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本书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创新。

第一，研究视角新。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极少专门关注女性问题研究，也鲜有讨论公共参与意识。在妇女研究中，对女性参与的研究主要从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视角出发，而且关注政治参与居多。本书选择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框架内立论来研究女性公共参与意识培育，无论在思想政治研究领域还是妇女研究领域都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尝试。

第二，研究理念新。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中，在国家与妇女互动同构的研究理念下来研究女性公共参与意识培育，既与时俱进，也避免了西方女权主义分析方法的偏激，凸显了妇女解放研究的中国路径和中国特色。

第三，分析方法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以前较少采用西方舶来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本研究采用中国化了的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对女性公共参与意识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增加了更多对建构参与意识的社会性别文化、性别政治的考量，同时始终注意站在同为抽象“人”的基点上评价参与意识，这样的分析方法有利于产生更多维度的认识和思考。

本书的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需要更严格地把“公共参与”之“意识”与“公共参与”之“行为”加以区分，用更具学理化的方式对二者分而述之。意识和行为在个体身上通常是融为一体的，当二者完全一致时，从行为观照意识是可信的。但实际上，二者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并不一致，而对这种不一致的分析恰恰更具研究价值。准确地测量和评估意识是一个很大的难点，从行为中科学提取反映意识的有效成分也是一个难点，本研究的遗憾就在于没有借助有效的分析方法完全聚焦“意识”，也没有用足够有说服力的理论抓手透彻地解剖“意识”。所以，尚须在后续的研究中提升理论分析的高度和深度。

第二，需要加入更多男性参与的实证资料作为对比，提高理论分析的科学性。有比较才有鉴别，目前女性的公共参与意识相对较弱是社会公认的，也是连续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说明了的。但是21世纪以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的男女两性的公共参与意识状况都是从史料的描述性数据得来的，在对这些描述性数据的解读中难免受到研究者本人“先入为主”的理解影响，不够客观。而且研究者主要聚焦女性参与，不自觉地屏蔽掉一些男性参与的信息，不够全面。因此，未来还须补充关于男性研究的佐证材料，增强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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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0年3月8日。

[2]习近平：《在妇女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1年11月9日。

[3]《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发挥我国妇女伟大作用》，《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日。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页。

[5]张耀灿、陈万柏：《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4页。

[6]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第14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4页。

[8]《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76页。

[9]衣俊卿：《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10]陈庆云：《强化公共管理理念 推动公共管理社会化》，《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2期。

[11]戴烽：《公共参与——场域视野下的观察》，商务印书馆，2010，第8页。

[12]吴昕春：《公共选择与公民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3]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77页。

[14]俞可平：《公民参与的几个理论问题》，《学习时报》2006年12月18日。

[15]戴烽：《公共参与——场域视野下的观察》，商务印书馆，2010，第10页。

[16]秦树理、王东唬、陈垠亭：《公民意识读本》，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第183页。

[17]杨林香：《青年参与意识研究（1949—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页。

[19]〔加〕巴巴拉·阿内尔著《政治学与女性主义》，郭夏娟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351页。

[20]〔加〕巴巴拉·阿内尔著《政治学与女性主义》，郭夏娟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298页。

[21]转引自李晓广《当代中国性别政治与制度公正》，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0页。

[22]王金玲主编《中国妇女发展报告 No.5——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46页。

[23]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第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