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至隋代—导引学临床治疗的繁荣丰富时期

一般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之前，虽然有成书于西汉时期的说法，但其内容的形成必早于汉代，故认为是汉之前的医学内容总结。该书虽然提到了导引，并将导引列为六大治疗方法之一，但并未提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在《灵枢·病传》篇中，黄帝向岐伯发问：“余受九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熨、刺焫、饮药之一者，可独守耶，将尽行之乎？”从这里可以看出，黄帝除了向岐伯学习九针技法之外，私下还学习中医的其他治疗方法，其中就有导引一门。但是导引如何治病，《内经》中并没有详细记载，直到汉代两件的出土文献才为我们揭开了这个面纱，那就是《引书》和《导引图》。

《引书》是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于湖北江陵县张家山汉墓中出土的1236枚竹简中的一部文献，其入土年代为公元前186年。《引书》共有竹简112枚，共3235字。书前题有书名“引书”二字，这正是上文黄帝所提到的阅览的“诸方”中的导引专书，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导引学专著。

《引书》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阐述四季养生之道。第一句“春产、夏长、秋收、冬臧（藏），此彭祖之道也”，说明顺应四时养生是长寿的关键，这也体现了《引书》首重养生的思想。《引书》详细地对人的四季养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如春天早起后，先“弃水”（小便），“澡（漱）”，“洒齿”（刷牙），然后“广步于庭，被发缓行”，承受地上的清露，吸取天空的精气，最后饮清水一杯，以增进健康。《引书》的这部分内容与《素问》中的“四气调神大论”篇内容高度重合，可以看出，《素问》的“四气调神大论”是在《引书》的这段文字的基础上所做的增改。《引书》第二部分记载导引法式以及用导引法治疗疾病的方法，是全书的主体。它介绍了大约86种术式和一套24个动作的导引操。该部分又可分为三节。其中第一节是基本动作说明，共41式，每一个术式有一个名字。比如说第一式是“举胻交股，更上更下卅，曰交股”，就是将两腿悬起，互相交叉上下挥动。这一术式是根据动作特点而命名为“交股”。第二式是“信（伸）胻诎（屈）指卅，曰尺污（蠖）”。此式模仿尺蠖的蠕动爬行，是依据仿生法来命名。第二节是导引的医学应用，共45条，占全书篇幅的2/3，是重点中的重点。该节叙述了45种病证的导引疗法，涉及现代医学中的内、外、泌尿、五官、口腔、精神各科。该节术式多以“引”字开头，如“引瘅病之始也，意回回然欲步，体浸浸痛。当此之时，急治八经之引，急呼急呴，引阴”，这里的“引”就是用导引治疗的意思。可以看出，《引书》的叙述格式基本都是先叙述病证，再配上导引方法，显示了其独特的处方特点。《引书》第三节共24条，以养生保健为主，但未讲动作要领，部分术式和前两段有重复。有人认为这是24个独立的术式，但也可能是一套完整的导引操。后世流传的诸多导引法，包括著名的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等，皆可从中找到其雏形。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人得病的原因及相应的导引预防办法，着重说明了养生的理论问题。《引书》认为人之得病，是因为饮食起居不能做到与四季交替带来的暑、湿、风、寒、雨、露等变化相协调，并为此提供了针对性的导引方法，如“春夏秋冬之间，乱气相薄遝也……是以必治八经之引……”“夏日再呼，壹呴壹吹”等。这和《黄帝内经》提到的“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内涵一致。其次，《引书》指出，人得病的另一大原因是“人生于情，不知爱其气，是以多病而易死”。

同样在1972年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图2—1）则更加生动地为我们展示了古人练习导引治病的风貌。《导引图》是一幅帛画，入土年代为公元前168年，与《引书》同时代。该墓是汉代王侯之墓，从中出现导引帛画，足以体现汉代贵族阶层对导引的重视和喜爱。

