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思想史“化身万千”

——思想史高端论坛之缘起

葛兆光[1]

在2007年之前，我的主要兴趣是中国思想史，在2007年文史研究院建立之后，我才把重心逐渐转向“从周边看中国”，于是，东亚和中国，疆域、族群、信仰、国家与认同问题，成为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十二年之后，我放下文史研究院的工作，所以，还是想回到思想史研究领域。刚好之前在“双一流”建设会议上，许宁生校长曾提及，要重视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在上海市高峰计划中，历史系设置了一个课题，就是思想史高端论坛。

思想史在中国很重要。传统中国，常常会讨论究竟什么是末，什么是本，什么是器，什么是道，什么是用，什么是体。在中国传统思想世界里面，总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如果不搞清楚本、道、体，只抓住末、器、用就不成。所以，即使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代，中国知识人也不太愿意采取实用方式，把知识技术简单抄来抄去，把时装穿上一件脱去一件，好像总要追问个“什么道理”。所以，宋初宰相赵普的一句名言就是“道理最大”，而现代学者林毓生先生也说，中国习惯于“通过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

所以，思想史很重要。思想史就是研究道理在历史上是怎么变化的，它为什么会变化。历史学家何炳棣在晚年就引用冯友兰的话说，思想史在历史研究里面是“画龙点睛”，只有点了眼睛，历史这条龙才活了起来。所以，连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何炳棣，晚年也要在思想史上插一脚。

不过，思想史研究在西方曾经很没落。这次没能来的老朋友黄进兴就引用美国老帅麦克阿瑟的名言说，思想史研究就像“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可思想史在21世纪的中国却很兴盛。很多学者都说过这个学术界的反常现象。并不是我研究思想史，就说思想史繁荣和重要，其实大家数数，在中国这几十年影响最大的人文学者——李泽厚先生、余英时先生，都可以说是思想史学者，而在座的好些学者，也都是思想史研究者。所以，我2010年担任普林斯顿访问学人，在普大做的第一次公开演讲，题目就是《思想史为什么在中国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前面讲的，中国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习惯于“从思想文化解决问题”。说实在话，我从来没看到过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知识界，像中国知识界那么喜欢讨论体用、道器、本末这些大道理。

但是，近来思想史研究遇到一些曲折——我不用“困境”、“挫折”或者“衰落”这样丧气的词眼——只是曲折，“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思想史似乎被“五马分尸”，除了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学术思想史、文学思想史等，什么领域都说自己在讨论思想史，研究边疆的人说有“边疆思想史”，研究地理的人说有“地理思想史”，研究制度的人说有“制度思想史”。这就好像以前谜语里面讲大蒜，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一旦站起来，衣服就扯破，思想史好像被“五马分尸”了。用“五马分尸”这个词不好，我觉得还是“化身万千”这个词好一点儿，所以这次论坛的题目就用了“化身万千”。其实，我们也赞成化身万千，毕竟各个领域都讨论思想史是好事，所以，我们又加了个副标题叫“开放的思想史”。

问题是，开放了的思想史，它还能守住自己的领地，写出明确的脉络，划出清晰的边界吗？

国内如此，国外也有冲击。现在，国际学界的思想史又有一点儿“复苏”，但这个复苏，好像特别表现在所谓“国际思想史”领域，就像入江昭提倡的国际史一样，重点是研究超越国境的、跨区域的思想观念，所以，传播、变形，日语里面说的“受容”和“变容”成了相当引人瞩目的话题。可是，中国思想史呢？我曾经回应哈佛大学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mitage）教授，就是那个写了轰动一时的《历史学宣言》的教授所提出的“国际思想史”说法，希望他们也考虑历史上的“王朝”、“帝国”和“国家”对思想史的影响，不要忽略那些不那么跨越国家和区域的思想观念，毕竟在中国传统里，国家对思想、王朝对文化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现在思想史研究里面，什么是中国的思想史，什么是中国思想史的关注重心，什么是中国思想史的特别脉络，就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过去，大家知道，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依傍哲学史来建立自己的主轴和脉络的，那么，在化身万千之后，开放的思想史，怎样提出问题、站稳脚跟、呈现立场和划清边界？

这就是我们办第一届思想史高端论坛的缘故。

[1]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