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和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对形象问题的关注

我喜欢去散步。森林中央的山毛榉树郁郁葱葱，浅绿色的树叶洒下一片阴凉，此情此景，如诗如画。树下有一张长椅，仿佛在邀人休息。我脑海中响起一个声音：休息时间到了。于是我坐到长椅上，一边欣赏美景，一边放飞思绪，简直妙不可言！不经意间，我的目光落在一块小巧却十分醒目的黄铜标牌上，上面刻着：由胡贝图斯·迈尔博士捐赠。我拿出刚才在小货摊上买的那瓶汽水，拧开瓶盖时，意外看到瓶盖内印着：我们支持拉丁美洲的农民。尽管汽水味道很怪，但这条信息还是短暂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然后我拿起随身带来的报纸，又被梅赛德斯-奔驰新款S级轿车的广告吓了一跳，广告上写着，这些车是“生态化生产的典范”。

“做好事，说好话。”这句箴言在此时此地通过三个实例得到了印证。人们总是希望在别人和自己面前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这是道德行为的驱动力，随处可见。人们做好事的意愿主要取决于这个行动是否有旁观者，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或希望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大多数人不会在公共场合挖鼻孔，但在私家车上没人注意时呢？我们多少次目睹了有些人在自认为无人注意时的此种行为？还有上完卫生间后是否洗手，这个行为不容易引起关注，已有科学研究证明，当人们独自去公共卫生间时，如果没有旁人注意，他们通常不会洗手。相反，如果有旁人在场，他们就更讲卫生。因此，如果你预计随后会同某人握手，最好是同他一起去卫生间。

现在，从希望在他人面前呈现良好的表现说起。我们希望了解，人们在别人的关注下是否表现得更好？对良好形象的渴望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假设你是上述“拯救者研究”实验的被试，实验分两种情况进行：一种是在做决定时没有旁观者，且结果匿名；另一种是将你的决定告知其他三个被试。我们在一项研究中调查了这两种情况。1在做出决定后，行为受观察的被试进入一个单独的房间，房内有三人围坐在桌边，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倾听。被试须向他们报告自己是选择了金钱还是选择了拯救他人生命。虽然这三人是陌生人，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但他们的存在对结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匿名的实验中，没有旁观者，也不会有其他人知道这个选择，只有不到一半的被试（48%）愿意花100欧元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2相反，当人们知道有旁人见证这个决定时，愿意拯救生命的人占比上升到近3/4（72%）。当我们把金额增加到200欧元时，也存在类似的差异。这时，匿名实验中，有26%的人决定拯救生命，而有旁人观察时，这一比例为44%——增加了近70%，这仅仅是由于自己的行为受到旁人观察！

另有一项研究专门调查社会形象的作用。研究规定被试可以通过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来做好事。3实验中，他们必须交替按下电脑键盘上的X键和Y键，时长不超过5分钟。敲击出的X-Y组合越多，捐给慈善机构的钱就越多。这项亲社会任务在匿名和公开的条件下，效果也是不同的。在公开的实验组，实验结束时，每一位被试的完成量都会公开给所有的人。公开完成量意味着有可能在别人面前呈现良好的社会形象，因此与匿名的情况相比，敲击次数有所增加。实验数据显示，敲击次数从548增加到822，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提升啊。这项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研究都证明了，人们喜欢把亲社会行为建立在是否有人旁观的基础上。有人旁观时，他们可以捐更多的钱，进行更紧密的合作，他们的私心也会受到压制。4

有人旁观时，亲社会行为不仅可以为他人创造收益，也能为我们自己创造收益。因为所有人都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当别人对我们做出积极评价时，我们在工作或私人生活中会获得许多好处。“好人”的名声会带来赞许和社会的认可，还会带来可靠的友谊和伙伴，以及更好的工作。反之，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毕竟没人愿意和一个自己心目中的骗子、小偷或明显不合群的人一起生活，当然也没人愿意在自己公司里雇用这样一个人；如果某位市长或议员的候选人被传收受贿赂，总是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那此人必定很难得到选票。

如果我们在别人眼中是亲社会的，那么我们就能从中受益。所以只要旁边有人看，哪怕心不甘情不愿，我们也会付出些代价来证明自己的善良。因此，不仅是公园的长椅，不少大型慈善基金会也要镌刻捐助者的名字，很多建筑物也一样。也正因如此，当有旁人在的时候，尽管时间紧迫，我们也会在交通信号灯前停下来。给小费时，身边的人越多，给的钱也越多。徒步旅行时，若你周围有其他旅行者，相信你也不会轻易将垃圾扔在路边。

