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20年全球重大风险
2020年，全球政治经济形势面临许多重大风险。这些风险事件不是必然会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会对全球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综合考虑其影响程度和发生概率，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十大风险。
（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世界经济增速正处于快速下降中，当前虽然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经济稳定的现象，但是经济进一步下行甚至出现衰退的风险依然存在。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以后，中美贸易摩擦从不断升级趋势转向缓和态势，这对恢复贸易增长、稳定市场预期和投资者信心会带来正面影响。但是中美贸易摩擦仍然存在出现反复的可能性，并且有可能出现摩擦范围向其他领域扩大的现象，美国还有可能因汽车贸易等问题和欧洲、日本等经济体引发新的贸易冲突，国际贸易冲突升级风险并未消除。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同步采取货币宽松政策，这对刺激经济活力和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将产生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处于负利率和超低利率的环境下，货币宽松政策刺激效果有限，且可能引发新的金融风险。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及其引发的股市震荡，已经使世界经济处于衰退边缘。如果新冠疫情不能在较短时期内得到有效控制，则股市还会进一步恐慌性下跌，并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一场金融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衰退。
美国经济走势对世界经济有重大影响。如果美国经济企稳，则世界经济有可能保持相对稳定。如果美国陷入衰退，则可能引发主要发达经济体甚至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美国经济中具有一些支撑经济企稳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市场运行良好，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工资稳步上升，有助于支撑美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稳定增长；2020年是总统选举年，特朗普会采取各种措施支持经济增长，防止经济下滑影响其总统选举。
美国经济中也有导致经济进一步下滑甚至出现衰退的因素和信号，主要包括：总需求增速仍在下降，制造业已现衰退迹象，美国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现象。另外，贸易冲突升级和股市泡沫破裂的风险仍然存在。
美国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下降，总需求下降趋势明显。美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已从2018年第二季度的3.2%逐步下降到了2019年第三季度的2.0%。用GDP平减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连续5个季度下降，从2018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2.7%下降到了2019年第三季度的1.7%。
美国制造业前景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2018年8月以后不断下降，至2019年12月，该指数跌至47.2，这是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制造业产出指数和新增订单数均为负增长。美国制造业产出指数已从2018年12月2.6%的高点开始回落，至2019年12月，制造业产出指数同比增长-1.3%；制造业新增订单月度同比增长率在2018年8月达到8.5%的近期高点，此后快速下降，2019年5月开始负增长，至2019年11月，制造业新增订单指数同比增长-1.3%。
按照美联储的研究，从1973年以来，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五次10年期国债收益率季度平均值小于3月期国债收益率季度平均值的现象，即国债收益率倒挂现象。这五次国债收益率倒挂现象出现之后均伴随着一次经济衰退，因而国债收益率倒挂被认为是预示经济衰退的强烈信号。2018年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3月期国债收益率的利差不断缩小。2019年3月22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3月期国债收益率出现近期以来的首次倒挂，并从5月23日至10月10日出现持续倒挂现象。此后，倒挂现象有所缓解。2020年1月以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次向3月期国债收益率靠近，国债收益率倒挂这一经济衰退信号可能再次出现。新冠疫情的暴发，可能成为导致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国际贸易冲突升级
