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众文化的价值属性

文化是人化、化人的动态发展过程，人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体，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化自然的结果。价值观是人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稳定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内核。大众文化是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的产物，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利益主体的自主性、个体性、多样性凸显，人的价值观念也日益多元多样。大众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反映方式，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它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不断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中，大众文化也在不断发展，承载着世俗化、功利化、个性化等价值取向，并以这些价值取向为基础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形成文化产业。大众文化是文化的工业化过程，创作出来的文化作品被批量生产、复制，一方面带来了文化的普及和宣传，有利于人们精神文明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产生了低俗、庸俗、媚俗的价值倾向。

一、大众文化的内涵

（一）文化内涵的梳理

“文化”一词，在《现代汉语辞海》《现代汉语大词典》中都解释为：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实际包含了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活动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则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文化源于拉丁语Cultura，原意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15世纪以后，逐渐引申使用，从农业领域扩展到人类发展进程，从培育作物扩展到培育心灵。后来，文化成为人自觉的研究对象。19世纪后期，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下，文化开始成为文化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对象。以人类学之父泰勒以及摩尔根、巴霍芬、麦克伦南、弗雷泽、韦斯特马克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派较早地以文化问题为研究对象，并对文化进行了系统阐释。他们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强调文化的普遍性和进化性等特征。以弗里德里希·拉策尔、弗罗贝纽斯、施米特和威廉·佩里等人为代表的德、奥文化传播论学派却强调文化只起源于地球的某一个地方，并以此为中心向世界各地传播扩散，认为全部人类文化史就是文化传播与借用的历史。以博厄斯、克鲁伯等人为代表的历史特殊论学派提出了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强调各种文化都是各个社会独特的产物，都有其特殊的发展脉络，强调文化的民族史，反对文化的世界史。20世纪，文化学家对文化的研究逐步超越了对文化现象的实证描述和对文化在历史进化中的地位的一般探讨，开始对文化的具体功能、文化模式、文化结构等方面进行研究。比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宗教的功能与形式的研究，英国功能主义文化学派的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的结构功能的研究，米德、克林顿、克拉克洪等人对文化与人格等问题的研究，以列维·施特劳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对具体文化现象的研究，以利奇、道格拉斯、特纳等人为代表的象征人类学对仪式问题的研究，以及以韦伯、格尔兹等人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研究等。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文化问题作了极为细致且深入的探讨。18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尔在《人类历史哲学概要》中给文化定位过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第二，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它代表一个民族的精华。第三，文化有明确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这三个特征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的权威定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经典文化定义是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做出的界定：文化或文明，按它的人种学广义来看，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其他方面的能力和习惯。

文化在中国古代是分开的，“文”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化”指“教化”“教行”。“古代中国，文化一般被理解为统治者的施政方法。”《易·贲卦·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处，“天文”是指宇宙星象以及所昭示的政治寓意，“人文”则是指社会现象，整句话的大意是：统治者通过了解天象与社会现象来治理天下。到了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篇》中说，“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始将“文”与“化”组合成“文化”一词。文是文饰、文采，引申为人文、文治之义；化是化生、化成、教化之义。可见，中国的“文化”从开始即专注于精神领域，作为国家“文治教化”的缩略语。从中国的文化起源来看，文化即人化，人化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从功能来看，文化即化人，教化人、塑造人、陶冶人，人是文化的创造主体，同时也被文化所改造，传承文化，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中西“文化”一词的来源不同，但时至今日，异曲同工，狭义的文化都是指人类发展进程中的精神现象，广义的文化都是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文化界定为文明形态，把文明形态同对人类发展的总体理解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包含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社会制度因素也包含其中，文明是人类生活方式和内容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文化即人化，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唯物辩证主义文化观，文化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实践产物。

文化是个复杂的体系，不同的学者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张岱年认为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等。思想意识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念，一是思维方式。第二层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第三层是制度、风俗，是思想观点凝结而成的条例、规矩等。文化按其所面对的问题可分为三个方面，即人和自然关系的方面、人和人关系的方面，以及人自身的关系一如灵与肉、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等方面。”关于文化的结构，二分说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分说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四分说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风俗习惯和思想价值。还有六分说、七分说，目前普遍认可的是三分说、四分说。有学者将文化形态划分为四个层次：“物态文化，它是由人类加工自然事物创制的各种器物构成的，是可触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制度文化，它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或制定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包括各种制度、规章、法律、法规等等。行为文化，它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是以风俗习惯、道德风尚等形态出现的见之于动作的行为模式或习性。心态文化，也可大致上称为‘观念文化’‘精神文化’和‘社会意识’等，它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人生态度等主体因素构成的，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目前，普遍认可的是张岱年的三层次划分。

