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技术:教练学演变全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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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社会巨变

20世纪末的人们常说,一百年前出生的任何人都见证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剧变。技术进步、社会习俗变化,以及全球人口、地缘政治与金融领域的转变为整个世界带来巨大变化,这对20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就像教练学树形结构根基一样,我们几乎无法将各种变革割裂开来——无论是社会、科学、政治还是经济变革,它们共同构成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以及教练学所产生的世界。

单就发生的技术变革来说,就多得令人眼花缭乱。这种技术变革始于交通运输,短短几十年内,人类的距离观念就发生了彻底改变。汽车和飞机的出现使世界各大洲的居民(甚至是全球所有人类)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舒适度和速度进行迁移。20世纪后半叶乘船穿越大西洋需要5天时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旅客航班在12小时内便可穿越大西洋。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基于家庭、社会和民族认同的长期统治人际关系的规则日益松动,支持网络日渐消失,长期关系宣告终结,周围人们的行为模式日益不确定。

通讯技术的进步同样声势浩大:首先是无线电的出现,电话、电视、传真机和手机紧随其后,直至个人电脑及其数据连接系统——互联网的出现。正如交通运输技术进步一样,通信技术革命加强了世界各地的沟通,打破了时空和地域的阻隔。这些工具为全球社会、政治和金融领域带来飞速的变化,但同时也伴随着不可预测的意外结果。部分变革起到积极作用,使机遇等不再局限于世界某些区域;某些变革带来了恶果,导致人们无法与其他人进行近距离接触。

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还催生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迁徙,即从农场到工厂的大迁移。当然,此种迁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自发自愿,某些情况下与短视和气候密切相关。例如,亚马孙雨林的乱砍滥伐或大萧条的巨大冲击——它们都与经济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迁移并无国界。

各种政治经济因素打破了20世纪的人口平衡,造成从欧洲到美洲的迁徙潮——或许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洲际迁移。与此同时,太平洋沿岸的各国人开始大批穿越太平洋,其原因与当时大量欧洲人离开祖国的原因类似。20世纪早期的美国,同样的金融不稳定性连同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和历史因素促使美国南部各州居民纷纷迁往美国北部工业中心。20世纪后期还出现了另一次大迁徙,中南美洲大量公民纷纷涌入美国西南部。最后,20世纪末又发生了从印度到美国的一次大规模迁移,但不同于其他几次迁移的是,此次移民的主力军并非大规模迁移中常见的低级别劳动力,而是受过良好教育但在本国工资相对较低的高技能人才。

就像同时代的技术变革一样,上述大规模迁移也有不可预测的结果——有些迁移产生了积极影响,有些则带来了恶果:一方面,数百年来延续的生活习俗在新世界迅速消失;另一方面,之前因语言差异而无法获取利用的庞大知识体系很快可通过翻译实现利用。失实的言论很快造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即人才和创新是任何一种文化与生俱来的特性。

总之,全球人口迁移在整个20世纪似乎从未间断。上述迁移活动显著改变了全球社会的经济环境,为教练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0世纪发生的又一重大变革是妇女参加工作。首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和经济革命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每天清晨离家外出工作,迫使男性和女性重新审视并衡量传统的养家和育儿分工。父母双职工家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儿童现在都已建立家庭,他们大都延续着父母双职工这一趋势。

最后,20世纪还产生了一种新型员工——知识工作者。作为拥有更多受教育机会的一代人,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不断变化,知识工作者能够从事全球现代经济所需要的各种工作。从本质上讲,知识工作者的诞生标志着西方世界蓝领工厂经济的终结,同时标志着白领服务和技术经济的开始。

然而,随着能力和责任的变化,员工态度也发生变化,而公司忠诚度首当其冲。就之前几代人而言,他们希望找到能够终生从事的工厂和管理工作。但随着知识工作者的诞生,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普通职工几乎丧失了这种期望。

与此同时,行政管理层面也发生了同等级别的变迁。随着第一次真正的全球经济的诞生,企业所有者开始远离公司营业地点。例如,美国、英国和日本的许多跨国公司都在境外生产产品。随着所有权变更,管理变化频繁程度大大增加,进而导致执行层面的流动性增大。

总之,20世纪是一个大变革时代,社会变迁、人口变化、经济变革和个人变化在20世纪最后十年达到顶点,为教练学的出现创造了社会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