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

本书综合使用了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描述中产阶层的规模、构成、主客观福利和公共参与，作为对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消费模式分析的背景资料；此外，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和可持续消费也使用了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侧重新中产阶层消费模式的研究，包括子女养育消费以及与互联网有关的消费形态；此外，定性分析也用于考察中产阶层的饮食消费以及2008～2018年的中产阶层个案追踪研究。定性分析能够深化定量分析的研究发现、丰富研究结论。比如，关于子女品味培养的定性分析能够深化中产阶层文化消费的相关定量分析发现，可以看到中产阶层在自身文化品味的基础上也可促进文化资本再生产；关于互联网相关消费和互联网与日常生活的定性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产阶层的主客观福利以及公共参与模式。同时定性分析也使得追踪研究成为可能。基于作者于2008年和2018年两个时间点对四位中产阶层成员的访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大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变化，也反映了十年间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趋势对中产阶层的影响。

定量数据主要有2006～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和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使用多阶随机抽样的方法，范围基本涉及全国25～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区域，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2006～2015年总共有41685个样本，2015年CSS调查的样本为10243个。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由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中山大学共同主持。调查实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使用地图法随机抽样，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各获得约1000个样本，能够代表三座城市居民的总体情况；第二阶段使用受访者驱动的方法抽样，侧重获得中产阶层样本。两个阶段调查总共获得有效样本6010个，其中北京的样本为2000个，上海的样本为2002个，广州的样本为2008个。

定性数据主要来自笔者于2018年在北京和上海两地针对21位中产阶层成员所做的半结构式个案深度访谈。职业上，样本主要来自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公务员等职业群体；受教育程度上，被访者学历至少为本科；收入没有明确的划分范围，但在其所居住城市至少属于中高收入水平[1]。21位被访者的主要人口特征详见表1.1。由表中信息可见，访谈样本在满足职业、教育、收入等标准的基础上也体现了较好的差异性。

按照前文提到的新中产阶层定义，在新经济和新业态的维度上，样本包括了在互联网行业（郑先生、唐先生、刘女士、王先生和李先生）和互联网+行业（潘先生）的从业人员，以及基于互联网海量数据分析的基金研究员周女士和胡先生、借助互联网技术匹配人才需求的奢侈品行业猎头张女士；在文化资本密集的维度上，样本包括了艺术家谢女士、服装设计师加私营企业主肖女士，奢侈品行业从业人员樊女士和赵先生，以及知识行业从业人员杭先生和董女士；在较年轻世代的维度上，除了杭先生，其余样本大都属于“70后”和“80后”，还有三位被访者属于“90后”。

所有访谈经被访者同意全程录音，此后逐字转录为文字稿以供分析，为保护被访者隐私，访谈分析提到的姓名均为化名。

表1.1 被访者主要人口特征（共21位）

表1.1 被访者主要人口特征（共21位）-续表

第七章关于肉类消费的数据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表1.1列出的21位中产阶层成员访谈数据，另一部分是笔者于2016年在北京和上海进行的个案深度访谈。访谈聚焦具体的肉类消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肉类消费模式、对自己和家庭肉类消费变化的思考以及对减少吃肉相关政策或倡议的了解。考虑到饮食消费的特征，肉类消费研究以家庭为分析单位定义中产阶层。个人的资源和社会地位通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并且饮食的供给与消费也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因此，第七章中的中产阶层本质上指的是中产阶层家庭成员，测量指标是“户主”或者说家庭“话事人”的社会阶层。

访谈对象由作者借助关系网络招募，在追求个案典型性的同时力图在性别、年龄等个体特征和户主社会经济地位、有无子女、居住模式等家庭特征上具有差异性。2016年访谈了9名中产阶层成员，其中男性4名、女性5名，年龄范围在28～58岁。访谈对象不仅均来自中产家庭，自身也大都从事典型的中产职业，包括教授、会计、IT从业者、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案例中还包括了来自中产家庭的自由职业者和全职主妇，她们的时间安排和食品供给模式区别于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对于肉类消费有着重要影响。半结构式访谈持续一小时至一个半小时。在向被访者介绍研究时，我们通常邀请他们参加关于饮食消费或者中产消费的研究，并没有特别提到这是一个关于吃肉的研究，事实上我们在招募被访者时也没有特意寻找减少吃肉或者不吃肉的人。但是田野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访谈对象认为自己和家庭成员已经在膳食中不同程度地减少肉类，他们大都正在减少或者试图减少肉食摄入，还有两位自认为素食主义者，反映了减少吃肉的倾向在城市中产阶层中的显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