美国挑起的经贸冲突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了显著负面影响，其未来演变仍将是影响世界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美已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经贸摩擦总体上走向缓和，但是也可能出现反复。未来还存在两大风险。一是第一阶段协议的执行风险，二是下一阶段协议的谈判风险。第一阶段协议中有专门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安排，用于评估协议执行情况以及解决协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争端。这一机制是有助于降低和管控执行风险的。但是，如果双方在争端解决过程中未达成共识，可采取停止某项义务、退出协议或其他措施。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产生新的摩擦。另外，下一阶段协议的谈判难度要大于第一阶段协议，鉴于特朗普政府习惯使用极限施压的方式，在谈判过程中出现摩擦升级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美国对中国挑起的经贸摩擦还有向科技、金融领域蔓延的迹象。目前在科技和金融领域已经表现出一些局部摩擦，如果摩擦升级，中美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均会受到负面冲击。科技领域的摩擦升级，可能导致中美两国企业重构价值链和技术发展路径，由此也会带来全球价值链和研发格局的变化。金融领域的摩擦升级，将导致中美双方减少资金往来和降低货币交易规模，并影响中美两国的跨国货物、服务、人员、信息等的交易和交流，由此也会给世界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还可能在汽车贸易和数字经济等领域与其他贸易伙伴发生新的贸易冲突。美国商务部已经完成关于汽车进口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232调查”，特朗普于2019年5月17日发布公告，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就汽车贸易问题与欧盟、日本等贸易伙伴进行谈判，并在180天之内拿出谈判结果。但美国和欧盟、日本并未在180天之内就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协议，因而美国随时有可能加征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口关税。一旦美国加征这一关税，欧盟和日本等很有可能进行报复，并进而引起冲突升级。另外，因反对法国开征数字服务税，美国对法国24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行为，可能引起法国的贸易报复，这同样有可能引起法美贸易冲突升级。美国贸易政策还可能引发与印度等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
（三）中美因台湾、南海等问题政治军事对抗风险上升
中美矛盾有从经贸领域向政治、安全等高政治领域扩散的趋势。2020年美国两党为赢得总统大选，有可能支持和采取更为激进的对华政策，中美两国因台湾、南海等问题陷入政治军事对抗的风险上升。
2019年12月，美参议院通过2020年《国防授权法》，要求成立高级别“美台工作小组”，还包括鼓励对台军售、实战训练、军事演习，以及“鼓励盟国和伙伴仿效”等内容。2020年1月，台民进党以明显优势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在民进党当局的煽动和配合下，美国有可能进一步挑战“一个中国”政策，进而导致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还可能提高台湾在其“印太战略”中的位置，将美台关系更深地嵌入美在印太地区的多边安全网络，增加台湾问题与中日、中印、中澳等双边关系的联动性，加剧中国周边外交形势和亚太安全形势的复杂性。
南海“自由航行”问题是中美在地缘安全领域的另一个敏感问题。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军不断提升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军事行动，美国舰船多次闯入南海岛礁12海里，中美军舰相遇和摩擦事件时有发生。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美因南海“自由航行”问题发生冲突的风险进一步上升。
（四）《中导条约》失效引发军备竞赛
《中导条约》失效破坏了原有稳定的国际军控体系。《中导条约》对于国际军控体系的重要意义有三点：首先，《中导条约》的成功签署，与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1972年美苏《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一起，共同构成了冷战时期军控体系的基石，标志着两个超级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全面军控。其次，《中导条约》为冷战结束后美俄缔结1991年《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Ⅰ）、1993年《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和2010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提供了经验。一系列条约签署后，美俄庞大的战略武器库削减了一个数量级。最后，《中导条约》还开启了一个大国间从最高决策层到技术执行层相互进行有效沟通、防止战略误判的良好机制。它的失效意味着从冷战时期过渡到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军控体系的坍塌，以及国家间战略误判概率的升高。
