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八里庄旧事（一）

揣上鲁迅文学院第26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的录取通知书，挎起简单的行李，告别亲朋好友、孑然一身从三义国际机场飞向首都的时候，是2016年9月19日。心中除了对市文联党组书记鲁若迪基、省作协副主席胡性能以及真心支持我学习、批准我请假的报社主要领导的感恩之心外，我没有兴奋，甚至还有些痛苦，亦即身体的痛苦和内心的不安。

五天前那万家团圆的中秋节，我也是一个人度过的。是啊，随着年岁的增长、烟酒的摧残、锻炼的缺乏、免疫力的下降，最近五年，上天又恩赐给我一种以前闻所未闻的疾病——季节性鼻炎。发作的时间，正好是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前后。可别小看这病，它完全无法自控，又是鼻涕又是喷嚏，真像个小孩。每天至少要一卷筒纸擤鼻涕，几天后甚至轻碰鼻子也如泰山压顶。因为与鼻孔相连，眼睛也遭了殃，又酸又痒。又因为有裙带关系，整个头也晕晕乎乎、昏昏欲睡。自然，由小脑控制的食欲也跑得远远的，胃仿佛跟各种食物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什么团圆、什么美食、什么开心，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最没辙的是，这几年，从江湖游医到著名大夫、从山野荒郊到繁华都市、从地摊杂铺到正规药店、从民间偏方到权威药物、从传统中医到西方医术，我算是浪费大把时间转了几个圈。结果，该来的依旧如约而至，该走的仍然恋恋不舍。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顺其自然，让它自生自灭，但前后要坚持三个星期左右。

另外，我们《文化周刊》只有两个编辑。我走后，另一个人要连续作战四十天，他扛得下来吗？外人并不能体会我们的工作的艰辛，我还能不知道？还有一件让我忧心的事情是，女儿刚考上高中，军训结束后择校、择班的事还没完全落实，该不会又陡生变故？

就是在这样的窘境和忧虑中，我出发了。坐在飞机上，脑海里忽然又闪过一个书本里“专家”的说法：季节性鼻炎也和生活环境比如气候、海拔等有关。伟大的首都、祖国的心脏，您那里能治好我的顽疾吗？我可是从触及云端的横断山脉飞来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的啊！

照例又是事前得到消息的叔叔、婶婶、妹妹盛情款待，并送到校区——朝阳区八里庄南里27号鲁迅文学院。这才发现，鼻炎依旧对我不离不弃，再次感受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处美酒不醉人”的普遍性，又一次觉得“专家”的不靠谱。

对于首都，我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这座超大城市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外地人隔一段时间来就足以找不着北；熟悉是因为此前我来过四次，游玩、治病、读书。这里有我读研究生的母校，有我的亲人，还有纳西族同胞一千多人，其中好朋友三四个。

安顿下来，稍微感觉意外的是，经过攀谈，第一个抵达的来自怒江州兰坪县的老板诗人或叫诗人老板寒狼兄（和耀君，白族，祖籍丽江石鼓）与我竟是同机抵达，座位只差两三排。虽不能说“无缘”，倒也是“对面不相识”。人生的轨迹，确实太玄奥，许多时候真的由不得自己。

空旷、狭长的鲁迅文学院，以一栋教学和物业管理共用的五层楼、一栋学校老师办公和食堂共用的二层小楼为主。校园内有石榴二三苗、古树五六棵、银杏十几株。有亭名曰聚雅亭，有石上刻“风雅颂”，四周草坪绿茵。因是金秋时节，果实垂枝、花儿盛开、喜鹊筑巢。在寸土寸金、车水马龙的北京城，如此一大片素淡雅致、祥宁静谧的土地用作文学创作培训基地，实在是中国作协领导的一片苦心和文学的幸运。

大门口有鲁迅先生的头像，教学楼大厅立着鲁迅先生的铜像，“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镂刻在上。无疑，我确实已经置身于多少作家、文学爱好者梦寐中思恋的“作家摇篮”了，内心很是惴惴：我何德何能？既非作家、诗人，亦离文学渐行渐远，不过一地方党报记者、编辑而已。硬要扯上点联系，恐怕只有“少数民族”“报纸副刊编辑”几个字了。我觉得我被错爱了，真的。

后来知道，在鲁迅文学院喜庆六十周年生日之际，即2010年10月26日，鲁迅文学院新校区搬迁至芍药居现代文学馆路，专门举办高级研讨班，而八里庄老校区似乎就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的专用基地。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少数民族学员是中国作家协会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直接受益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是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在中宣部、财政部支持下，中国作协于2013年开始实施的文学发展项目。该项目为期五年，就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养、扶持重点作品创作、扶持优秀母语作品翻译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

且看我们的待遇：一人一个单间，门上贴着名字，电视、电脑、空调、暖气、洗澡间一应俱全，一日三餐虽然限量，但品种繁多、费用全免。据说，以北京的吃住条件而言，我们可以说享受了厅局级领导干部的待遇。天哪，“仕途”如此顺畅，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竭力回报党和人民呢？

离家时准备好的御寒衣服是用不上了，9月底的首都，依然酷热难当。明天就正式报到，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呢？冲个冷水澡、打开空调，在辗转反侧中，我与鼻炎一起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