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与和平的道路上
金吾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
邢润川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教授)
从小立志献身化学
莱纳斯· 鲍林(L.Pauling),1901年2月28日出生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父亲是一位药剂师。小鲍林年幼好学、聪颖机敏,他很小就注意到父亲的药柜里的那些药粉、药膏等制剂,父亲告诉他这些都是化学药品。鲍林惊叹于化学药品的魔力,竟能治愈病人。父亲在向他介绍药物知识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将成为一位伟大的化学家。他在鲍林9 岁时就不幸去世了,但他对鲍林后来走上化学研究的道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11岁那年的一天,鲍林到他的同学杰弗里斯(L.A. Jeffress)家去玩。杰弗里斯在自己家中的实验室里做一些化学实验给鲍林看。他把氯酸钾与糖混合,然后加入几滴浓硫酸。这个反应会产生蒸气和碳,并且作用极其强烈。这个实验在今天看来是十分简单、十分平常了。然而,在那时却给鲍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惊奇得出了神。几种物质放在一起,竟会出现这样奇特的现象;一种化学物质能变成另一种性质明显不同的物质。“它使我意识到在我周围的世界还有另一类变化存在”,鲍林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自此以后,鲍林那幼小的心灵中就萌生了对化学的热爱。
鲍林还得到一位实验室仪器保管员的帮助。这位保管员给他提供一些简单的仪器和药品。他父亲的朋友又给他一些化学药品,并教给他用药杀死昆虫制作标本的知识。鲍林这时已经知道可以用硫酸处理某些化学药品。这样,鲍林很小就有了一些初步的化学知识。
当鲍林升入高中时,他经常到实验室去做实验。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化学,决心献身于化学事业。此外,他对物理、数学也很感兴趣。他关心周围的事物,细心观察各种现象。13岁时,有一天鲍林打着伞在路上走,突然他通过伞看到一条弧形的彩色光带,并注意到通过伞面上的线缝衍射产生的光谱。他还注意到光线通过玻璃的折射现象,但并不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这也使他产生了兴趣,试图寻找光谱的起源。
1917年,鲍林考取了俄勒冈农学院化学工程系。他认为,学工程正是他实现梦想成为化学家的理想途径。但那时,鲍林的家境不佳,母亲生着病,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鲍林只得通过各种办法谋生,甚至中途实在难以为继而辍学了。当他再回俄勒冈农学院后,他一边读书,一边当定量分析教师的助手,最后的两个学期还教化学系二年级一个班的化学课。尽管条件这样困难,鲍林还是如饥似渴地读化学书籍和近期出版的化学杂志,深入钻研路易斯(G.N.Lewis)和朗缪尔(I.Langmuir)发表的关于分子的电子结构的论文。如果说少年时期他还只是迷惑于神秘的现象,现在他已开始思考起隐藏在化学反应背后的本质、思考起物质结构的奥秘了。路易斯和朗缪尔的论文,提出了化学键的电子理论,解释了共价键的饱和性,明确了共价键的特点,在化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把化学结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另外,鲍林还留心原子物理学的发展,他试图了解物质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与组成它们的原子和分子结构的关系。他从深入思考颜色、磁等方面的性质中,逐渐感觉到有可能用化学键来解释物质的结构和性质。
1922年,鲍林从俄勒冈农学院毕业,获化学工程理学学士学位。
打下坚实的基础
加州理工学院盖茨化学实验室主任诺伊斯(A.Noyers)教授,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诺伊斯教授是当时物理化学和分析化学的权威,曾培养出许多著名的化学家,在教学上被誉为“在美国没有哪位化学教师能像他那样鼓励学生去热爱化学”。中国著名化学家张子高就是他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气横溢的鲍林于1922年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诺伊斯教授立即就发现了这棵破土而出的壮苗。
诺伊斯教授告诉鲍林,不能满足于教科书上的简单知识,除了学习指定的物理化学课程外,还应当大量阅读补充读物。诺伊斯把他与人合写的《化学原理》一书在出版前的校样给鲍林,要求鲍林把第一章到第九章的全部习题都做一遍。鲍林利用假期按诺伊斯的要求做了,从中学到了许多物理化学的基本知识,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诺伊斯教授又把鲍林推荐给学识渊博的著名科学家迪金森(R.Dickinson)。迪金森曾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学习过放射化学技术,回美国后,在帕萨迪那(Pasade-na,加州理工学院所在地)从事X射线测定晶体结构的研究,于1920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的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诺伊斯建议鲍林在迪金森指导下做晶体结构测定。当时,X射线衍射法已提供了大量关于结构和关于原子间距离及键角等资料,人们甚至已经开始讨论原子为什么会以这样一些方式结合在一起的问题。鲍林由于早年读过朗缪尔关于分子结构的论文,也读过布拉格(W.L.Bragg)论X射线与晶体结构的文章,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研究课题正合鲍林的心意。鲍林就在迪金森指导下利用X射线做结构测定的研究工作。几经挫折和失败,他终于通过各个步骤而胜利完成了辉钼矿 MoS2晶体的全测定工作。
