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随遇而安
计划经济时代有个特点，凡是有工作的人等于有了组织，而有组织的人就有依靠。
由于长江路被火烧毁房屋的住户中，有不少是饮食公司的职工，所以饮食公司将单位所经营的几家旅馆中腾出了一幢，临时安置受灾户。反正当时住旅馆的旅客不多，客房空闲率很高。
安置受灾户的这家旅馆位于西郊路中段，面对前进菜市场路口，紧邻杨家坪转盘，是一幢四层红砖楼房。一楼用着饮食公司的临时办公室，二、三、四楼安置的都是饮食公司的受灾职工。每一层有二十余间房，左右两头的两户房间是套间，住的是人口比较多的家庭；其余都是单间房，面积大约20多平方米。每间房都有现成的床铺、被子、小衣柜等简单家具。每层楼有一间男女共用的公用卫生间和沐浴房，当时没有厨房，好在饮食公司本身就是做饮食生意的，所以受灾的职工和家属，先被安排在单位的职工食堂就餐，伙食费等关饷时在工资中扣除。后来单位将卫生间旁边的库房改装成公用厨房，大伙才正式自己开伙。
我家被分配在二楼中间临街的一间房，斜对楼梯，有两扇正对前进市场的窗户。父母到百货商店购买了一些必要的生活必需品，住了进去。
由于受灾户的家被火烧光，临时分配栖身的屋子里空荡荡的。很长一段时间，各家各户都买来木材自己学做家具，过道上经常被马凳、泡花占去大半，只能侧身而过。
父亲也自己动手自制家具，当时烧火炉都需要木柴发火，父亲将买来的柴火中比较成型的木料积成下来，又到木材商店买了一批木方和三层板，借来木工工具（自己也做了一些），每天下班后，就在家里自制家具。
有时父亲的同事星期天也来家帮忙，交流在制作家具中的一些体会，相互学习借鉴。记得那时我经常被父亲差遣到五金店购买钉子、刷子、油漆、胶水之类东西。
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才逐渐做好了床铺、衣柜、高低柜、鞋柜、饭桌、椅子等家具，把小小的房间堆得满满当当的，虽然样式比较呆板，但相当结实，一直用了很多年。
位于长江路上父母工作的扬家坪照相馆，也被那场大火烧去了前面的一半房屋。被火烧毁的是临街的营业厅和摄影厅，好在后面那一栋两层楼工作间的主要设备受损不大，但没有摄影厅也无法恢复营业。
照相馆的职工被临时安排在饮食公司所属的各个餐厅上班。父母在餐厅工作了将近一年，直到照相馆的房子修好恢复营业后，才又重回照相馆上班。
我们回渝时学校还在停课，没有学上的小学生们无所事事，经常在街头巷尾东游西荡，饮食公司暂住在旅馆的一群不同学校的职工子弟，很快就混熟了，成了要好的玩伴。
我家暂住的这家旅馆的侧面，是我原来住家所在的长江路边火灾后的那一大片瓦砾，那里给小小的我留有一道阴影。我也曾悄悄的来到废墟的断垣残壁上，试图寻找那个狭小简陋但无比温馨的家园，天真少年的心灵满是伤痕。
那一带后来被清理出来，被一家建筑公司分成了几大块，用来堆放修建房屋用的预制板和河沙。靠近水沟一侧，还有几棵幸存的梧桐树和黄葛树。过了水沟，由街道出面建有长长的几排竹子作骨，蔑席为墙，油毛毡铺顶捆绑而成的棚房，住的是没有固定工作单位的街道火灾受灾户。整个这片区域，从此被称为“火烧坝”。那里就成了我们街坊邻居的小伙伴们肆意撒野的玩耍场所。
10月中旬，同学们接到开学的通知，返校后，由班主任组织全校学生清除垃圾，打扫卫生，做了两天力所能及的劳动，学校才复课。
