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性别诗学的缘起和发展

女性主义（也称女权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发轫于欧美的一股声势浩大、影响深广的美学思潮和历史文化思潮。它从性别意识出发，清理父权制的性政治，在建立女性主义批评和标举差异中不断建树自己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并被运用于社会学、妇女学、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本土批评与理论的主要话语资源之一。

一般认为，妇女解放运动肇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倡导尊重人权，对中产阶级妇女产生了重要影响。意大利的维多贝诺·达斐尔特为当地人民办了一所学校，任何阶层的男女子弟均有入学权。后来这种教育制度和理想传遍全欧洲。城市的发展也为妇女的独立、摆脱对男人的经济依靠提供了某种基础。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使广大妇女组织起来，开始向父权制传统宣战。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妇女领袖奥林普·德·古日发表了《女权宣言》，陈述了女人在革命中“不在场”的境况。同年，英国女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为女权辩护》，批判了女人生来是男人附庸物的观点，提出女子和男子一样具有理性，应当在政治、教育、工作及财产继承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同时呼吁女子成为为社会做贡献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女权宣言》和《为女权辩护》被日后的女性主义者们奉为宝典。此外，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对女权主义运动产生过一定影响。欧文、傅立叶在其想象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建构了男女平等相处的模式，并认为每个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由妇女所获得的自由促成的，当妇女的自由程度减弱，社会也随之退化。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十分关注妇女问题，发表了不少抨击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对妇女运动产生了重要作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一书中集中探讨了性别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发展变化问题，突出了妇女社会处境的历史性与可变更性，其引发的相关著述延续至今。[1]

女性主义的兴起与妇女解放运动密切相连，是西方女权运动深入文化领域的产物。19世纪60年代，在崇尚权力和自由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欧美展开了大规模的妇女运动，掀起了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女权主义者在现有的规则与法律体系中，为争取女性形式上的平等而斗争。这一时期以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为主要特征，强调男女两性的共性和平等，反对性别歧视，断言男性和女性实质上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他们的社会化方式不一样，强调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同样的地位，追求男人和女人拥有法律和政治上的形式平等。

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随着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的政治气候出现，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酝酿形成。如果说在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阶段，几乎所有的女权主义者都强调性别平等，只是对平等的具体理解上有争议，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阶段，他们则强调性别差异并探讨性别差异的根源和逻辑。在此阶段，女性主义的内部衍生出形形色色的理论变体，诸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等，这些流派多元并立，围绕平等和差异问题、女性主义的目标展开了大讨论。首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分别主张，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平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都断言无论是作为自由民主的理性公民，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无产者，男性和女性在实质上是相同的。在这一阶段，其他流派的女性主义者开始挑战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挑战者们认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其本性、经历和历史都是不同的，大多数文本反映的只是某一性别的现实。并且，女性之间除了阶级以外，还存在着基于其他基础的差异。因此，女性主义的目标应该是尊重差异，并认同如果要包含与反映两性之间多样的现实，我们就需要改变语言和知识的主体。

从20世纪90年代起，女性主义开始与后现代主义相互融合，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进入了女性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后现代女性主义发展时期。后现代女性主义以解构为目的，向启蒙时代开始形成的启蒙传统和现代思想提出挑战，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提倡多元论与整合的思维模式；反对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强调注重女性与女性、女性与男性因国家、种族、阶级、宗教的不同而形成的各种差异，呼唤人们注意女性内部千差万别的经验；反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主体的存在；挑战现代主义的启蒙思想和静止的社会性别观等。例如美国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中对“女性”作为女性主义的主体提出了质疑。她借用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福柯的管控性生产、拉康的原初禁制理论和弗洛伊德的性抑郁的解读，从哲学本体论层面重新追问语言、主体、性别身份等关键性概念，深刻阐述了异性恋框架下的性别身份和欲望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从而颠覆了霸权话语对性、性别、性欲的强制性规定。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已不再局限于从女性自身权益出发进行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政治实践，而是能够着眼于整个人类的利益和命运来考虑自身的目标，一方面，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识到，如果没有男性的参与，要充分认识并有效改变妇女的屈从地位是不可能的。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改变了传统女权主义往往站在女性自身的立场上、从女性自身的利益出发来争取女性的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做法，明确主张和要求与男性开展全面合作，积极寻求男性的支持和参与；另一方面，后现代女性主义面对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困扰全球的冲突、对抗、能源危机、生态破坏、核威胁等问题，积极寻求解决办法，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压迫，努力探索一种新的伦理文化，将解决性别不平等和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结合起来。