第一次研究的成功,给了鲍林巨大的信心和力量,也使鲍林受到了严格的技术训练和全面的基础培养。迪金森头脑清晰,思想深邃,治学态度严谨,非常厌恶粗心和浅薄。他对鲍林严格要求。他在培养鲍林做结构测定过程中,教给他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研究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方法不同,见不到、摸不着,需要借助理论思维,需要靠一系列的逻辑论证,这使鲍林了解到科学方法和逻辑思维的力量,认识到在经验事实材料基础上做出理论概括、揭示物质世界的内在本质的重要性。
后来,鲍林又得益于物理化学和数学物理学教授托尔曼(R.C.Tolman)的指导。托尔曼教授知识渊博,对物理学的新进展有透彻的了解,他相信可以应用物理方法来解决许多复杂的化学问题。他特别重视基本原理,并应用先进的热力学和统计力学以解决物理学和化学问题。他把数学物理学课程介绍给物理化学研究班,鲍林正好在这个研究班学习。这使鲍林克服了物理学和数学知识的不足,从而为后来运用量子力学新成就来解决复杂的化学结构问题提供了重要条件。
1925年,鲍林以出色的成绩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鲍林还做了一些化学问题的研究,他试图建立起一种化学理论,建立一种与经验事实相符并能用以解释经验事实的关于物质本性的理论。他在晶体结构研究中还创立了一种科学方法,按鲍林的解释,就是通过猜测而求得真理的方法。他指出,我们可以而且应该运用逻辑推理方法从晶体的性质推断它的结构,依据晶体的结构又可预见晶体的其他性质。应该说,这是鲍林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方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鲍林崭露头角,赢得了老师们的赞誉。迪金森就认为,他自己在晶体结构研究方面也许不会有多大成就,但他肯定鲍林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赴欧洲深造,名师指点
20世纪第一个年头,普朗克(M.Planck)提出了革命性的量子假说。没过多久,爱因斯坦(A.Einstein)运用量子理论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玻尔(N.Bohr)在1913年把量子理论运用于解释原子结构,提出了著名的玻尔原子模型。在此期间,劳厄(Max V.Laue)和布拉格父子使X射线成了研究晶体结构的有力的实验工具,用X射线衍射方法测定晶体结构工作获得巨大成功。索末菲(A.Sommerfeld)在X射线线谱的精细结构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到了20世纪20年代,德布罗意(L.de Broglie)提出了物质波假说,指出微观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海森伯(W.Heisenberg)和薛定谔(E.Schrödinger)分别利用不同的数学形式表达微观粒子的运动,从而创立了新的量子力学。上述这些重要科学成就,预示着为应用量子理论和量子力学攻破复杂的化学结构问题打开大门的条件日益成熟了。
鲍林正是在这个不平常的科学大变革时期,渴望解决物质结构和化学键的本质问题而赴欧洲向名师求教的。1925年他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曾给玻尔写信,请求玻尔同意他到哥本哈根跟随玻尔做研究工作,玻尔没有给他答复。接着,鲍林给在慕尼黑的索末菲写信,索末菲教授很快复信同意鲍林去慕尼黑。于是鲍林于1926年2月去欧洲。他在索末菲那里度过了紧张而愉快的一年。索末菲的出色讲演,深深地吸引了鲍林,为鲍林的研究展示了更为宽广的道路。随后,鲍林又到玻尔实验室工作了几个月,接着又到瑞士苏黎世,跟随薛定谔和德拜(P.Debye)做研究工作,听他们的讲演,并且开始研究用量子力学解决化学键问题的可能性。
1927年,鲍林从欧洲返回加州理工学院,担任理论化学助理教授,除了讲授量子力学及其在化学中的应用外,还教晶体结构、化学键的本质和物质电磁性质理论等课程。1930年春夏,鲍林再度赴欧,到布拉格实验室学习X射线技术,随后又到慕尼黑学习电子衍射技术。回美国后不久,鲍林就被加州理工学院任命为教授。
玻尔、薛定谔、布拉格、德拜和索末菲这些大科学家都是当时站在科学前沿的人,他们具有高深的科学素养,同时又能洞察科学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了解并熟悉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名师出高徒,鲍林正是在这些名师指点下,摸清了当时科学发展的脉络,找到了化学所面临的突破口。加之,他受到了严格的科学训练,学到了这些大科学家搞研究工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就使他后来有可能把量子力学运用到化学中去,解决分子结构和化学键本质中的重大难题。此外,他还掌握了X射线、电子衍射等先进技术,这使他后来在蛋白质结构研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化学上的杰出贡献