关于文化与文明的区别，泰勒认为文化是文明的总和。从内容看，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活动、过程、成果等多方面的总和，而文明则主要指文化成果中的精华部分。从时间上看，文化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始终，人类在文明社会之前便已产生原始文化，文明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文化和文明刚开始是互通的，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指人类历史进程中创造出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则特指人类文化史上比较辉煌的成就、社会形态。

（二）大众内涵的厘定

“大众”一词在《现代汉语辞海》《现代汉语大词典》中都指群众、民众。这里的“大众”是中文语境中的解释，指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意思。在商业社会的语境中，大众常常被界定为文化消费者。大众身份的重新界定证明，强大的市场体系正在深刻地改造所有的社会关系。就其词源上看，大众不是泛指普通民众，而是用来指民众的绝大部分，它的对立面是富人阶级、特权阶级和受到良好教育的阶级。雷蒙·威廉斯在《出版业和大众文化：历史的透视》中区分过大众的三层含义：第一，为民众，第二，反抗权威的大众欣赏趣味，第三，依赖市场。在法兰克福学派如阿多诺等人的视野中，大众（mass）是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将公民非个性化、统一化的结果，是一种固定不变、单质的群体。而英国伯明翰学派则吸收了法国罗兰·巴特、德塞图等人的思想，坚持认为，大众的内涵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单质的整体，它代表的是一种价值、一种相对的立场，所谓大众实际上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由具体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杂多异质的关系组合，为此他们用“people”来代替“mass”。在北美学派的费斯克眼中，“大众”是一个积极的能动的受众，是一种“集体性对抗主体”和“流动主体”。第一，“大众”是一种“下层族类”身份，总是处在社会权力关系的弱者一端。第二，“大众”是一个由不同群体不断变化的亲疏离合的多层联系构成的关系总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极为杂多异质，具体的人群喜欢谁或不喜欢谁，与谁的利益一致或不一致，总是处在不稳定状态，其间复杂交织的利害关系不是“对立”能定位的，这就形成了大众主体的流动性。“大众”的命名虽有特定性，但不特指固定的某些人，其内涵与“大众文化”互动生成，以在某一特定时刻是否受到所谓“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为尺度。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大众”和“大众文化”具有生产的互为性，价值的相互指涉性。笔者比较认同费斯克的观点，即大众是在工业社会形成之后出现的群体，有基本的知识背景和消费能力，不仅是文化的创作主体，也是文化的消费主体。大众是相对精英知识分子而言的，不是固定不变的群体，而是具有流动性的开放的群体，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

（三）大众文化的内涵

“大众文化”是由“大众”和“文化”两个词合成而来的概念，大众的概念是流动性的，不固定的，文化的概念具有广泛性，例如人的生活方式说、狭义文化说、广义文化说等，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主要指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就文化的狭义概念而言，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文化的多元多样构成了多元多样的价值观。大众文化是随着工业社会和都市生活的兴起而产生的，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流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流派因立场不同，对大众文化有不同的解释，目前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霍尔、阿多诺、葛兰西、费斯克、詹姆逊、鲍德里亚等。关于大众文化的意义及其阐释，根据威廉斯等人的概括，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谁，是什么决定着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从何而来？其次，如何看待商业化和产业化对大众文化的影响？最后，大众文化扮演何种意识形态角色？19世纪，欧洲贵族知识分子认为大众文化就是“低能的人（morons）为低能的人所写的东西”。20世纪下半叶，约翰·哈特利站在民粹主义立场，以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理论来解释大众文化，将其界定为：“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大众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与日常生活的交界面上创造出来的。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或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大众文化乃是一门艺术，它权且应付着体制所提供的东西”。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以大众文化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模式的特点是从现代主义的语言中心文化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视觉中心文化。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提出，“大众文化与其说是将艺术降格为商品世界的符号再生产，不如说它是一个转折点，终结旧的文化形式，而将符号和消费引入自身地位的界定之中”。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用“文化工业”代替“大众文化”，理由是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种大杂烩，它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的，所以是一种文化工业。文化工业在大众传媒和日益精巧的技术效应的协同下，大肆张扬带有虚假光环的总体化整合观念，一方面极力掩盖严重物化的异化社会中主客体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大批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来将情感纳入统一的形式，纳入一种巧加包装的意识形态，最终使大众将个性无条件交出，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情趣之中。葛兰西强调，“霸权的生产、再生产以及转化都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反之国家采用的是强制和压迫的手段。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是通过市民社会涵盖了文化生产和消费的种种机制，来为霸权的生产、再生产和转化服务的”。霍尔分析了大众文化的不同含义：“首先，‘事物’被称为大众的，因为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这个概念的‘市场’或被商业定义。其次，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在做或曾经做过的一切事情。最后，用关系、影响、抗衡等延绵不断的张力来界定大众文化，集中讨论传统文化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戴维·英格利斯则认为：“‘通俗文化’，即是大众文化，是被大众生产的、无思想性的、不精致的并且是空洞的。”约翰·斯道雷归纳总结了大众文化的六种定义：第一种定义认为，大众文化是指那些被很多人所广泛热爱与喜好的文化。第二种定义认为，大众文化就是除了“高雅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是一个剩余的范畴，是那些无法满足“高雅”标准的文本和实践的“栖身之所”。第三种定义将“大众文化”等同于“群氓文化”。第四种定义认为，大众文化是来源于“人民”的文化。鉴于此，“大众文化”一词仅指属于“人民”的“本真的”文化，等于民间文化，乃是一种民治、民享的文化。大众文化的第五个定义来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政治分析，与霸权这一概念的发展密切相关。葛兰西用“霸权”这个词来指涉社会统治集团如何通过文化控制“智力与道德的领导权”来赢取被统治阶级的赞同。大众文化的第六个定义是在对后现代主义争论的思考中发出的，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后现代文化已不再具有高低之分。关于商业和文化互相渗透的现象，后现代主义模糊了“本真文化”与“商业文化”之间的区别。这可以从电视广告和流行音乐的关系中一窥究竟。总体来看，对于大众文化的界定存在着两种主要观点：大众文化是自上而下的，是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文化手段，和大众文化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由大众创造并被大众影响的文化。