既然人们如此在意他人的看法，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实现一些目的。如果你是筹款方，要资助协会或博物馆，一定想激励尽可能多的人去捐款吧？那就公开捐赠者的名字吧，或者给捐赠者提供选择的机会。更高明的做法是匿名捐赠，通过第三方将名字泄露出去。在教堂里募捐时，千万不要用袋子，而要用敞口的碗。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看到别人是否真的捐了钱，以及捐了多少钱。不管你是否相信，这一点甚至已经被科学研究证实了。在下一次团队会议上，不妨当着整个团队的面询问谁愿意组织下一次圣诞晚会，诱惑员工表现自己大公无私的一面。

积极的“他者印象”对我们很重要。对良好口碑的追求为亲社会行为插上了翅膀。“自我形象”呢？对人类而言，在自己面前表现良好究竟有什么意义？试想，若你在一个黑暗房间独处，周围异常安静，只听到树叶沙沙作响，你会不由得思考这个问题：“我是谁？”此时如果你可以相信自己是一个好人，不是很美好吗？

在心理学上，积极的自我形象意味着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也就是我们的行为不违背自己的规范观念。积极寻求自身行为与道德价值观相一致，这是人们一贯的需求，它为行动创建了两种选择：一是举止良好、行为端正；二是对世界做一些新的诠释，以使自己不太磊落的行为与内心的想法相匹配。第二种方式非常符合人性，容后探讨。现在先谈谈第一种方式。假设对个人而言以下两点很重要：一、一个人的行为与他的价值观一致；二、好坏行为的意思不可随意更改、任意诠释。那么，是否可以证明，一个人对良好自我形象的渴望会对他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最近做了一个实验，实验对象可以在两个选项中进行选择。5选择选项A意味着被试得不到钱，但也不会造成伤害。选择选项B则意味着被试获得8欧元，但同时，另一位被试将遭受一次痛苦的电击。别担心，电击对健康完全无害，被试完全知情，且自愿参加，他们还可以随时结束实验。尽管如此，为了8欧元而对某人施加痛苦，这难道不是十足的卑劣行径吗？这两个选项体现了我在上文中对道德行为所下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出于卑劣的动机而故意给他人造成痛苦或伤害是不道德的（产生消极外部效应）。因此，在这个实验中，成本与收益的平衡体现为：讲道德，还是得到8欧元。此外，该实验没有灵活诠释的空间。我们向被试确切地描述了如何将电极连到另一位被试的手臂上进行电击，还向他们展示了一张照片（见图2-1）。此外，在实验说明中，我们还明确告诉被试该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人们是否愿意为了钱而对另一个人施加痛苦。你愿意这么做吗——为了8欧元？

参加实验的人通过抽签，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组别。在对照组中，被试坐在实验隔间中，不受旁人观察。他可以切实感觉到，自己在隔间内可以自主做决定。也许他们会想：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是个好人，但是……有钱拿也是极好的。与对照组条件不同，在实验组被试面对的是他自己。鉴于此，我们在用于做选择的那块屏幕顶部安装了一个网络摄像头，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拍摄被试的面部，图像同步展示在屏幕上端中央。被试的脸不可能逃过拍摄，摄像头配备了脸部追踪模式，因此无论头部往哪里移动，都能被牢牢地锁定在拍摄范围内。摄像头分辨率高——它甚至可以显示被试脸上最细微的变化。

两组的不同在于：对照组的被试在做决定时，只看得到用于做选择的屏幕。实验组的被试在这个过程中，还会看到他自己。这意味着，实验组的被试将想到自己，面对自己，这会累加他的个人经验，并激发自我意识。对良好的自我形象的追求会对他们的选择产生影响。不同于追求社会形象，被试此时并不是致力于展现一个良好形象给别人看，而是展现给自己看。如果自我形象发挥作用，则预计实验组的被试更愿意放弃金钱，做一个正直的人。

实验的结果证实了这个假设，自我形象在本实验中的确呈现相关影响。在对照组，72%的被试触发了电击，而当自我形象的作用得到强化时，这一数值下降到54%。面对自己时，人们的道德感增强了，他们会避免使自己的行为无端给他人造成痛苦。

现在你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被试本人的视频与自我形象之间毫无关联，这只不过是让人分了心，而且正是这种分心造成了两个组别的差异。说得好。为此，我们还设计了另一组实验。实验中也播放一段视频，但视频上的人不是被试本人，而是一个知名的德国电视节目主持人。视频循环播放克劳斯·克莱伯主持《每日新闻》的开场白。换句话说，在这组实验中，同样要播放一个视频，但视频上是一个与被试素不相识而且也不会见面的人。这个视频不应该对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有任何影响——实验证明也的确没有。