19世纪关于物质的组成所提出的经典结构理论,只是定性地解释了化学现象和经验事实。随着电子的发现,量子力学的创立以及像X射线衍射等先进物理方法被应用于化学研究,现代结构化学理论逐步建立了起来,并且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关于化学键的新理论被提出来了,其中之一就是价键理论。
价键理论是在处理氢分子成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理论认为,原子在化合前有未成对的电子,这些未成对电子,如果自旋是反平行的,则可两两结合成电子对,这时原子轨道重叠交盖,就生成一个共价键;一个电子与另一个电子配对以后就不能再与第三个电子配对;原子轨道的重叠愈多,则形成的共价键就愈稳定。这种价键理论解决了基态分子的饱和性问题,但对有些实验事实却不能解释。例如,在CH4中,碳原子基态的电子层结构有两个未成对的电子,按照价键理论只能生成两个共价键,但实验结果表明CH4 却是正四面体结构。
为了解释CH4是正四面体结构,说明碳原子4个键的等价问题,鲍林提出了杂化轨道理论。杂化轨道理论是从电子具有波动性,波可以叠加的观点出发,认为碳原子和周围电子成键时,所用的轨道不是原来纯粹的S轨道或p轨道,而是S轨道和p轨道经过叠加混杂而得到“杂化轨道”。根据他的杂化轨道理论,就可以很好地解释CH4中碳四面体结构的事实,同时还满意地解释其他事实,包括解释络离子的结构。鲍林提出的杂化轨道理论对化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鲍林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所提出的共振理论在现代分子结构理论发展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化学界有着重要的地位。价键理论对于用一个价键结构式来表示的分子是很合适的,但对于用一个结构式不能表示其物理化学性质的某些分子时,价键理论就不行了,例如共轭分子。像苯分子,若用经典的凯库勒(Kekulé)结构式表示就出现了困难。按凯库勒结构式,苯环中应有3个双键,应该可以起典型的双键加成作用,但实际却起取代作用,这说明苯环中并不存在典型的双键,它具有“额外”的稳定性。为了解决价键理论与上述实验事实不相符合的困难,鲍林用了海森伯在研究氦原子(最简单的多电子原子)问题时对量子力学交换积分所作的共振解释,用了海特勒(Heitler)和伦敦(London)在研究氢分子(最简单的多电子分子)问题时从单电子波函数线性变分法所得到的近似解法,用电子在键连原子核间的交换(即“电子共振”)来阐明电子在化学键生成过程中的具体成键作用,利用键在若干价键结构之间的“共振”来解释共轭现象和新结构类型,如苯分子是共振于五个价键结构之间。
鲍林认为苯分子的真实基态不能用五个结构的任何一个表示,却可以用这些结构的组合来描述。这一理论解释了苯分子的稳定性,与实验事实很好地相符。
鲍林的共振论,在认识分子和晶体的结构和性质以及化学键的本质方面,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它直观易懂,一目了然,在化学教学中易被接受,所以受到化学工作者的欢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在化学中居于统治地位,至今仍在化学教材中被采用。共振论把原有的价键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
共振论出现在化学从经典结构理论向现代结构理论研究转变的时期,具有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的特点,虽然它未能正确揭示出化学键的本质,却是化学结构理论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提出的一种学术观点和理论。
作为一种科学假说,它的是非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实践检验和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来解决。但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学术界却对共振论大加鞭挞。把共振论称作马赫主义和机械主义。苏联科学院还召开规模较大的全国化学结构理论讨论会,对之进行讨伐。在苏联曾经赞同过共振论的化学工作者均受到批判,相关图书被禁止出版。这场批判也波及中国,曾经有一段时期,人们把共振论当作有机化学中的唯心论加以批判。
然而,作为化学家的鲍林,一方面认为共振论与经典结构理论一样都是假设性的,因此说明有机结构是有其局限性的;另一方面,他坚信自然科学上的是非必然会由自然科学自身的发展作出判决,对不适当地使用行政手段粗暴干预自然科学的做法,抱鄙视态度。他在《结构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五十年的进展》一文中回顾了苏联对他的共振论的批判。他认为,这种出于“意识形态或哲学领域里的强烈批判”是步李森科的后尘。李森科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提倡抛弃现代遗传学。苏联化学家为了某种意识形态的需要企图抛弃现代化学。然而正如他在结尾中所指出的：“过去五十年的全部经验,包括在合理的原则基础上关于对世界的不断加深的理解,已经使我们抛弃一切教义、天启和独断主义。从科学的进步中得出的新世界观的最大贡献将是由理性代替教义、天启和独断主义,这种贡献甚至比对医学或对技术的贡献更大。”