国内研究大众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王一川、金元浦、金民卿、邹广文、陶东风、徐海波等。王一川将大众文化界定为：“以大众传媒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广告等形态。”莫林虎等也认同此观点，“王一川这样界定，这个定义是比较精当的”。金元浦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邹广文认为，“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的、以都市大众为消费对象、通过现代媒体传播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集中满足于人们的感性娱乐的文化。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快节奏、高效率、方便、时髦、流动的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金民卿认为，“大众文化是反映工业化技术和商品经济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在社会大众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的文化品位、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意义生成和流通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它具有社会大众性、日常生活性、复杂多样性、商业盈利性、强烈渗透性、娱乐消遣性、意识形态性等”。陶东风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主要是指随着现代大众社会的兴起而形成的，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进行大批量文化生产的商业化的当代文化形态”。范玉刚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以文化工业作为生产途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为介质大批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有史以来历史上规模最大、人类广泛参与的文化事件”。刘自雄等认为，“大众文化是指民主化、工业化、市场化社会中为普通民众生产、并为普通民众所参与和消费的一切物质、符号、观念和活动。或者简化为一句话，大众文化就是现代社会中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杭之将大众文化界定为：“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出来的，因而它具有标准化和拟个性化的特色。”陈刚认为：“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还有学者认为，“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以来与现代都市及大众群体相伴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物质依托的，受市场规律支配的，平面性、模式化的文化产品形式。最高原则是极大地满足大众消费”。总体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大众文化是工业化、市场化的产物，主要从大众传播媒介、消费娱乐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国际化背景等方面来阐释大众文化。

本书所说的大众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市场化的产物，以大众传媒为介质进行价值观传播，大批量生产、制作并且按商业化规律进行运作，具有消费性、娱乐性、通俗性等基本特征。

二、大众文化的外延及特征

（一）大众文化的类型

大众文化是大众日常生活的反映方式，包含文学作品、音乐、美术、电影、电视、广告、广播、新闻、游戏、休闲娱乐服务、网络文化等。大众文化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按照大众文化的共时性形态可以分为文化服务与文化产品；按照大众文化的历史性形态可以分为口头大众文化、印刷媒介大众文化、电子媒介大众文化、数字媒介大众文化；按照大众文化的受众类型可以分为青年亚文化、女性大众文化、其他群体大众文化等；按照大众文化的内容（形式）可以分为电影、电视、音乐、广告、文学作品、报纸杂志、网络、“互联网＋”等；按照大众文化的地域可以分为国内大众文化与国际大众文化、城市大众文化与农村大众文化等。随着网络化生存方式和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的外延也在不断延伸，大众文化的传播方式也从传统文化传播例如报刊、电视等，发展到网络化传播，再到手机自媒体传播。

（二）大众文化及相关概念

大众文化的实质是现代工业社会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它一方面与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另一方面也与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着一些原则差异。