图2-1　马王堆汉墓出土导引图原图

《导引图》是与《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同书于一整幅帛画上，图宽50厘米、长140厘米，包括44幅男女形象的各种姿势，每种姿势均有文字说明。其中有些取象于动物，例如“熊经”“信”（鸟伸）与“鹞背”“鹤口”“龙登”“猿呼”，可以说是后世五禽戏之鼻祖；有些则直接表现了动作，如“俯弓”“仰呼”等，是需要重点用呼吸配合动作的导引法式。此外尚有一些辅助器械，如木棍、盘状物和沙包等。其中一图导引练习者手持长杖，文字说明“以杖通阴阳”。与盘状物有关的术式见于另一幅，动作与“堂狼”（螳螂）的形态相像，练习者侧体双手高举目视盘状物，似螳螂扑食状，盘状物置于练习者前方，盘状物似乎作为意念聚焦的“道具”。《导引图》还包括了一些治病功法，例如“引脾痛”及“引胠积”（“胠”音“区”，可作脚或腋解）、“引龙”（“龙”指耳聋）、“引温病”（温病为外感发热一类的病）等。

《引书》和《导引图》的相继出土，为我们弥补了早期中医导引法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首先，《引书》和《导引图》是自尧帝发明导引之后至汉代之前中医导引学的总结之作，它们二者的掩埋地点相距不远，且一书一图，相互关联，《引书》中的某些术式可以从《导引图》上找到图解，而《导引图》的某些术式又可以在《引书》中找到文字说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是汉代之前的导引法，形式已相当完善和丰富，既有仿生的动作，也有并非仿生的纯肢体动作，还有呼吸导引及器械辅助等；二是导引治疗已发展成为独立的医学体系，其所涵盖的病种极为广泛，从《引书》和《导引图》里所提到的导引适应病证来看，涉及内科、五官科及外感疾病等，这说明了导引法已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医疗体系；三是导引治疗的独特性，即一病一式，辨病选“引”，这体现了导引治疗的独特针对性。

导引法至汉代之后，被医疗界不断丰富完善，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倡“四肢才觉滞重，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至隋代，则出现了一部中医导引法的集大成之作——《诸病源候论》。

《诸病源候论》成书于隋大业六年，即公元610年，由太医令巢元方主持编撰。它是一部讨论中医病因病理学的专著，集中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源及证候，共5卷，分67门、1039论。此书不同于前人医学著作的最大特点是：全书只讲各种病的证候及其发生原因，基本不涉及方药，只在每论的末尾写上一句“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一笔带过。但是，全书共载“养生导引法”或“养生法”289条，除去重复的76条，共有213种导引法，施用范围遍及内、外、妇、产、五官、皮肤诸科，可以说是隋以前的“导引法大全”。《诸病源候论》的问世，标志着导引法在治疗上的应用已进入全面成熟与完善的阶段。

与之前的《引书》相比，《诸病源候论》的导引法又有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①辨病施功，病证结合：《诸病源候论》以病候统领全书，每一病候下又细分症状或病因，如卷一为“风病诸候”，其下又分“中风候”“风偏枯候”“风不仁候”“风湿痹候”等等59候。有时一病候即有多种导引法，如卷三“虚劳病诸候上”中就列了14种导引法，都可用于虚劳的治疗，但是某些特别的症状，如其下的“虚劳里急候”中又列了专门用于这一症状的导引法对治，有时一个症状的对治导引法还不止一种，这说明经过从汉代到隋代近800年间，导引法的治疗应用被不断发展丰富，也更加细化和深入，这是导引被不断应用于临床实践才能出现的新局面。②导引形式极大丰富：之前的《引书》共载有导引法式86种，而《诸病源候论》中则出现了213种，数量上翻了一倍还多。更主要的是，《诸病源候论》里出现的导引姿势更加细化，这在临床辨证用功时就显得更加有针对性。书中介绍的卧姿就有偃卧、侧卧、仰卧，坐有端坐、踞坐、跪坐、舒足坐等，立有丁字立、倒立、倒悬、内转足、外转足、独足立等，另外手、臂、腰，头等躯体的变化也更为多样。另外，《诸病源候论》中的导引对呼吸和意念的使用也有了强调说明，这是练习导引时保证功效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也是这项运动的特点所在。③导引适应病证种类全覆盖：《引书》中记载的导引适应病证有45种，而《诸病源候论》共有上千种病候，除了儿科病证因为儿童自身条件所限，不能使用导引练习治疗外，其他各科的病证基本上都可以用导引法进行医治，基本上实现了疾病的全覆盖。