《中导条约》失效将刺激和加剧新一轮的国际军备竞赛。国际关系中本就存在难以超越的“安全困境”，而《中导条约》的失效加剧了这一困境，导致世界各国以保护自身安全为由而掀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首先，美国通过自我解绑，可以不受约束地研发更为有效的中程导弹，以破坏他国国家安全为代价获得“绝对安全”地位。8月18日，距离《中导条约》失效仅十几天，美国就成功试射一枚射程超过500公里的改进型“战斧”巡航导弹，可见其早已蓄谋已久。其次，与美国处于竞争关系的国家，将因美国的破坏行为而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制衡措施，从而造成更为复杂的国家间博弈局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9年国情咨文讲话时已警告，美国若在欧洲部署中短程导弹，俄罗斯将采取同等和非对称措施。法、德等欧洲国家对此表现出强烈的警惕。欧洲大陆的安全形势走向令人担忧。最后，世界大国对于先前已达成承诺的失信，将导致其他国家对于基本国际规则和道义的失望以及为了维系自身安全而采取不加选择的手段。伊朗已经宣布不履行伊核协议条款，沙特公开宣布将加快国内核试验，印度近期因克什米尔问题表态将“视情况”来决定是否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些情况表明，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风险在不断上升。
美国在计划退出《中导条约》的同时，已经确定了分阶段发展包括弹道、巡航和高超音速等在内的《中导条约》所禁止的多种陆基导弹武器，射程范围覆盖近程到中远程。而俄罗斯也已公开下一代核武器研发计划，每一种都是明确针对美国庞大的预警和防御系统网络而设计的。俄罗斯现在正重点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导弹。在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的第二天即2019年8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就表示，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将陆基中程导弹部署到亚洲地区，欧洲也将是美国重点推动部署的地区。俄总统普京对此警告称，如果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俄将做出快速有效反应，将核武器“瞄准”部署美国导弹的欧洲国家。如此将引发连锁反应，加剧和加速大国间军备竞赛进程。
《中导条约》失效还将增大触发战争的风险，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中导条约》之所以规定销毁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中短程和中程导弹，是因为500公里射程以下的核导弹射程太近，战争中即使使用也很难波及美苏两个分处东西半球的大国本土，而5500公里射程以上的导弹由于其超远射程为对方留出了足够的预警反应时间进行反击，因此也不会轻易使用，而主要用于战略威慑。相比较而言，射程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短程和中程导弹实战性最强，触发战争的风险最大。2019年初美国发布的《核态势审议报告》，提出发展低当量核弹头，这正与此类导弹相匹配。美国退约后发展部署此类导弹武器，这意味着今后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将大幅上升。而一些核武库规模相对较小的核国家为了保证有效的核报复能力，也势必因此而降低在危机中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这样将极大地增加核大国之间的危机不稳定性。
（五）中东地区陷入新一轮动荡
美国自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以来，持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遭伊方坚决回击，两者之间矛盾不断升级。特朗普在戈兰高地主权归属上发表刺激性言论，让中东局势再度紧张。2020年1月3日，美军袭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直接将中东局势推向战争边缘。伊朗向美驻伊拉克两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报复后，特朗普政府及时止损，未做出进一步军事升级行动，地区紧张形势才得到暂时缓和。1月5日，伊朗政府宣布取消所有伊核协议对其的限制措施。1月20日，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表示，如果欧洲国家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朗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20年美伊围绕伊核问题的争端将持续甚至升级，国际防核扩散形势将承受更大压力。
利比亚内战尚未结束，“国民军”从2019年4月开始陆续向民族团结政府控制区域发动进攻，新一轮武装冲突再次爆发。利比亚国内的政治割据势力相互缠斗不休，多个部落林立于地方，“伊斯兰国”组织可能趁机卷土重来。叙利亚战争本已接近尾声，土耳其因库尔德人问题在叙土边境发动“和平之泉”军事行动，让本已障碍重重的叙国家和平重建进程再添变数。叙利亚镑对美元汇率连续下跌，加上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已持续4年多内战状态的也门还未远离战火困扰。埃及反恐形势严峻，自2019年11月起进入新一轮紧急状态。“阿拉伯之春”以来，多个中东国家陷入国内治理困局，而近期不容乐观的各地形势表明，中东国家的碎片化趋势还将进一步加重，该地区将长期处于紧张和冲突之中。
（六）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冲突激化