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鲍林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苏联科学院的领导人后来也承认,过去对鲍林及其共振论的粗暴批评“没有促进工作的进展,而是使科学家比较快地离开了这个科学领域”,那种批判是“没有根据地给现代化学发展中有巨大意义的量子论概念和量子力学方法投上了阴影”“不公平地根本怀疑共振论创始人的全部研究的科学价值”。共振论是一种科学理论,绝不是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流派,那种给自然科学理论武断地扣上政治的或哲学的帽子,并施之以棍棒的做法是极端有害于科学的发展的。
鲍林除了上述成就以外,还独创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子参数和键参数概念,如共价半径、金属半径、电负性标度、离子性等。这些概念的应用不仅对化学,而且对固体物理等领域都有重要作用。他在科学研究中所运用的科学方法也具有同样的价值。此外,鲍林还在1932年就预言了惰性气体可以与其他元素化合而形成新化合物。这一预言在当时是非常大胆、非常出色的。因为根据玻尔等人的原子模型,惰性气体原子最外层电子恰好被八个电子所填满,已形成了稳固的电子壳层,不能再与别的元素化合。然而,鲍林根据量子力学理论指出,较重的惰性气体可能会和那些特别容易接受电子的元素形成化合物。这一预言到1962年被加拿大化学家柏特勒特(N.Bartlett)制成的第一个惰性元素化合物六氟合铂酸氙所证实。它推翻了长期在化学中流行的惰性气体不能生成化合物的形而上学观点,推动了惰性气体化学的发展。
鲍林并没有在这些杰出成就面前停步,而是运用自己有关物质结构的丰富知识进一步研究分子生物学,特别是蛋白质的分子结构。20世纪40年代,他对包含在免疫反应中的蛋白质感兴趣,从而发展了在抗体-抗原反应中分子互补的概念。1951年起,他与美国化学家柯里(R.B.Corey)合作研究氨基酸和多肽链。他们发现,在多肽链分子内可能形成两种螺旋体: 一种是α-螺旋体,一种是γ-螺旋体,这纠正了前人按旋转轴次为简单整数而提出的螺旋体模型。鲍林进一步揭示出一个螺旋是依靠氢键连接而保持其形状的,也就是长长的肽链的缠绕是由于氨基酸长链中某些氢原子形成氢键的结果。作为蛋白质二级结构的一种重要形式的α-螺旋体已在晶体衍射图上得到了证实。这一发现,为蛋白质空间构象打下了理论基础,成为蛋白质化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鲍林由于对化学键本质的研究以及把它们应用于复杂物质结构的研究而荣获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
在科学前沿的生涯
在195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鲍林诺贝尔化学奖的典礼上,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代表亨格教授盛赞鲍林的成就时说道：“鲍林教授……你已经选择了在科学前沿的生涯,我们化学家们强烈地意识到你的拓荒工作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的确,鲍林始终生活在科学的前沿。
在1953年1月,当鲍林提出蛋白质α-螺旋结构之后不久,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F.H.Crick)从与他同一办公室工作的鲍林的儿子彼得(Peter Pauling)那里得知,鲍林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也在建立脱氧核糖核酸(DNA)分子的模型,所得结果和他与沃森(J.D.Watson)第一次建立起来的错误模型相似。他们在接受了鲍林和他们自己模型的教训基础上,加以改正,从而提出了一个新的DNA分子模型。这就是沃森-克里克DNA双螺旋模型,后来为实验所证实,他们因此荣获了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沃森和克里克的DNA双螺旋的发现,大大推动了生物大分子核酸和蛋白质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研究,建立起了分子遗传学这一新兴学科,使生物学进入分子生物学的新阶段。在这个重大的发现中,鲍林是有积极贡献的。因为沃森和克里克使用了鲍林在发现蛋白质α-螺旋分子结构所使用的同样原理,鲍林的DNA分子模型对他们也有启示作用。而且在沃森和克里克建立了DNA双螺旋模型以后,鲍林和柯里又指出,在胞嘧啶和鸟嘌呤之间是3个氢键,这一发现立即被沃森和克里克所接受。
1954年,鲍林开始转向对大脑结构与功能的研究,并提出一个一般麻醉的分子理论以及精神病的分子基础问题。对精神病分子基础的了解,有助于对精神病的治疗。
鲍林第一次提出了“分子病”的概念。他在对疾病的分子基础研究中,了解到“镰状细胞贫血”是一种分子病,包括了由突变基因决定的血红蛋白分子的变态。即在血红蛋白中总共有将近600个氨基酸,如果将其中的一个谷氨酸用缬氨酸替换,便会导致血红蛋白分子变形,造成致命的疾病——镰状细胞贫血。他发表了《镰状细胞贫血——一种分子病》的研究论文,并进而研究分子医学,写了《矫形分子的精神病学》的论文。他指出,分子医学的研究对于了解生命有机体的本质,特别是对记忆与意识的本质的理解极有意义。可以说,鲍林的这些重要工作,在科学上已经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对分子水平疾病的研究。
