也是如理雅各译本一般的鸿篇巨制。该书1910年出版于日本横滨（Yokohama），其译者是英国联合卫理公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es）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35]使得该译本卷帙庞大的一个原因是，除了原文、译文及长篇注释之外，苏慧廉还附上了理雅各、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36]辜鸿铭以及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37]的部分译文。不过，苏慧廉在译本《序言》中已经指出，在翻译之时他“对前辈们的解释未作任何参考”，只是在译罢之后，才参照上述译本进行了修正和校释。[38]在这四个译本中，除理雅各和辜鸿铭的为英译本之外，晁德莅的为拉丁语译本，而顾赛芬的则是法语和拉丁语的双语译本。在译本《序言》（Preface）中，苏慧廉虽然也对理雅各的专业精神致以敬意，但同时也认为这部学术性的译著其措辞过于正式，很难在英国人中产生其像在中国人中所产生的作用。而一部新的译本，既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又可以再度引起对《论语》的重视。[39]另据译者所言，这部译著本应在1907年出版，但是由于远离印刷商、失火以及本人工作地点的变迁导致时间向后延迟了三年之久。[40]

此外，尚需一提的是，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在一篇有关比利时裔澳大利亚学者西蒙·莱斯（Simon Leys，1935—）《论语》英译本[41]的“书评”中，似乎认为英国公理会传教士（Congregationalist missionary）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1840年也有一个《论语》译本，其中《新约》《旧约》的段落常常被插入以引出道德和宗教的教训。[42]考之英国新教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所著的《赴华新教传教士备忘录：著作列表及已故者讣告》（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史景迁所说的“译本”应为《论语新纂》（Lún Yù Sin Tswan）。然而，在麦都思这一条中，所列著作按语言类别分为三类：汉语、马来语和英语，《论语新纂》被列在汉语著作之中。[43]因此，史景迁在讨论《论语》英译的语境下，突然提到这部著作确实令人感到有些“言之不当”。

那么，至此百余年间的《论语》英译历史已经大致廓清，我们姑且将其称为《论语》英译的早期。而其中理雅各的译本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本书在对《论语·学而》进行“汇校集释”时便以之为“底本”。该译本的出版时间（1861）又刚好在这一百年的中间，所以我们向前向后再分别选出两个译本作为“校本”，其译者为理雅各之前的马士曼、高大卫和之后的詹宁斯与苏慧廉。马士曼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论语》英译本的作者，而高大卫与理雅各又同属“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其关系毋庸多言。詹宁斯与苏慧廉于理雅各则既有学习、借鉴，又有发展甚至反拨，其“影响的焦虑”亦依稀可辨。当然，在具体的校释过程中，我们还会适时引入其他译本，包括上述早期译本及之后的重要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