2019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因克什米尔问题冲突不断。2月14日，宗教武装组织“穆罕默德军”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实施爆炸袭击，至少40名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士兵身亡。印方指责巴方支持“穆罕默德军”，遭到巴方否认。2月26日，印度空军越过克什米尔印巴实际控制线，对“穆罕默德军”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营地进行打击。巴方组织反击，击落飞入巴实控线的印度战机，生擒了印度空军飞行员。此后，两国地面部队相互炮击，地区紧张关系骤然升级。3月，巴基斯坦将俘虏的印度飞行员交还印度，但印巴在克什米尔边界附近的小规模武装冲突依然持续不断。7月，印度以克什米尔印控区连续遭到武装组织袭击为由，向当地紧急增兵，随后于8月2日在克什米尔对“叛军武装”展开清剿行动。8月5日印度又宣布废除所谓“查谟—克什米尔邦”的特殊地位，成立“查谟—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和“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单方面改变克什米尔地区现状。
莫迪政府一直希望抓住美国调整对巴政策和阿富汗—巴基斯坦关系恶化的契机，以压促变，恶化巴基斯坦的国际环境，迫使巴基斯坦接受克什米尔地区的现状。克什米尔对巴基斯坦的战略价值极其重要，无论是基于地缘安全考虑，还是基于水资源安全、民族宗教情感等因素，巴方都不会轻易做出让步。作为实力更强的一方，印度希望通过施压和双边谈判来解决问题。作为弱势一方，巴基斯坦则寻求将争议“国际化”，试图引入外部力量支持。由于印度控制了克什米尔的有利地缘位置，愿意寻求以实控线为基础解决争端，而巴基斯坦难以接受以现状作为最终解决方案，因此只要印度继续奉行单边冻结克什米尔地区现状、维持低烈度冲突和高压力对巴外交的政策，印巴关系将很难缓和，两国军事和外交层面的斗争将会延续并可能激化。
（七）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
2019年2月，美朝领导人河内峰会无果而终，自此朝核问题重陷僵局。美朝双方在无核化定义、进程和解除制裁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为敦促美国改变对朝敌视态度，解除对朝经济制裁，朝鲜对美政策日趋强硬，自2019年5月以来已累计进行了十余次导弹试验。美国则认为朝鲜在半岛无核化方面尚未做出实质贡献，因此没有改变对朝“极限施压”的意愿，只是近期在暂停军演等方面做出让步。2019年10月，美朝代表在瑞典的工作磋商未能取得任何实质进展，朝鲜多次要求美国在2019年12月底前拿出朝美对话新方案，并于12月7日进行了疑似导弹发动机测试的试验。12月底，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上表示，朝鲜已率先采取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废除核试验场等措施，但在此期间美国始终没有做出积极回应，反而采取数十次联合军演、单独制裁等敌视朝鲜的措施，在此条件下，“朝鲜没有理由单方面受制于没有守护的伙伴的公约”，朝鲜将很快拥有“新的战略武器”。
自美朝首脑第一次峰会以来，面对朝鲜的一系列举动，特朗普一直强调朝鲜会遵守承诺，但在2020年1月初，特朗普首次表示金正恩有可能打破维持朝美对话局面的前提，即朝鲜中止核试验和试射洲际导弹的承诺。据韩联社报道，2020年1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李善权替换李勇浩任朝鲜外长，这可能预示朝鲜对美立场将更趋强硬。对美朝双方来说，战争都是不可承受的灾难性选择，但这恰恰有可能成为双方利用的筹码，双方均有可能试图以这种逼近战争的悬崖策略迫使对方让步，这将给朝鲜半岛及周边地区安全带来极大风险。
（八）部分国家内部动乱诱发全球社会动荡
在特定事件的诱发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矛盾迅速升级，并演变为大规模的暴乱，全球可能随之进入新一轮的动乱期。2019年，民众抗议和示威浪潮引发社会失序，甚至升级为骚乱和暴乱，成为世界性现象。从欧洲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到亚洲的印度，到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再到拉美的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等，概莫能外。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抗议风潮固然不乏外部干预和民族宗教矛盾等诱因的“点燃”之功，但经济增长长期低迷、内部贫富悬殊、青年人失业严重、发展机会匮乏、社会保障低于预期等表现出的显著的脆弱性长期存在且看不到解决的希望，才是为动荡之火提供燃料的更重要的因素。
社会动荡仍是2020年的主要风险点之一。第一，2020年世界经济仍可能持续低迷，经济问题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仍然存在且可能更为严重。第二，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治理能力较弱的局面难有根本改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等领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还会不断加大，并且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联动性不断加强，传统的治理手段和方法难以有效应对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和复杂多变的国内矛盾。第三，世界主要国家的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正在经历显著变化，并给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宏观政策制定、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政治倾向和社会思潮带来深刻影响，尤其是大学毕业人口的迅速上升，由此出现了普遍的大学生就业不足和就业低于预期的现象，这成为社会动荡或暴乱的潜在因素。第四，网络时代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且争夺权利的社会动员成本不断下降。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也加深了人们对自身权利的认知。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由于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开始形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这也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来源。