鲍林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兴趣非常广泛,自然科学的许多前沿都在他的视野之内。晚年的鲍林从事化学-古生物遗传学的研究,以揭示生命起源的秘密。从原始生物阿米巴(一种变形虫)起,到人的不同进化阶段中,生物在核酸、蛋白质和多肽结构中还保留下它们原有的信息,这种信息反映了生物的发展史,研究其中的一种分子就可以了解生物进化的过程。鲍林通过核酸、蛋白质和多肽的研究,来了解分子产生的历史。鲍林认为,这项工作虽然刚开始,还只是拟订一些原则,但他相信,通过分子研究来获得生物的进化史方面的知识,必将做出许多有意义的发现。
此外,鲍林还于1965年提出了一个原子核模型。有些科学家认为,他的模型在若干方面比起某些核模型来有不少优点。
坚强的和平战士
鲍林反对战争,特别是核战争,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的一切争端和冲突,并为实现“让科学技术的成就造福于人类”的信念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上空爆炸后,核武器不断地被制造出来。许多科学家预感到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技术发明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他们出于善良的愿望,把制止战争看成自己道义上的责任,希望以掀起和平主义运动为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鲍林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鲍林曾指出：“科学与和平是有联系的。世界已被科学家的发明大大地改变了,特别是在最近一个世纪。”同时鲍林又认为,“现代人类所有的愚蠢举动中,最大的蠢事就是年复一年在战争和军事上浪费掉了世界财富的十分之一。如果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人类会得到最大的利益”。他为此而致力于和平运动,从事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他还因此而遭受了许多的威胁和打击。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曾对鲍林进行审查,怀疑他是“亲共分子”,禁止他出国旅行、访问和讲学。1952年,原定在英国召开一次有关DNA分子结构的讨论会,邀请鲍林出席,英国科学家还安排他去访问威尔金斯实验室。在此之前,威尔金斯(M.H.F.Wilkins)关于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还没有公开发表,鲍林曾建议威尔金斯能公布出来,威尔金斯表示同意鲍林去他实验室参观,给鲍林看DNA的X射线衍射照片。设想一下,如果鲍林能见到威尔金斯的照片,或许有可能赶在沃森和克里克之前建立起DNA的双螺旋结构来。然而鲍林终于未能在这个划时代的发现中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那不是他的过错,因为美国政府在鲍林即将出国前一分钟宣布取消他的出国护照。鲍林由于从事和平运动,不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还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活动。直到鲍林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之后,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取消限制鲍林出国的禁令。
1955年,鲍林和世界闻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罗素(B.A.W.Russell)、约里奥-居里(J.F.Joliot-Curie)、玻恩(M.Born)等签署了一个呼吁科学家应当集会来评价发展毁灭性武器所带来危险的宣言。在这个宣言影响下,不久就成立了“帕格沃什科学与国际事务会议”组织,从事宣传反对战争、主张科学为和平服务的活动。鲍林积极参加了这项活动。
1957年5月15日,鲍林起草了《科学家反对核试验宣言》。这个宣言在两星期内,就有2000多位美国科学家签名,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有49个国家的11000多名科学家签名。1958年,鲍林把这个宣言提交给了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向联合国请愿。同年,他写了《不要再有战争》一书,书中简明地解答了核能和放射性的基础知识,并提出和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和危害最大的问题,计算了核武器对人类的严重威胁。此书于1962年增订再版。
1959年,鲍林与罗素等人在美国创办《一人少数》(The Minority of One)月刊,宣传和平。同年8月,他参加日本广岛举行的第五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