虽然大环境恢复了教学条件，但教室里桌椅损坏得太多，修理了一些，但还有一些没法使用了，无法保证每个学生都有课桌和椅子坐。区教委紧急进行了定购，但新的桌椅的生产制作有一个周期，家具厂不能马上送到学校，于是学校动员男同学自带小凳子来校上课。
父亲便亲自动手，用废旧柴火为我做了一张小凳子，很轻便，每天我和班上的男同学都带小凳子到学校上课，放学后又带回去（放在教室怕被偷），一直带了三个多月学校才配齐了桌椅。
复课后，学校上课时间并不充裕，偶尔还停课，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所以，那时的小学生课余时间很自由，放学后不用呆在家里做课外作业，家长们也不大担心安全问题，很少管束。所以，每天下午放学后的火烧坝总是聚集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小孩子，打打闹闹，尽兴玩乐。
我在放学后，常常连家门都要不进，一般是站在房门口把书包往离门2米左右的床上一甩，向在走廊斜对面厨房里煮饭的父母打声招呼，便跑到火烧坝找小伙伴玩耍去了。
那时玩过的游戏，能够回忆起来的，主要有几种：
一是捉迷藏（也称占营或逮猫）：先是通过石头剪刀布，选出一个倒霉蛋，负责捉人，被选中的小家伙就要自己用双手蒙住眼睛报数，从1数到几十不等（依参加游戏的小孩人数定）。这段数数的时间里，其他人就四散躲起来了。数完数后，开始找人，把所有人全找出来，一局就结束了。在这一局中，第一个被捉到的人要在下一局中负责捉人。捉迷藏从来没出现过捉不完人的情况，因为躲的地方也就那么几个，只要一个个地方挨着的找，总能把人都捉出来。
二是滚铁环：就是用一个铁勾将一个钢筋圆圈滚起来进行比赛，参赛者两个人或者一群人都可以。比赛规则是在速度快慢的基础上，先倒下的为输。这个游戏算是运动量大的一类。
三是“修房子”：就是先用白色粉笔在地上画上线并标上序号，然后单脚将一串石子踢进画好的“房间”里，顺序踢错就算输一局。这是个男女混合比赛，大多数情况下，男生总是输给女生。
四是跳绳：分为单人跳或多人跳，以跳绳花样或者跳绳成功次数定输赢，也是男女混合比赛，也是女生占优。
五是斗鸡（也叫“撞拐子”）：游戏规则是一脚独立，另一脚用手扳成三角状，膝盖朝外，用膝盖去攻击对方。直到对方双脚落地，则赢得战斗。参赛人数不定，可以两人赛、三人赛，甚至多人赛。在童年游戏中，这是对抗性最强的游戏。一般情况下，女生基本上袖手旁观。
总之，一帮小孩子蹿上跳下，追逐嬉戏，耍得忘乎所以，从来不会主动回家。家长们下班后也从来不管小孩子们。一般日暮时分，大人们才会扯起喉咙，喊自家的小孩回去吃饭。
即便回了家，我们被家长押着洗了手，抖干净衣服上的泥土沙子，端起饭碗，夹上菜，又会聚在走廊、楼梯口或公用厨房里，同学邻居们边吃饭边摆龙门阵。吃完饭后，把饭碗往灶台上一放，又邀约着一起跑出去耍去了，晚上睡觉又要家长扯起喉咙喊回家。
学校年年都要举办运动会。小学一年级因特殊情况影响没有举行，到二年级，则按惯例举办了学生运动会。
学校的运动会以田径运动和游戏为主，大家踊跃参加，但对争夺锦标兴趣不大。当时有个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也是中国当时竞技体育的核心理念。
可惜学校运动会没有游泳比赛项目。在旅馆暂住的那几年里，我们课余时间最刺激的耍事，要数偷偷下河游泳了。长江边的建设厂码头，每到夏季的黄昏，游泳的人总是人山人海。那时我们一帮崽儿，人小胆子大，根本不知道擅自下河游泳蕴藏的危险，有时甚至等不及到炎热的夏天放暑假，只要学校下午不上课，感觉天气热一点，就经常伙起下长江玩水，乐此不疲。