也许还有别的批评意见？（当你面对评审员的学术评估时，必须预先设想一切质疑，这里也是如此。）一位评审员说，尽管事实如此，也已明确说明，但被试仍有可能认为，拍摄到的视频图像不仅只有本人能看到，其他人也能看到。如果是这样，这就不是一个关于自我形象的实验，而是一个关于他者印象的实验。

那么现在该做什么呢？拆除摄像头，在屏幕上安装一面镜子吧！这看起来很奇怪，却能达到目的。在照镜子时，自我形象再次得到强化，但被试不会再怀疑是否同时还处于别人的观察之下。此处将镜子作为变量，应该能得到与使用摄像头的实验条件相同的结果。事实的确如此。

综合来看，研究结果相当具有说服力。自我意识的增强往往会引发更强的亲社会行为，这再次证明了积极的自我形象的重要性。这不仅说明形象与道德有关，而且还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视角，鼓励我们思考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影响人类行为，谋取共同利益。公司、组织或税务部门可以着力布置环境，使身处其中的人更容易关注到自身，这样可以鼓励他们做出有社会责任感的行为，无论是使用照片、个人签名，还是要求人们在做决定前思考他们是谁或想成为谁。自我形象的重要性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时会试图摆脱自我存在，或刻意避免想到与自我形象不一致的事情，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排斥那些让人想起自己行为不端的地点、回忆和图片。

事实上，人们的记忆似乎与自我形象息息相关。不然，我们该如何解释时常出现的选择性记忆呢？难道不是为了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吗？当我们记住的仅仅是自己的善行而不是恶行时，可以活得更轻松。忘记自己的不当行为对心灵的解脱，就像登山者放下沉重的背包一样。

但这真的有用吗？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科研人员就以下问题展开了调查：人们是否真的为了支持积极的自我形象而选择性保存记忆？6该研究假设记忆错误是系统性的，人们更能记住亲社会的决定而不是自私的决定：因此，人们记忆中的自己是比实际更好的人。7

被试参加了一个所谓的独裁者游戏——实验名称很奇怪。我在苏黎世攻读博士学位之初，第一次听说科学家进行独裁者游戏时，我想：他们是疯了。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实验，但其实很简单。所谓的独裁者之所以被称为独裁者，是因为他能从研究负责人那里得到一笔钱，并且可以用独裁的方式来处置这笔钱。他可以决定将这笔钱分多少给另一位被试，留多少给自己。他也可以干脆一点钱都不分。在经典的独裁者游戏中，扮演独裁者角色的被试领到10欧元，他可以将这笔钱随意分配给自己和另一位被试。利己主义者会把所有钱都留给自己。利他主义者更愿意分出一半。所以你可以通过一个人选择给对方的金额来判断他的利他主义程度。这个简单的游戏已经被应用到不同的实验中，服务于多项研究，现在成了利他主义研究中的“果蝇”[1]。在这样的游戏中，一般独裁者会分出25%左右，很多人一点都不给，有些人给一半，但极少有超过一半的。8

说回记忆研究。该研究中也有被试扮演独裁者的角色，他们可以决定给另一个人多少钱。然而，他们不像经典的独裁者游戏中的被试那样，只得到一笔固定的钱，然后做出分配。这个实验中，被试将会进行5次不同的分配。实验有5种设计，独裁者每次获得的金额为10～30瑞士法郎不等，他每次都要据此做出不同的分配。这样设计是有道理的，因为单独的一个决定几乎不会导致任何记忆错误。但如果你要做5个决定，记忆就可能产生混乱……分配结束后，被试需要完成一份调查问卷和一个数学测试，这些“用于分散注意力的练习”意在将被试在独裁者游戏中所做的决定从其短时记忆中删除。

接下来是实验的关键部分：被试被要求复述并写下做独裁者时做的5个决定。他们要回忆起5次分别获得的金额，以及自己分配了多少给别人。他们会获得物质上的激励来尽可能准确地进行回忆，准确回忆是有报酬的。尽管有这些激励措施，结果依然证实了我们的假设：人们会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保存记忆。在独裁者游戏中，被试记住的金额平均比实际分配出去的金额高很多。这种效应对那些分配出相对较少金额的被试来说尤其明显。这是合理的，因为那些付出相对较多的人没有理由不记得自己的慷慨。

因此，为了在自己面前树立良好形象，我们欺骗了自己——这一点通常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如果你的室友坚称他们经常清理洗碗机并把垃圾带到外面（你却并不记得有此事），请不要惊讶。当同事宣布他们定期且慷慨地向慈善机构捐款（即使他们甚至没有为咖啡买过单）时，请不要惊讶。共享公寓中没有人记得自己上一次点了比萨后，将几个打包盒连带啤酒箱“忘”在了走廊上，对此也请不要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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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果蝇被广泛用于遗传和演化的研究，此处意指独裁者游戏被广泛应用于利他主义研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