应该指出的是，第一浪潮女性主义的理论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方面，为妇女争取政治上的平等权利以及受教育与就业的权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并没有改变。1949年，西蒙·波伏娃出版了《第二性》一书，提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2]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父权制社会通过男性中心话语权力强加给女性的观点成了女权运动的旗帜，对第二浪潮女性主义（Second-wave Feminism）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发了妇女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热潮。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激进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等多种流派。虽然流派纷纭，各有各的具体主张，但各流派都有着一致的目标，即消灭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及社会、文化各领域的性别歧视。从20世纪90年代起，女性主义开始与后现代主义相互融合，进入了第三浪潮女性主义，即后现代女性主义发展时期。

迄今为止，女性主义诗学思潮在西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其立足点是揭露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颠覆男性中心文化。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被认为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对美国社会的妇女问题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女权运动的发展。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从男女生理差异出发揭露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进而揭示了性问题的政治内涵。第二阶段开始于70年代中期，发展以女性经验为基础的批评模式，揭示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源。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其代表著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中从女性经历的角度审视英国小说中自勃朗特以来的大量名不见经传的女性作家，指出女性文学有其独特的属性，应该被视为一种亚文化[3]。80年代中期以后是其发展的第三阶段。受后学思潮的影响，当代的西方女性主义美学在认识论上发生了三大重要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质疑并扬弃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的认识论，尤其是启蒙主义中有关性别压迫的宏大叙述；第二个转变就是将研究的重心从社会体制和物质角度来研究妇女问题转向从性别视角审视人类的语言、思维特点、叙述方式、批评与诠释等方面的问题；第三个转变即从强调男女平等的理论转向注重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和文化中的妇女之间的差异。[4]在经历以上三个转变的同时，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开始深入性别诗学研究，在对女性亚文化作深入全面研究的基础上，关注生物性别、社会性别和女性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身体、饮食、衣饰、家居、购物等，并挖掘其中的价值和意义，从意识形态、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方面对男权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探讨女性在文化中的地位并试图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化，发展成为容纳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领域的知识和理论的多元格局的跨学科的性别文化诗学。

1995年9月4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不仅为世界女性主义资源大量输入中国搭建了平台，而且深刻影响并拓展了中国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其后，有关女性主义的批评和理论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充斥中国文论界。当下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呈现为以下三种批评形态：第一，女性主义批判。主要是从女性主义视角考察文本，包括男性作家作品对女性形象的扭曲以及父权意识对性别含义的建构。第二，女性中心批评。追溯女性的文学传统，探索女性意识、女性经验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努力发掘被埋没、被曲解的女性作家及作品，使她们浮出历史地表。第三，跨学科的性别文化诗学。1999年，叶舒宪主编的《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我国第一部以“性别诗学”命名的学术著作，叶舒宪在导论中指出性别诗学的思考在女性主义文学观、文化观和社会观三方面达成了坚实的默契；2005年，万莲子在《湘潭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性别：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一文，指出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将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而是强调女性是人类的另一半，男女双性作为人“类”，人权首先是人身之主体地位和权利；2011年，林树明在《迈向性别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阐释了如何超越性别二元对立，挖掘男女两性特殊的精神底蕴和文学的审美表达方式来研究文学。中国性别诗学与社会文化思潮互动，试图以一种两性和谐发展的意识替代两性对抗的意识，建构一种新型的两性审美关系，在文化与审美领域获取更高层次和更深意义上的性别审美理想。

虽然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迅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但经过一番梳理和考察，还是发现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此总结如下：当下的批评理论多从西方的概念术语中推衍出来，由于异质文化的差异，在运用西方话语时常有疏离、脱节之处，忽略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女性特殊的生存现实；过于强调男女二元对立，忽略了探讨由各种社会、文化、时代等所铸成的两性角色的复杂性。有鉴于此，当下的女性主义研究亟待一种新的综合，即立足于中国社会性别发展的客观情势，通过深入系统地整合西方的文艺理论和本土的诗学传统，建构富有民族特色、超越男女二元对立、关注两性新型审美关系的性别诗学体系，为两性和谐的人文建设提供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