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影响。主导文化主要是指政党或政府通过官方渠道、行政手段所倡导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大众文化和主导文化都是文化的基本形态，两者内蕴的价值取向存在以下关系：有的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有的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的价值取向相背离。

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群体创造的，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一定的高雅旨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冲突，但也有一定的互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创作主体和消费主体有很大区别，精英文化针对的是特定的高素质群体或知识分子等，精英文化的特点也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娱乐性、平面性等背道而驰。

通俗文化是普通大众自发的、流行的文化，满足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需要。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有所区别，大众文化是商业化的、娱乐化的、批量生产的，而通俗文化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与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以营利为目的，只是为了满足日常的精神需求。

（三）大众文化的特征

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属性商品化、传播媒介化、制作标准化、审美日常化、形式娱乐化、趣味时尚化。

三、大众文化内蕴一定的价值观

（一）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

文化即人化，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人的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社会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反过来讲人类在改造自然中形成的文化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熏陶作用，即“以文化人”和“以人化文”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从文化的构成要素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说（思想意识观念、文物、制度风俗），还是四要素说（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或观念心态文化），思想意识观念、精神文化都是文化构成要素中最核心的部分。“文化是一个整体，主要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物质文化属于文化的表层部分，是文化的物质载体；制度文化属于文化的中层部分，是文化中最权威的因素；精神文化是文化之魂，是文化的内层部分，是民族历史长期沉淀的结晶，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历史性。”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既包含了对现实世界的意义，又指向理想的未来世界，形成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稳定的思维、倾向、态度，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规定性和导向性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文化的价值属性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通过价值观的传承与发展，精神文化可以流传万古千秋，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会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消失或者改变。

从哲学视角来看，文化是以观念、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方式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观念是所有构成要素中最核心的要素。“不同的生产方式会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如农业要求人们安土乐居，久而久之，会形成乐土重迁的习惯，还会带来眼界狭隘的弊病。不同的生产方式还会影响人口的稀密、交往的繁疏、人们之间关系的性质、政治治理的方法，等等。总而言之，生产方式会对文化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观念文化与经济政治制度有最密切的内在联系，与不同时期垄断了生产资料从而也垄断了精神生产的阶级有最密切的内在联系。”俞吾金先生也认为无论是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核心都是价值问题，他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存在三种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倾向：第一种是前现代的价值体系如集权化、等级化、身份化、男权中心主义；第二种是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如整体化、一体化、中心化、必然性等；第三种是后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如个体化、多样化、边缘化、偶然性等。

从历史视角来看，中西文明对比，核心是价值观的比较与较量。文化承载价值观，价值观影响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文化价值是价值的核心，文化价值研究是价值论研究的具体化和深化，也是哲学“价值论转向”的关键。当代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文化价值的冲突、困惑和危机。它们包括：①科学技术对人性和人的理念的挑战。②现代化的陷阱引发的价值冲突、困惑和危机。③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与整合问题。马克斯·韦伯从宗教角度指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一种文化模式都有特定的价值系统，即社会价值和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的主导特质，决定着文化模式的差异。塞缪尔·亨廷顿也曾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等著作中提到文化的较量实际上是核心价值观的较量。

综上，文化的内核是价值观，价值观需要以文化载体为中介进行传播。价值观与文化是内容与形式、“魂”与“体”的关系。文化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样态，文化内蕴的价值观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呈现出多元多样的发展趋势。

（二）大众文化是价值观的重要文化载体

大众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反映方式，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不断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相对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重要文化载体。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特殊产物，“文化与经济利益结合，产生了文化市场，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文化市场化的集中体现。文化市场化导致了文化的世俗化，流行歌曲、大众电影、电视剧、网络文学、网络视频、动漫等都是文化市场化的产物。国际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导致了文化网络化的产生”。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资本的商品化逻辑，文化受到市场化、商业化的强烈冲击，文学艺术、音乐美术、电视电影、广播娱乐等都变成了自由买卖的大众文化形式，文化产品变成了满足消费者日常生活需求的商品，商品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自身的价值。“一种商品要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须包含大众的利益。大众文化不是消费，而是文化——是在社会体制内部，创造并流通意义与快感的积极过程：一种文化无论怎样工业化，都不能仅仅根据商品的买卖，来进行差强人意的描述。”大众文化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具有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大众文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实现了自身的经济价值，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大众在消费大众文化产品时依据自身的思想文化素质不断地对大众文化产品蕴含的价值观念进行解读，同时大众文化内蕴的价值观念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大众文化作为工业化的产物，具有批量生产、复制的特点，能够将文化作品迅速转化成商品，进而满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求。工业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对人的精神品格塑造具有双重影响，由于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劳动力被大大解放，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由于社会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人们有了更高的消费能力，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不断提升，大众文化正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社会分层加剧，激烈的竞争给社会成员带来了生活上和工作上的精神压力，为缓解精神压力，娱乐化、通俗化的大众文化便应运而生。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大众文化开始在全球生产、流通和消费，在网络空间中创作、流通和消费，突破了国家、民族、种族、地域的限制，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想的挑战，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在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历史背景下，现代化带来的断裂式发展对人们的精神家园建设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的国际交流，带来了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碰撞，对文化安全形成了一定的挑战。新时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变革，大众文化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文化载体。