《诸病源候论》的出现，是中医导引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它首先是由国家最高卫生长官编撰并颁布，代表了国家层面对中医导引法学术地位的肯定和临床价值的认可，这为后世认识中医导引学，并将其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它把导引的养生和治疗功用并重。《诸病源候论》的导引法基本引自《养生方》一书。《诸病源候论》在引用其导引法的同时，对其相关病证的养生注意事项也往往同时列出，使读者明白治疗与保健要同时进行。另外，《诸病源候论》的导引法大多数都简易而方便操作，其动作往往只有一两式，平常若无症状出现，则可少做以养生保健，若出现症状，则可加多频次用于治疗以消除症状。所以，《诸病源候论》的出现，对中医学、养生学、导引学都影响深远。

隋代之前，导引除了在医疗上不断深化和丰富，在养生应用上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代表人物，就是葛洪和华佗。

葛洪是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学家，因为他对当时流行的神仙修炼学说的笃信，使得他对古代的各种养生术都有一定的研究和实践。这些研究成果被他写在《抱朴子·内篇》中，其中提到的与神仙修炼有关的服食、行气、炼丹、房中等都有一定的科学内涵。按照神仙家的说法，一个人在修炼成仙之前，需要先把身体调理到无病状态才具备神仙修炼的基础，所以这使得他们对各种养生祛病的技术极为重视，而导引法就是其中之一。

葛洪对导引的论述极为深刻，同时也很有创见，可以看出他是有深入实践的。他在自己的书中特别介绍华佗的五禽戏，说：“有吴普者，从华佗受五禽之戏，以代导引，犹得百余岁。”可见他对导引养生功用的关注。另外，他对导引有自己创新的认知。例如，他在《抱朴子·内篇·别旨》中说：“夫导引，不在于立名、象物、粉绘、表形、著图，但无名状也。或伸屈，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或踟蹰，或徐步，或吟，或息，皆导引也。”他这段话指出了导引可不必拘于形式，只要把握了导引锻炼的核心思想，则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可作为导引来对待。这段话极大地解放了导引的创作思路，这也是促使其身后300多年出现《诸病源候论》中记载得那样丰富的导引法的原因。

东汉末年的华佗是一位对导引法有创造和传播贡献的医家，《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这里的“养性之术”就是指导引等锻炼方法。华佗的贡献在于他不但自身勤于实践，练习、传播导引法，而且将医疗导引中的仿生动作加以改编、简化，编创了五禽戏，使作为治疗技术的导引普及成为一种养生运动。据有关记载，华佗每到一地，除了给当地民众看病之外，也把五禽戏教给民众，推动了导引的传播。导引作为一门医疗技术，在汉代已经自成体系，因为知识壁垒的存在，其传播层面较高，多在官宦之家或像彭祖之类的专业养生家之间流行，近代出土的《引书》和《导引图》，其墓主人身份一为官吏、一为王侯即为明证，所以这导致普通民众难以接触和学习导引而受益。华佗五禽戏的创编，使导引的习练和传播变得更加容易，方便了民众相互之间的学习传播，使广大的普通老百姓得以受益。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隋代之前，导引学的发展主流是治疗学，虽然其养生防病功能医家也有提倡，如东汉的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四肢才觉滞重，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但导引法更多是体现为一门治疗技术，其养生应用尚未得到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