（九）国际原油供给出现危机
国际原油市场总体上供给充足，但是中东地区动荡影响世界原油供给并造成供给不足、运输中断和油价快速上升的风险仍然存在。
沙特和俄罗斯未达成原油减产协议，两国均计划增加原油产量，加上世界经济下滑引起的原油需求下降，原油价格大幅下降。这种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也蕴含着供给中断的风险。油价暴跌会导致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委内瑞拉等产油国的出口收入和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加大其社会冲突和政局动荡风险，从而可能引发原油生产和运输中断风险。
尽管美伊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低，但双方的缠斗可能加剧，甚至存在局势失控的风险。伊朗因美国制裁在国际原油供应中的重要性下降，但是美伊冲突加剧可能影响到中东其他产油国。美伊军事冲突的地点集中于伊拉克，伊拉克等中东产油国可能在后续矛盾激化过程中被卷入武装冲突，引发原油产量下降。冲突升级也可能导致伊朗周边国家，如沙特、阿联酋的原油产量下降，从而引发全球原油供给减少。以中东国家为主体的欧佩克控制着全球原油四成的产量和六成的贸易量，中东原油供给减少对国际原油市场会有较大冲击。更为重要的是，伊朗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日均原油运输量占全球总量的33%。一旦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原油运输被中断，国际原油供给就会出现严重的危机。而且，在高度金融化的国际原油市场中，投资者担忧美伊军事冲突导致中东地区原油供应中断的预期及引发的市场恐慌情绪，会加大原油供给危机的程度和危机的负面后果。
美国页岩油气产量的增长可以作为中东原油供应减少的补充，但是美国页岩油气产能在油价过低时期会受到损害，短期内产量增长是有限的，即使产量快速增长，其油气向欧洲和亚洲的运输量在短期内也难以得到提升。如果中东原油供应受到较大的供给冲击，则国际市场原油短缺和油价快速上涨仍然难以避免。而且，目前美国页岩油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小型独立企业经营困难，筹资难度上升，难以持续产生现金流。若在大量小型页岩油企业破产之后出现原油供应短缺，则美国页岩油产量增长会更为缓慢，对原油供给短缺的舒缓作用和对油价的抑制作用会更弱。
（十）英国“脱欧”带来不稳定
英国于2020年1月31日正式脱离欧盟，进入与欧盟谈判和达成协议的过渡期，过渡期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在过渡期内，英国和欧盟达成未来关系协议并不容易。英国保守党内部对未来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仍然存在分歧，约翰逊的主张与欧盟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约翰逊主张与欧盟之间保持“零关税、零配额”的紧密经贸关系，同时希望制定自己的劳动和环保等标准，然而欧盟认为，如果英国继续与欧盟保持零关税和零配额的贸易关系，则必须接受欧盟统一的劳动和环保标准。如果英国和欧盟未能在“过渡期”内达成协议，而英国又没有申请延长过渡期，双方贸易关系将回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框架，贸易壁垒及其预期的不确定性将对英国和欧盟经济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考虑到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量在全球贸易和全球GDP中的比重不大，“脱欧”本身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会太显著。“脱欧”产生的风险主要在于对英国内部稳定和欧盟内部治理带来了一些长期不利的后果。
英国内部可能出现不稳定。2019年12月12日的英国大选，虽然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主导的保守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告终，但是胜利的区域仅局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并不包括苏格兰和北爱尔兰这两片区域。苏格兰拟再次启动独立进程，北爱尔兰等地区主要族群分歧加剧、《复活节协议》以来的和平进程面临冲击，英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面临较大挑战。
欧盟治理体系面临重新调整。英、法、德三个大国在欧盟内部治理上能形成一种相对均衡和稳定的态势，英国脱离欧盟之后，欧盟内部治理中的英法德三角变为法德两大轴心，相对稳定的三角关系被打破，这给未来欧盟理事会投票权、欧洲议会党团构成与成员国议席等带来冲击。同时，欧盟失去了英国的预算贡献之后，未来的预算来源结构和支出结构面临新一轮调整，这会引发欧盟内部新一轮利益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