我们一般是中午等大人们上班后悄悄约起来到河边，在大人们下班前提心吊胆溜回家。回家后小崽儿们个个都装老实，但大人们也不好糊弄，只要一摸娃儿的脑壳发现头发水泡过，或者用指甲在手臂刮一下（皮肤在水里泡久了晒干后，会刮出一道道白色的痕迹），扯过去就打。家长们自然都知道应该怎样收拾明知故犯的小崽儿最有效：那就是除了蔑片，其它大道理一概听不大懂。“喜剧”的还有，只要一家的娃儿遭理麻，左邻右舍立即传染病一般也会响起蔑片声和嚎啕声。
也不是我等顽童打不怕，实在是一天不玩水就心痒难耐。小崽儿些不识好歹，在没课的下午累犯禁令，照常偷偷摸摸地下河戏水。家长们拿不可教的孺子们也没办法。到1968年放暑假时，七一仪表厂的游泳池开放对外营业，游一场2个小时，门票也便宜。出于安全考虑，家家户户的大人们都给自家娃儿办了一张游泳证。从此，下长江游泳的事才被杜绝。
说起体育运动，还有一桩趣事：大约也是三年级前后，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为增加营养，父母在奶品公司订了牛奶，2角2分钱一磅（两瓶），由奶品公司每天早晨定时用汽车送到杨家坪建设电影院广场，订牛奶的人们手持订奶月卡排队等候，送奶员先用圆珠笔在订奶卡当天的日期上划线，然后将牛奶倒到人们自带的瓷盅里。
受母亲差遣，我每天天刚亮就要手持一个大瓷盅，从家中到建设电影院广场去为家人打牛奶。排轮子常常使我失去耐心，所以打好牛奶后我免不了猴急急地一溜儿往回窜，令我恼火的是每回牛奶都会荡出一些。母亲叫我慢点、慢点，可我总管不住自己的腿。
有一次，我打了牛奶回家时，偶然发现有个平端牛奶盅的中年人，扭着屁股甩开大步怪模怪样地走路，又快又稳当。我一时心血来潮，悄悄跟在大叔的屁股后面，疯疯颠颠地模仿了几回。嘿，绝了，牛奶不拨出来了。于是我在路人侧目中硬是把那种高难度的“运动”坚持了下来。直到大约20年后，我才从奥运会的电视转播里弄清楚，那令人发笑的走路姿式叫“竞走”，还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大约是三年级放暑假的一个星期天，一个读初中的陈姓邻居，受大人的委托，带我和另外一个小学生邻居，乘坐电车到解放碑大阳沟农贸市场去为各自的家里买菜。
大阳沟农贸市场很大，菜品非常丰富，买菜的人也很多，但到处都要排队，轮子很长。陈哥叫我们两个小学生分别排好队，他到前面的销售点去看一下情况。殊不知他刚走，我排的这路轮子突然散了，说是这边的菜卖完了。问题是人群一乱我找不到陈哥，他也找不到我，就这样走失了。
那时的我人小鬼大，心里也不怎么害怕，决定自己打道回府。好在那时公交不发达，线路单一，不象现在这么复杂，不容易坐错车。
我故作镇定，一个人乘解放碑到上清寺的1路电车，上车后还主动拿出母亲给我买菜的钱买车票。售票员阿姨和蔼可亲，说小孩子不用买票，不收我的钱。
我在两路口下车后，又转乘3路电车到扬家坪，回家后傻笑着对大人们说哥哥“不见了”。父母大为惊奇，还不相信我自己乘车回来的。
我的“失踪”把带我出门的陈哥吓得不轻，担心我走不回去他担待不起。他满头大汗在城里一直找到下午，只得抱着负荆请罪的无奈，胆战心惊地牵着另一个小学生跑回来，在大人们面前手足无措，哇哇直哭。大人们也是心有余悸，对初中生陈哥一顿埋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