由于鲍林对和平事业做出一系列的贡献,1962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次年,他以“科学与和平”为题在挪威的奥斯陆大学发表了获奖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 在我们这个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世界问题不是用战争或暴力来解决,而是按照对一切国家都公平,对所有人民都有利的方式,根据世界法律来解决”。鲍林追述了科学家们为和平而斗争的历程后,指出,“我们有权在这个非常时代活下去,这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这是过去几千年战争和痛苦的时代同和平、正义、道德和人类幸福的伟大未来交界的时代”。他坚信,“由于更好地使用地球上的资源,科学家的发明,人类的努力,也将免除饥饿、疾病、失业和恐惧,并且,我们将能够逐步建立起一个对全人类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都是公正合理的世界,建立起一种同人的智慧相称的文化”。
鲍林为和平事业所做的努力,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影响。西方76位著名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以后,于1964年在纽约为他举行庆祝会,表彰他为和平事业所做的贡献。
他没有在荣誉面前止步
鲍林发表过400余篇科学论文和大约100篇关于社会和政治,特别是关于和平问题的文章,还出版了十几本科学专著。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化学家,其中包括几位中国著名化学家。中国科学界对鲍林教授是熟悉的。20世纪60年代,鲍林的代表性著作《化学键的本质,兼论分子和晶体的结构:现代结构化学导论》(简称《化学键的本质》)一书也由卢嘉锡教授等人译校出版。
除了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以外,鲍林还多次获得各种化学奖。1975年,他获得福特总统授予的1974年度国家科学奖章;1978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授予他1977年罗蒙诺索夫金质奖章;1979年4月,他又接受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化学奖。
鲍林教授被国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大学聘请为教授和研究员,有30所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他曾任1949年美国化学会主席,1951年到1954年还担任过美国哲学会副主席。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外国会员,法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是挪威、苏联、印度、意大利、比利时、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许多国家科学院的荣誉院士。
鲍林教授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位精神病理学家;次子是伦敦学院的化学教授,与鲍林合著了《普通化学》一书;小儿子是加州大学生物学教授;女儿是一位蛋白质化学家,女婿原是鲍林的学生,后来是加州理工学院地质地球系主任。鲍林的经济状况是优裕的,但荣誉和优裕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放弃科学工作而去安享晚年。他晚年一直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和医学研究所从事分子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鲍林特别强调化学工作者应当讨论化学与人类进步的关系。他不仅关心化学对人类健康福利方面的贡献,还非常重视化学发展的社会因素。他在美国化学会成立100周年纪念会上说：“在未来100年内,化学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大小,不但取决于化学家,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特别是政治家。”他指出,美国的奋斗目标应当是建设一个使每个人都能过幸福生活的国家。他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光靠科学家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政府和人民、科学家、政治家的共同合作才能达到。
鲍林教授为科学与和平事业做出的贡献,值得钦佩,值得尊敬,同时他的思想活动和精神风貌也发人深思,令人从中大受教益。他生活在一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但他从不随波逐流,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英国出版的百科全书在介绍鲍林教授的工作和成就时写道：“他作为一位科学家,成功在于对新问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于他认识事物间相互关系的能力和敢于提出异端思想的胆识和勇气。尽管他提出的概念并非全是正确的,却总能促进人们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进一步的探讨。”这是对鲍林教授思想活动和思想方法的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