（三）大众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

大众文化是新时代中国文化样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大众文化传播正能量，满足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受到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多样，甚至出现无文可化和有文异化的取向。

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具有工业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作为我国的基本文化形态之一，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主流文化引领着社会风尚与文化的前进方向；精英文化则身兼文化传承与文化批判的使命，批判反思文化的不足，保障社会文化的合理性发展态势，以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提升大众的生活追求、丰富大众的人生意义为取向。大众文化是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试金石。大众作为受众一方面接受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熏陶，同时还是文化创新的基本力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建设的主体。”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主导文化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文化生态，三者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大众文化作为日常生活的反映方式，具有世俗化、娱乐化、个性化、市场化的基本特征；大众文化产品以商品形式进入消费领域，具有市场化、消费化的基本特征；大众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的文化形态，具有道德示范、行为示范、价值规范等基本功能。大众文化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对发挥“以文化人”的文化育人功能也具有很大的隐性渗透作用。因此，发挥大众文化的积极价值取向，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发挥“以文化人”功能的前提是提升文化的审美品位、道德品质、艺术价值等，例如《战狼2》《红海行动》《觉醒年代》等影视作品，都给人传递出正能量，让人们在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提升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诸如此类，大众文化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大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影响比较深远。大众文化不仅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成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方式，而且更容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促使其转化成人们自觉的价值认同。

大众文化包括多元多样的价值取向，既有积极的价值取向，又有消极的价值取向。大众文化消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我国的大众文化是在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并存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具有多元多样的价值取向，各种价值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碰撞。“受到市场化、世俗化等现代性因素的影响，现有物态文化普遍存在着另类价值张扬、核心价值观被弱化的倾向。个别大众媒体不断翻新选秀、娱乐主题，把隐私当噱头的低俗价值观被放大到公共平台上。漫画、动漫等文化产品在创造过程中随心所欲，缺乏价值凝练，导致青少年的价值错位和价值混乱。”例如，中央网信办从2020年启动了“清朗”专项行动，专门整治网络文化乱象，尤其是2021年6月开展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让吴亦凡、赵薇、张哲瀚、郑爽等失德艺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不仅仅是网络违法违规行为的专项整治活动，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具体体现。流量明星背后体现的是资本的逐利逻辑与主流意识形态背离、与核心价值观对立的一种社会现象。大众文化自身内蕴的价值取向往往受到现代科技、商品经济、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一方面，技术崇拜导致只注重大众文化产品形式的创新，忽视了大众文化自身价值观的建设；商品经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忽视了大众文化产品自身的审美品位、道德规范、价值追求等；西方社会思潮如功利主义、虚无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等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导致了大众文化自身的价值冲突。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发展受到社会转型、利益分化等社会经济基础的影响，为了满足市场主体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出现了多元多样的价值取向。大众文化多元多样的价值取向一旦出现价值观念混乱、价值观念冲突就会对人的思想意识造成不利影响。文化荒漠化、文化异化就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时代产物。

我国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的变迁具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这就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发生了一定变化，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各自形成了一种张力关系。这些变化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体制的转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开放和文化碰撞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等密切相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益主体的分化、分层不断凸显，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变革，利益结构的调整会带来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改变。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使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人们接受西方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过程也是对西方的价值观念产生认同的过程。“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在走向价值虚无主义中有不同的路径，大致包括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宣扬自我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追求感官刺激的享乐主义价值观，以及社会批判功能的消退等。”大众文化既包含积极的价值取向，也包含消极的价值取向，两者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张力结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社会批判功能弱化等消极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大众文化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大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影响比较深远。大众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对于文化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文化育人功能的发挥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发挥大众文化的积极价值取向，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以文化人的大前提是‘文’的品质。不同品质的文化对人的价值观会产生不同质的影响。混乱的文化也只能产生混乱的价值观。因而，要重视无文可化和有文异化两种现象。所谓无文可化不是说文化已经沙漠化了，处于荒芜状态，而是杂多的文化中缺乏正能量、有阳光的作品和产品。有文异化侧重的是那些偏离甚至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只能产生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